美國總統特朗普推行的許多政策引發巨大爭議，《紐約時報》3月13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一場大災難正在發生》的文章，抨擊特朗普。文章作者是該報專欄作家弗裏德曼（Thomas L. Friedman），他曾三次獲得普利策獎。

文章摘編如下：

如果你對特朗普總統在烏克蘭問題、關稅、芯片或其他諸多問題上反複無常的策略感到困惑，那不是你的問題。是他的。你所看到的這位總統，競選第二任期是為了逃避刑事訴訟，並報複那些他無端指責在2020年大選中“竊取”了選票的人。他從未有條理地論述過當今世界的重大趨勢，以及如何讓美國順應這一趨勢，從而在21世紀蓬勃發展。他參選的初衷可不是這個。

贏得大選後，特朗普立刻重拾他舊有的執念和怨恨——包括對關稅、普京、澤連斯基以及加拿大等等。他組建的政府充斥著數量驚人的極端意識形態分子，這些人符合一個首要且唯一的標準：始終把對特朗普及其突發奇想的忠誠置於對憲法、美國外交政策傳統價值觀或基本經濟法則的忠誠之上。

結果就是你如今所看到的：時而實施時而取消的關稅、時而支持時而中斷對烏克蘭的援助、時而削減時而恢複對內對外政府部門和項目開支，各種相互矛盾的指令層出不窮。而內閣部長和幕僚們之所以會執行這些指令，是因為他們都心懷恐懼，擔心一旦偏離了我們這位“敬愛的領袖”在社交媒體上剛剛發布的任何政策路線，就會遭到埃隆·馬斯克或特朗普發X指責。

各位，這樣的狀況持續四年是行不通的。

我們的市場會因不確定性而陷入崩潰，我們的企業家會精神崩潰，我們的製造商也會精神崩潰，我們國內外的投資者都會精神崩潰，我們的盟友會精神崩潰，而且我們還會讓世界其他國家也陷入精神崩潰。

當美國總統在短時間內先是威脅烏克蘭，接著威脅俄羅斯，然後又撤回對俄羅斯的威脅，威脅要對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高額關稅，隨後又再次推遲征收，對中國大幅提高關稅，還威脅要對歐洲和加拿大加征更多關稅時，你就無法管理好一個國家，無法成為美國的盟友，無法經營好一家企業，也無法成為美國的長期貿易夥伴。

我們最親密盟友的高層官員私下表示，他們擔心我們不僅變得不穩定，甚至實際上正在成為他們的敵人。唯一受到溫柔對待的人是普京，而美國的傳統盟友們都感到震驚不已。

但在特朗普所有的彌天大謊中，這是最大的一個：他聲稱自己接手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經濟，所以才不得不采取這些舉措。簡直是無稽之談。喬·拜登確實犯了不少錯誤，但在明智的美聯儲的幫助下，美國經濟在他的任期結束時實際上狀況相當不錯，並且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美國絕對不需要全球關稅休克療法。

企業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相對健康，油價處於低位，失業率僅在4%左右，消費者支出在增加，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約為2%。

現在，經濟學家們擔心，特朗普給經濟注入的這種巨大不確定性可能會因為一些錯誤的原因而導致利率下降——因為太多的投資者因不確定性而降低了國內外的經濟增長預期。或者我們可能會麵臨更糟糕的情況：經濟增長停滯和通貨膨脹（由眾多關稅引發）並存，也就是所謂的滯脹。

但特朗普引發的這種不確定性並非爺爺奶奶輩的那種周期性的經濟不確定性。這是一種深入骨髓的不確定性，來自你眼睜睜看著一個80年來自己所熟知的世界，被世上最強大的人物——一個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且身邊圍繞著一群唯唯諾諾之輩的人——所瓦解。

自1945年以來，世界經曆了一段非凡的經濟增長時期，並且沒有發生過大國之間的戰爭。當然，它並非十全十美，也有許多動蕩不安的年份，還有一些國家發展滯後。但從世界曆史的宏觀角度來看，這80年對很多地方的很多人來說，都是相當和平與繁榮的。

