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事人自述：我為何離開工作40年的《華盛頓郵報》

Why I Left the Washington Post

《華盛頓郵報》的老板傑夫·貝索斯想要對我工作了四十年的該報評論版塊進行改革。在發行人斃掉了我表達反對這一舉措的專欄文章（全文如下）之後，我決定辭職。

作者：露絲·馬庫斯（Ruth Mar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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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夏天，我第一次走進《華盛頓郵報》大樓。走過那台多年來一直矗立在《華盛頓郵報》第十五街總部入口處的紅色整行排鑄機，來到五樓的新聞編輯室。那是一個巨大的空間，看起來就和電影《總統班底》裏描繪的一模一樣。

我剛從大學畢業，正準備去讀法學院。此前，我曾在一家小型法律報紙工作，在那裏，我發現自己對法律相關的內容很感興趣，但同時也因自己沒有學位而被律師們居高臨下地對待感到惱火。《華盛頓郵報》都市版編輯鮑勃·伍德沃德讀過我的一些文章，便邀請我去麵談。實際上，他還試圖勸我不要去讀法學院。他告訴我，他當年拒絕了哈佛大學的錄取機會，去了馬裏蘭州蒙哥馬利縣的一家名為《哨兵報》的報社工作。他問我為什麽不直接來《華盛頓郵報》呢？

我倒吸了一口氣，問伍德沃德他當時多大年紀。他說27歲。我心想，不錯啊，我從法學院畢業的時候就26歲了。我說我會回來的。後來我真的回來了，先是在1982年做了一名暑期實習生，然後從1984年9月4日開始成為一名全職記者，負責報道馬裏蘭州郊區喬治王子縣的新聞。我在那裏工作了整整四十年零六個月零六天。

我一直工作到再也無法繼續下去——直到報紙的老板傑夫·貝索斯發布了一項指令，規定《華盛頓郵報》的評論內容今後將集中在 “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 ”這兩大支柱上，更令人擔憂的是，“反對這些支柱的觀點將留給其他人去發表”。我一直堅持到《華盛頓郵報》的發行人威爾·劉易斯斃掉了我上周提交的一篇表達我對這一新方向不同意見的專欄文章。劉易斯拒絕了我提出的麵談請求。（你可以在下麵閱讀這篇專欄文章的全文，但——劇透一下——如果你期待看到激烈的言辭，恐怕要失望了，因為這篇文章更像是豆腐一樣溫和。我寫這篇文章是希望它能發表出來，並表達我的觀點，而不是為了讓報紙的管理層難堪或激怒他們。）

有沒有可能像毫無保留地深愛著一個人那樣，去熱愛一個機構呢？對我以及許多其他長期任職的報社記者和編輯來說，我們對《華盛頓郵報》就是懷著這樣的感情。它陪伴著我們，我們也為它付出。1992年5月的一個周六晚上，調查記者小喬治·拉德納正在新聞編輯室，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說他21歲的女兒克裏斯汀在波士頓被她那個有暴力傾向的前男友開槍打死了。據我回憶，那天晚上已經沒有飛往波士頓的航班了。《華盛頓郵報》的首席執行官唐·格雷厄姆包了一架飛機，送拉德納去他需要去的地方。格雷厄姆一貫如此，他的善舉贏得了敬業員工們的忠誠和愛戴。

格雷厄姆對《華盛頓郵報》表現出的最大忠誠之舉，是他在2013年做出的那個痛苦決定：將這份報紙賣給了傑夫·貝索斯。貝索斯作為亞馬遜的創始人積累了巨額財富。格雷厄姆家族並非窮困潦倒，但在新媒體環境下，以及在不斷要求公布季度收益的壓力下，他們不得不在需要投資的時候一次次地進行削減開支。格雷厄姆沒有繼續削減開支，因為那樣做不可避免地會削弱他所熱愛的這份報紙，而是精心尋找一位新的所有者，希望對方有足夠的資源、判斷力和遠見，來幫助《華盛頓郵報》應對這個新時代。貝索斯——正如《財富》雜誌一年前稱他為 “終極顛覆者”——似乎是合適的人選。