而世界之所以呈現出這樣的局麵，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美國的地位。

1961年1月20日，約翰·F·肯尼迪在就職演說中的兩句話很好地總結了當時的美國：“讓每一個國家都知道，無論它對我們懷有善意還是惡意，為確保自由的存在與勝利，我們將付出一切代價，背負一切重擔，應對一切艱難，支持一切朋友，反抗一切敵人。”

還有：“所以，我的美國同胞們，不要問你們的國家能為你們做些什麽，而要問你們能為自己的國家做些什麽。全世界的公民們，不要問美國將為你們做些什麽，而要問我們共同能為人類的自由做些什麽。”

特朗普和他那空洞無物的副總統JD·萬斯，完全顛倒了肯尼迪的號召。特朗普-萬斯版本是這樣的：

讓每一個國家都知道，無論它對我們懷有善意還是惡意，如今的美國不會付出任何代價，不會背負任何重擔，不會應對任何艱難，而且為了確保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存續，它會拋棄任何朋友，向任何敵人獻媚——哪怕這意味著隻要對我們有利或方便，就可以在任何地方放棄自由。

所以，我的美國同胞們，不要問你們的國家能為你們做些什麽，而要問你們能為特朗普總統做些什麽。全世界的公民們，不要問美國將為你們做些什麽，而要問你們準備好為讓美國保護你們而付出多少代價。

像美國這樣至關重要的國家——自1945年以來一直通過北約、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發揮著關鍵的穩定作用，並且確實比其他國家承擔了更多的責任以做大蛋糕，而我們因為份額最大從中受益最多——當這樣一個國家突然背離其角色，成為這個體係的掠奪者時，大家可要當心了。

如果說特朗普有什麽可以辨識且始終如一的外交政策理念的話，那也是他從未在競選時宣揚過的、而且在曆史上也絕無僅有的理念。

以色列《新消息報》的專欄作家納胡姆·巴內亞近日對我說：“特朗普是一個孤立主義-帝國主義者。”他想要得到帝國主義的所有好處，包括他國的領土和礦產資源，卻不想派遣任何美國軍隊，也不想支付任何補償。

我不會把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理念稱為“遏製”或“接觸”，而會稱之為“打砸搶”。特朗普一心想成為地緣政治上的小偷。他想把格陵蘭島、巴拿馬、加拿大和加沙地帶都據為己有——就像把它們從貨架上取下來一樣，不付出任何代價——然後跑回他在美國的“安全庇護所”。我們“二戰”後的盟友們從未見過這樣的美國。

如果特朗普想讓美國來個180度大轉彎，他就應該基於合理的經濟學理論製定出一套連貫的計劃，並且組建一個由最優秀、最傑出的人才組成的團隊，而不是那些最會諂媚且極端右翼的人。他還應該向我們解釋清楚，將那些讓國家在不同政府更迭期間都能正常運轉的關鍵機構（無論是司法部還是國稅局）的專業人員清除出去，然後任命一些極端意識形態分子擔任關鍵職位，到底對國家有什麽好處，而不僅僅是對他自己有好處。

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他應該讓每一個美國人，無論其所屬黨派，看到最基本的為人的體麵。任何一位總統想要在這樣的激進轉變中取得哪怕是一點成功，或者即使是較小幅度的轉變，唯一的辦法就是向他的反對者伸出橄欖枝，至少要盡可能地爭取他們的支持。我理解，他們很憤怒。但特朗普是總統，他應該比他們更大度。

唉，可特朗普不是這樣的人。利昂·維澤爾蒂爾曾評價本雅明·內塔尼亞胡的話在特朗普身上更是加倍適用：他是一個如此渺小的人，卻身處如此重大的時代。

如果說與肯尼迪就職演說的對比是如今最讓我沮喪的事情，那麽林肯1838年1月在伊利諾伊州斯普林菲爾德青年男子學園的演講則最讓我難以忘懷——尤其是他的警告：唯一能夠摧毀我們的力量就是我們自己，通過濫用我們最珍視的製度，以及相互傷害。

“那麽，危險何時會降臨呢？”林肯問道，“我的答案是，如果危險真的降臨到我們頭上，那它一定是從我們內部產生的。它不可能來自國外。如果我們注定要滅亡，那我們自己必然是罪魁禍首和終結者。作為一個自由的民族，我們要麽永遠生存下去，要麽自取滅亡。”

但凡稍有知覺的人，都會時時念起這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