作為已故社論版編輯弗雷德·希亞特的副手，我有機會近距離見證了新老板接手後的一係列變化。2016年夏秋，希拉裏·克林頓和唐納德·特朗普角逐總統之位時，我所在的社論委員會毫不留情地批評了特朗普。7月底，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結束時，希亞特發表了一篇超長社論，甚至在民主黨舉行全國代表大會之前就明確表示，《華盛頓郵報》無法支持特朗普。

希亞特寫道：“這位房地產大亨無論從經驗還是性格上來說，都完全不具備擔任總統的資格。他發起的競選活動充滿了咆哮和嘲諷，毫無實質內容。就他所表達的觀點而言，對美國問題的診斷是錯誤的，提出的解決方案也是危險的。特朗普的詆毀和分裂政治可能會削弱維係這個多元國家的紐帶。他對憲法規範的蔑視，可能會讓我們發現，這個有著兩百年曆史的三權分立體製比我們想象的更加脆弱。” 這還不是我們要說的全部。2016年9月，我們發表了一係列六篇社論，闡述了 “唐納德·特朗普帶來的明顯且現實的危險”，涉及氣候變化、全球經濟到移民等多個方麵。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貝索斯也有同樣的擔憂。貝索斯和希亞特每月通兩次電話，我會和當時的《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弗雷德·瑞安以及希亞特的另一位副手傑克遜·迪爾一起參加。這些通話不是老板下達指令的會議，更像是宿舍裏的閑聊，同時也會深入討論一些政策問題。我們會分享一些華盛頓的八卦，發表我們對政治和國際事務的見解，盡管這些見解可能並不深刻。貝索斯談到需要找到創新的方式來與讀者建立聯係——他提到了BuzzFeed上一個走紅的爆炸西瓜的視頻，不過我不太明白這和我們的工作有什麽關係。當我們的幽默專欄作家亞曆山德拉·佩特裏模仿塞繆爾·貝克特的風格寫了一篇《等待轉向：一部共和黨悲喜劇》，文中弗拉基米爾·瑞安和埃斯特拉岡·普裏伯斯在等待特朗普轉向中間立場時，貝索斯建議我們發布一個視頻版的演繹。（事實證明，巨額財富和完全的所有權並不總能讓你得償所願，我們的視頻部門拒絕了這個提議。）

在我當時的印象中，貝索斯很有魅力，聰明且不做作。他經常會說：“夥計們，這總是我一周裏最有意思的會議。” 而且看起來他是真心這麽認為的。或者他會說：“我知道我們已經聊了好一會兒了，但我還能再問一個問題嗎？”——仿佛他不是老板，而我們也不是聽他差遣的。

特朗普首次當選總統並舉行就職典禮後，一些麻煩的跡象開始顯現。大約有6300萬選民支持特朗普，但即使是我們的保守派專欄作家——包括喬治·威爾、查爾斯·克勞薩默和邁克爾·格森——也對特朗普提出了嚴厲批評。貝索斯敦促我們尋找更多來自美國中部地區的作者，他們可能更理解特朗普的吸引力。這完全合情合理。但更令人不安的是，在新政府上任之初，他表示希望社論版能找到一些，哪怕是任何一點，對特朗普積極的評價。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內，《華盛頓郵報》的執行主編是馬丁·巴倫。正如巴倫在他的《權力的碰撞》一書中所述，貝索斯 “敦促在任何可能的問題上對特朗普表示支持…… 每當《華盛頓郵報》社論委員會的觀點與特朗普的觀點一致時，為什麽不明確表示呢？” 巴倫寫道，希亞特 “擔心貝索斯急於與白宮的新主人緩和關係”。在特朗普就職典禮前的一次電話會議上，貝索斯抓住了特朗普勝選後的首次新聞發布會上的一句話——“我非常尊重新聞業，也非常尊重新聞自由等等”——認為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但考慮到在同一場新聞發布會上，特朗普拒絕回答 “假新聞”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提問，稱英國廣播公司（BBC）“又是一個好家夥”，並譴責BuzzFeed是 “一堆失敗的垃圾”，我們向貝索斯指出，他的這種解讀實在是過於樂觀了。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盡可能地對特朗普給予公正的評價。一個例子是2017年1月18日發表的一篇社論，概述了 “特朗普可能做對的五項政策”。社論指出，盡管《華盛頓郵報》曾支持特朗普的對手，但特朗普的 “當選是合法的，他的就職典禮也是不可避免的。當特朗普犯錯時，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反對他，但當他和共和黨占多數的國會提出有價值的提案時，我們也應該願意支持他”。最終，我們在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內並沒有發現太多值得歡呼的事情——而且貝索斯也從未施壓讓我們對他手下留情。

四年後，社論委員會支持喬·拜登競選總統，並警告稱 “民主在國內和世界各地都麵臨風險。這個國家迫切需要一位尊重公職人員、維護法治、承認國會憲法角色、為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工作的總統”。老板對此沒有異議。

很多事情都變了——而且遠在貝索斯在2024年最後一刻決定取消《華盛頓郵報》對卡瑪拉·哈裏斯的支持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希亞特在2021年12月突然離世。他的職位由大衛·希普利接替（完全公開：我曾申請過這個職位，但沒有得到）。希普利曾擔任彭博社評論版塊的執行編輯，有處理與迎合億萬富翁老板觀點的經驗。讀一下該報2024年關於特朗普和拜登，以及後來關於特朗普和哈裏斯的社論，就會感覺到曾經充滿激情的聲音變得猶豫不決、悄無聲息了。（我在2023年9月離開了社論委員會。）誠然，民主黨提供給選民的兩位候選人都遠非完美，但套用拜登的話來說，我們在這裏並不是把他們和萬能的上帝作比較。

當然，特朗普並沒有免受批評；事實上，毫無疑問社論委員會更傾向於哪位候選人。然而，語氣的轉變是顯而易見的。從2024年的社論中，你不會知道就在四年前，我們曾稱特朗普為 “現代最糟糕的總統”——而且那還是在1月6日國會山騷亂事件發生之前。2024年9月的一篇社論試圖從政策角度比較特朗普和哈裏斯，結論是 “哈裏斯與特朗普在實質內容上的對比總體上讓她看起來更好。但美國人應該滿足於此嗎？” 總體上？看看特朗普自上任以來的所作所為——他發布了一連串違憲、狹隘且殘忍的行政命令——然後告訴我哈裏斯隻是 “總體上” 更好嗎？

隨著9月進入10月，很明顯關於總統候選人支持聲明這件事有些不對勁。那些不知情的人——包括評論版塊幾乎所有人，因為這篇文章被異常嚴格地保密——認為延遲發布是因為在語氣和用詞上進行協商。然後，在10月25日，我們迎來了第一個自傷行為：報紙的管理層宣布，事實上，我們不會在2024年總統競選中發布支持聲明，並且在未來的選舉中也不會發布。

發行人兼首席執行官劉易斯將這一決定描述為 “回歸我們的根源”，他指的是我們很久以前在總統選舉中不支持特定候選人的做法。至少可以說，這種解釋難以令人信服。現代的《華盛頓郵報》——水門事件後的《華盛頓郵報》——在每一次總統選舉中都會發布支持聲明，隻有1988年那次沉悶的邁克爾·杜卡基斯和喬治·H·W·布什的對決除外，當時該報嚴謹地解釋了認為兩位候選人都不值得支持的原因。

一些資深專欄作家——大衛·伊格內修斯、尤金·羅賓遜、凱倫·圖穆爾蒂、達納·米爾班克和我——商量該怎麽辦。我們起草了一份聲明，最終有21位專欄作家簽署，稱這一決定 “是一個可怕的錯誤”，是 “對我們所熱愛的這份報紙基本編輯信念的背棄”。我打電話給我的編輯，說我還會提交一篇反對這一決定的專欄文章。我得到的回複很令人鼓舞：版塊編輯們歡迎這篇文章，他們會發表它，還會在報紙上為我留出版麵。這篇專欄文章發表了，沒有受到編輯們的任何阻力。

我寫道：“我從未像今天這樣對這份報紙感到失望。” 我承認，老板有權製定編輯政策，而且不發表支持聲明也有其理由：這可能會給報紙獨立的新聞版塊帶來麻煩。此外，總統候選人支持聲明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虛榮的行為——與地方選舉不同，讀者不需要這些聲明來指導他們投票。選擇放棄這一做法可能是一個合理的決定。

不過，我還是認為：“現在不是做出這種轉變的時候。現在是時候盡可能大聲而令人信服地發聲，來闡述我們在2016年和2020年提出的觀點。” 從那以後，特朗普煽動了一場叛亂，威脅到了他自己副總統的生命，他拒絕接受2020年選舉失敗的現實，並聲稱不會接受2024年選舉的失敗，還威脅要 “打擊” 政治敵人並 “終止” 憲法。我問道：“麵對這一切，哪個有自尊的新聞機構能放棄其長期以來在總統選舉中發表支持聲明的做法呢？”

這篇文章的 “點睛之筆” 自然天成，現在讀起來卻令人痛苦：“今天，許多朋友和讀者聯係了我，說他們計劃取消訂閱，或者已經取消了。我理解你們的憤怒，我也有同感。我想，對你們和我來說，最好的回應可能就體現在這篇專欄文章中：你們正在閱讀它，就在這個平台上，就在這份讓你們如此失望的報紙上。”

據報道，多達30萬讀者取消了他們的訂閱。我們的兩位非報社員工專欄作家——羅伯特·卡根和米歇爾·諾裏斯——辭職了。我應該和他們一起走嗎？這份報紙已經表明，我和我的專欄作家同事們可以自由地寫我們想寫的東西。我當時想，如果特朗普當選，我的聲音和我的專業知識——我們這些專欄作家都有些自命不凡——還是會有價值的。現在回想起來，你可以說這隻青蛙選擇留在慢慢升溫的鍋裏，但她當時確實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

事情變得更糟了，有兩個相互關聯的方麵——如果算上特朗普當選的話，那就是三個方麵。11月5日之後，貝索斯和其他科技界億萬富翁一樣，似乎在討好特朗普。12月4日，貝索斯在《紐約時報》的DealBook峰會上說：“實際上，我對這一次很樂觀。他似乎在減少監管方麵充滿了熱情。而且我的觀點是，如果我能幫他做到這一點，我會幫他的。”

當采訪他的安德魯·羅斯·索爾金追問貝索斯關於特朗普將媒體描述為 “敵人” 的問題時，貝索斯說：“我會試著說服他放棄這種想法。我不認為媒體是敵人，而且我覺得，他也——你可能在過去八年裏有所成長。他也一樣。” 他繼續說道，特朗普 “比第一次當選時更冷靜，更自信，也更沉穩了”。這不是希望戰勝了現實，而是將一廂情願的自我欺騙置於所有現有證據之上。

12月12日，亞馬遜表示將效仿Meta，向特朗普的就職典禮捐贈100萬美元。12月18日，貝索斯和他的未婚妻勞倫·桑切斯與特朗普和梅拉尼婭在海湖莊園共進晚餐，埃隆·馬斯克也一同出席。特朗普說：“在這個任期裏，每個人都想成為我的朋友。” 他有理由這麽想。1月5日，亞馬遜宣布購買了一部關於梅拉尼婭的紀錄片的版權，這部紀錄片由梅拉尼婭本人參與製作。《Puck》雜誌的馬修·貝洛尼報道稱，這家流媒體服務公司為這部紀錄片支付了4000萬美元的授權費——據報道，這是亞馬遜有史以來為一部紀錄片支付的最高費用，幾乎是最高競價的三倍。《華爾街日報》報道稱，梅拉尼婭將從這筆費用中獲得超過70% 的收入——而且在海湖莊園的晚宴上，梅拉尼婭向貝索斯和桑切斯詳細介紹了這個項目。

在這一切發生的同時，《華盛頓郵報》獲得普利策獎的漫畫家安·特爾內斯提交了一幅漫畫，描繪了貝索斯和其他億萬富翁在特朗普的雕像前下跪的場景。1月3日，特爾內斯宣布她將辭職，因為這幅漫畫被拒絕發表了。特爾內斯寫道：“以前也有過草圖被拒絕或被要求修改的情況，但從來沒有因為漫畫評論中所包含的觀點而被拒絕。這是一個改變遊戲規則的舉動…… 而且對新聞自由來說是危險的。” 據我所知，這次拒絕並非貝索斯的指示。社論版編輯希普利做出了這個決定，理由是這幅漫畫內容重複——尤金·羅賓遜已經寫了一篇關於億萬富翁們前往海湖莊園朝拜的專欄文章，而且還有一篇正在撰寫中，但這個理由難以令人信服。

希普利在一份聲明中寫道：“並非每一個編輯決定都反映了惡意的力量。” 他補充說，這個決定中 “唯一的偏見” 是 “反對重複”。確實，在希普利的指導下，評論版塊曾試圖打擊多篇表達相同觀點的專欄文章。但認為一幅漫畫不能表達類似的觀點是荒謬的。（無論如何，自從羅賓遜的專欄文章發表以來，情況又有了新的發展：特爾內斯漫畫的核心是一個匍匐在地的米老鼠，反映了迪士尼做出的令人厭惡的決定，即通過向特朗普的總統基金會和博物館支付1500萬美元，並支付100萬美元的法律費用，來解決特朗普對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的誹謗訴訟。）我毫不懷疑，如果沒有貝索斯的影響，這幅漫畫會毫無爭議地發表。決定斃掉它是一種事先的順從行為。

這件事遠比不發表總統候選人支持聲明的決定更令人擔憂，因為它不僅局限於報紙的機構性社論立場——這意味著對專欄作家的限製也即將到來。事後看來——而且我當時也確實考慮過——也許那一刻我就應該離開了。

接著是特朗普的就職典禮，貝索斯和其他大亨們像獎杯一樣排列在這位新當選的總統身後，形成了一道奇特的風景線。我寫了一篇關於 “寡頭的就職典禮” 的專欄文章，試探了一下底線。這篇文章譴責了這種場麵，並提到了貝索斯，但我不得不承認，我回避了指出報紙也是貝索斯的玩物之一這一點。他出現在就職平台上傳遞出了一種對特朗普的支持信息，我現在可以說，這是不合適的。

事實證明，當希普利、劉易斯和貝索斯在討論評論版塊的新願景時，我們報社的絕大多數人都對幕後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2月26日上午9點31分，貝索斯宣布 “我們的評論版麵將發生變化”，同時宣布希普利將辭職，這個新願景就這樣出現在了我們的收件箱裏。

貝索斯寫道：“我給了我非常欽佩的大衛·希普利一個機會，讓他來引領這個新的篇章。我跟他說，如果答案不是‘絕對願意’，那就隻能是‘不願意’。經過慎重考慮，大衛決定離開。”

專欄作家們對新宣布的限製以及這些限製所預示的未來深感痛心。我們一直能夠向讀者保證，沒有人會限製我們寫什麽。但現在我們怎麽還能可信地做出這樣的承諾呢？“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 到底意味著什麽呢？在沒有進一步解釋的情況下，我們就像被戴上了電擊項圈的狗，卻完全不知道那道無形的界限在哪裏。達納·米爾班克第一個對新規定發起了挑戰，他寫了一篇巧妙的專欄文章，用貝索斯的視角審視了特朗普的每一個行動。他寫道：“如果我們作為一家報紙，以及我們作為一個國家，要捍衛貝索斯提出的這兩大支柱，那麽我們就必須加倍努力，對抗當今美國‘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麵臨的最大威脅：唐納德·特朗普總統。”

米爾班克的專欄文章不知怎麽地通過了審查並發表了——盡管這需要采取極不尋常的步驟，將文章提交給發行人進行審核。尤金·羅賓遜緊隨其後，寫了一篇關於凱瑟琳·格雷厄姆新紀錄片的隱晦專欄文章；這篇文章沒有提到貝索斯，但它對格雷厄姆在理查德·尼克鬆的威脅麵前所表現出的勇氣的讚美，隱隱地與現任老板和他與特朗普的關係形成了對比。我們的媒體評論家埃裏克·溫普爾就沒那麽幸運了。他那篇直截了當地表達不同意貝索斯聲明的專欄文章——我在我們的內部係統中讀過，覺得完全合理——卻一直沒有發表。

於是我也決定冒險一試。在飛往華盛頓的長途航班上，我打開了筆記本電腦。在敲下第一個字之前，我就知道可能會發生什麽。我曾強烈反對取消總統候選人支持聲明的決定。審查專欄作家的文章比那要糟糕得多。既然我當時已經發聲了，現在又怎麽能保持沉默，還能心安理得呢？不過，我還是猶豫了。自從特朗普就職以來，我一直以瘋狂的速度寫作，抨擊他如暴風雪般的行政命令、對法治的攻擊，以及他對我年輕時曾報道過的司法部的拆解。為了表達對貝索斯的反對意見而冒著失去《華盛頓郵報》提供的平台的風險，這真的值得嗎？

如果你讀了這篇專欄文章就會發現，我試圖給編輯們一個同意發表的理由。我幾乎沒有提到貝索斯在選舉後為討好特朗普所做的努力。我也沒有質疑貝索斯的動機。這篇專欄文章，如果說有什麽特點的話，就是溫順到了令人尷尬的程度。但我認為，把我不同意的理由記錄下來很重要——不僅是為了忠於自己，也是為了表明這份報紙能夠容忍批評，而且專欄作家仍然享有表達自由。我相信，發表這篇文章會提升《華盛頓郵報》的可信度，而不是削弱它。

3月3日星期一，下午1點前不久，我的編輯把這篇專欄文章提交給上級審核。在正常情況下，幾個小時內它就會被送到文字編輯部門。但這次，隨之而來的是沉默。周三傍晚早些時候，在這篇專欄文章首次提交大約50個小時後，我接到了瑪麗·杜恩瓦爾德的電話。她從彭博社跟隨希普利來到《華盛頓郵報》，擔任副手一職。她說，威爾·劉易斯的決定是不發表這篇文章。在這裏停頓一下：我知道在《華盛頓郵報》沒有其他類似的情況，而且我也向報社的老員工核實過，從來沒有發行人下令斃掉一篇專欄文章的先例。

根據杜恩瓦爾德的解釋，這篇專欄文章沒有達到《華盛頓郵報》撰寫關於自身內容所需的 “高標準”。它 “太具推測性”，因為在新的評論版編輯被任命之前，我們無法知道這個新方向會產生什麽影響。也許最終我們的專欄文章都不會受到貝索斯計劃的影響。杜恩瓦爾德說，我那篇關於取消總統候選人支持聲明的專欄文章被接受了，是因為那涉及到一個明確的決定；而評論版麵的政策還在製定中。

這些理由和拒絕特爾內斯漫畫的理由一樣，都難以令人信服。從根本上說，“太具推測性” 這個借口把我們的老板當成了一個無能的傻瓜，而他顯然不是這樣的人。他宣布了一個方向的改變，我們應該相信他說的話，而不是認為這毫無意義，或者認為他會忘記這個想法。而且我的觀點不僅僅是關於一旦新規定實施，哪些專欄文章能通過審核；更是關於維護我們與讀者之間的信任。我要求和劉易斯談談。他拒絕見我，並指示一位編輯告訴我沒有見麵的必要，因為他的決定是最終的。

我的決定也是最終的。周一，我向貝索斯和劉易斯提交了我的辭職信。我寫道：“威爾決定不發表我那篇恭敬地表達對傑夫指令不同意見的專欄文章——在我近二十年的專欄寫作生涯中，這是從未經曆過的事情——這凸顯了專欄作家傳統上選擇自己想寫的話題並表達自己想法的自由已經受到了危險的侵蝕。”“我愛《華盛頓郵報》。得出我必須離開的結論讓我心碎。”

這不是我想要的結果。我會一直為《華盛頓郵報》及其記者們加油打氣。為了我的同事們，更重要的是為了讀者們的利益，我希望貝索斯對評論版塊的計劃在實踐中能比我們擔心的更包容、更少限製。我更希望貝索斯能堅持他的承諾，以及他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堅定的做法，即不向總統的壓力屈服，不幹涉新聞報道。在過去的幾個月裏，我們新聞編輯室已經失去了很多優秀人才，因為記者和編輯們紛紛跳槽到了競爭對手那裏——但我們仍然在推出出色的作品。（我永遠都會說 “我們”。）

我希望我們能回到不久前的那份《華盛頓郵報》。但這已經不可能了，而不可避免的事實是：我加入的那份《華盛頓郵報》，那份我漸漸愛上的《華盛頓郵報》，已經不是我離開時的那份《華盛頓郵報》了。

以下是《華盛頓郵報》拒絕發表的那篇專欄文章：

“《華盛頓郵報》的價值觀無需改變。” 十二年前，傑夫·貝索斯收購這份報紙時對員工們這樣說道。他呼應了1935年《華盛頓郵報》老板尤金·邁耶的話，強調：“這份報紙的責任將始終屬於它的讀者，而非其所有者的私人利益。”

我表示讚同，而且冒著顯得天真的風險，我相信貝索斯也仍然認同這一點。但我必須恭敬地表達不同意見——就像他在選舉前決定取消我們對總統候選人的支持聲明時我所做的那樣——反對他新宣布的對評論版塊的願景。貝索斯說，評論版塊將專注於 “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更不祥的是，他補充道，“反對這些支柱的觀點將留給其他人去發表。”

貝索斯擁有《華盛頓郵報》，這項指令在他的權力範圍之內。一個幹涉新聞報道，尤其是為了謀取個人利益而這麽做的老板，其行為是不道德的。塑造評論內容則有所不同，問題也沒那麽大。但縮小可接受觀點的範圍是不明智的做法，這既辜負了我們的讀者，也低估了他們。

這是我在《華盛頓郵報》的第41個年頭。在這些年裏，超過一半的時間我都在我們所謂的新聞與評論 “政教分離” 的評論這一邊工作，擔任過撰寫未署名社論的作者、專欄作家，在貝索斯收購後的六年裏，還擔任過社論版副主編，負責監督評論版麵。

在那段時間裏，我們有兩顆固定的 “恒星”。首先，社論版麵——那些表達報紙觀點的未署名評論——堅定地致力於，沒錯，“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包括在國內外推動民主。其次，評論版麵——那些署名的專欄文章和其他內容——不遵循任何正統觀念。相反，我們有意識且堅定地努力為讀者呈現一係列不同的觀點。

當特朗普出現在政治舞台上，帶著數千萬選民支持的觀點時，我們擴大了保守派觀點的篇幅，將這種觀點納入其中。其理念——我相信貝索斯不僅接受了這個理念，還為此歡呼——是讀者會從這種觀點的多樣性中受益。他們不需要別人告訴他們該怎麽想。

那麽，對 “個人自由和自由市場” 的新關注如何融入這一理念呢？“反對這些支柱的觀點” 具體指的是什麽，仍然是個謎。對規定的遵守取決於觀察者的判斷，而這個觀察者最終可能是誰也不清楚。我們的臨時管理人員向我們保證，在我們等待新的評論版編輯來實施貝索斯的願景期間，決策過程將保持不變。但這隻不過是暫緩判決而已，除非我們相信這意味著根本不會有任何改變，而這似乎並非貝索斯的本意。

我熱衷於自由市場，但我也相信政府在維護市場競爭方麵的作用，以及合理監管在保護消費者、確保航空安全、保障清潔水源和安全藥品方麵的作用。我的觀點是削弱了貝索斯提出的支柱，還是支持了它呢？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確定負責這個版塊的任何編輯應該如何判斷。更好的方法——我們一直以來采用的方法——是呈現一係列不同的觀點，幫助讀者形成自己的看法。讀一讀喬治·威爾和梅根·麥卡德爾關於監管的文章，然後再讀凱瑟琳·蘭佩爾和尤金·羅賓遜的觀點。然後由你自己來決定。

個人自由的問題同樣存在爭議。想想墮胎權。我堅信女性應該有權掌控自己的身體——我認為這個決定關乎個人自由。但也有人同樣堅定地認為墮胎就是剝奪一個人的生命。還有什麽自由比這更基本的呢？我曾征集並編輯過一些主張保護胎兒人格的專欄文章。那麽，哪種觀點符合 “個人自由” 的標準呢？讓讀者接觸到兩種觀點，難道不是更好嗎？在槍支權利和許多其他話題上，你也可以進行同樣的思考。我認為合理的監管，在你看來可能就是對第二修正案的侵犯。

再說說讀者：我們這些專欄作家有責任在任何特定問題上為他們提供我們的最佳判斷。我們請求他們相信我們提供的就是這樣的判斷；相信我們不是被人告知該怎麽想或該怎麽說，也不是為了避免陷入麻煩而改變立場。但是，一旦這些改變得以實施，我擔心讀者將不再能夠依賴這樣的保證，因為在我看來，貝索斯已經告訴他們不能再依賴了。他不會發表不符合他原則的觀點。如果這是對他聲明的某種誤解，請告訴我們。如果不是，《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大衛·布魯克斯在周五的《PBS新聞一小時》節目中說得很對：“傑夫·貝索斯說…… 我們《華盛頓郵報》的評論版塊將不容忍異議，這根本就不是新聞業該有的樣子。”

老板選擇取消總統候選人支持聲明是一回事。由未署名社論組成的社論版麵反映的是老板的觀點。署名的評論則表達的是作者自己的觀點。我的工作應該是告訴你我的想法，而不是傑夫·貝索斯認為我應該想的東西。

現在到了關鍵的部分，因為貝索斯的聲明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在老板多次向特朗普示好的背景下發布的。無論他內心的動機是什麽，要求讀者不懷疑貝索斯的個人商業利益在其中沒有起到任何作用，這實在是有些強人所難。

貝索斯曾說《華盛頓郵報》對他來說是一個 “使事情變得複雜的因素”，而他——盡管他為《華盛頓郵報》做了許多好事——對我們來說也是一個 “使事情變得複雜的因素”。在特朗普攻擊民主的背景下發布這樣的聲明，貝索斯不可避免地讓這種複雜性變得更加棘手。去年10月，在決定取消對卡瑪拉·哈裏斯的支持聲明後，他寫道：“我們必須更加努力地控製我們能控製的事情，以提高我們的可信度。” 很難看出這項指令對提高可信度有什麽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