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是一個很糟糕的想法，這曾是一個常識——不隻是政策製定者和經濟學家明白，就連懂點曆史的高中生都知道。普通百姓也聽過“以鄰為壑”這個詞，以及裏德·斯穆特參議員和威利斯·霍利眾議員的大名。美國人普遍認識到，當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之所以演變成又一場世界大戰，在相當程度上要歸功於他們在1930年實施的關稅以及其他貿易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措施。接下來的13位總統都發誓絕不重蹈覆轍。
直到唐納德·特朗普出現。在他之前，沒有一位美國總統對曆史教訓如此無知。在他之前，沒有一位美國總統在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踐方麵如此無能。
這似乎是股市得出的結論，在特朗普的三重打擊之下，股市大幅下跌：首先，對我們最大的貿易夥伴發出關稅威脅，意味著成本大幅提高；其次，對其中部分關稅進行了兩次長達一個月的暫停，這意味著商業環境的可預測性為零；第三，他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的瑪麗亞·巴蒂羅莫的采訪時，默認美國今年可能會陷入衰退，而且他願意付出這個代價去做其所謂的“大事”。
簡而言之，一個任性、反複無常且行事魯莽的總統準備拿美國和全球經濟冒險，以證明自己的意識形態觀點。這不會有好結果，尤其是在一個沒有約束機製，由一群溜須拍馬、極盡諂媚之能事的人組成的政府裏。
至少對於特朗普政府而言，還有什麽是不會有好結果的？讓我們來羅列一下。
政府效率部不會有好結局。它既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部門，也談不上效率——而且按照開國元勳麥迪遜的設計，“政府效率”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說法。人員遭到裁減的國稅局並不會降低你的稅負，它隻會延遲你的退稅。大規模解雇成千上萬的聯邦雇員並不會提高工作效率。這將意味著長達十年的訴訟和數十億美元的法律費用。高調削減一些浪費性支出（有些確屬浪費，有些則不然）對聯邦支出不會產生什麽實質性影響。它們將掩蓋我們36萬億美元債務中那些無法觸碰的因素：醫療保險、醫療補助、社會保障和國防開支。
對盟友的威脅也不會有好結果。奚落賈斯汀·特魯多是“偉大的加拿大州”的“州長”或許還可以視作幼稚的搞笑（僅此一次的話）。但編造虛假借口、對我們最友好的鄰國發動一場無情的貿易戰則是怪誕、可怕和愚蠢的，尤其是這讓特魯多的繼任者馬克·卡尼政治運勢突然大增，而讓保守黨領袖博勵治(Pierre Poilievre)利益受損。
試圖將中國公司趕出巴拿馬運河是合理的。但威脅要推翻參議院批準的條約並以武力收回運河勢必會埋下對美國永久不信任的種子。考慮合法且自願性地購買格陵蘭島或許還有些意思，但向國會發表講話時威脅“無論如何”都要拿下格陵蘭島，從而威脅到作為格陵蘭島主權國的北約盟友，這種做法就很普京了。
與歐洲極右翼勢力接觸不會有好結局。德國的選擇黨或法國的國民聯盟這類政黨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他們痛恨美國的一切：我們低俗的文化、令人反胃的快餐、貪婪的資本主義以及帝國主義的狂妄。20世紀最偉大的成就之一或許就是在物質和精神層麵摧毀了德國軍國主義及其對眾多鄰國構成的威脅。
但是，如果美國退出北約，助長那些反美政黨的勢力，那麽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任何人都無法獲得更大的安全保障。它將導致德國再次由法西斯主義者領導，並且願意用核武器武裝自己。
烏克蘭問題的談判不會有好結果。如果特朗普政府想要讓戰爭得以永久結束，就應該竭盡全力公開支持基輔，包括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友好會晤，加快武器交付速度，就美國的長期安全保證以及烏克蘭加入歐盟進行談判。還應該采取一切措施反對莫斯科，包括沒收俄羅斯被凍結的資產，用來資助烏克蘭購買武器。然後利用這種影響力讓澤連斯基接受涉及烏克蘭領土損失的解決方案。
而特朗普團隊所做的卻恰恰相反：俄羅斯認為更沒有理由達成和解了，歐洲覺得更有理由走自己的路了，中國認為美國最終會屈服，而再次遭到背叛的烏克蘭會覺得更沒有理由相信國際社會對其安全的保障了。
可以列舉的還有很多：周日，哥倫比亞大學的綠卡持有者、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動人士馬哈茂德·哈利勒被捕並麵臨驅逐威脅，這甚至可能會讓親以色列的公民自由倡導者為他的權利辯護，同時還會讓他在極左翼陣營中成為烈士。但這種模式是顯而易見的。由於特朗普政府忽視了牛頓第三運動定律在政治領域的推論——即每一個行動都會有一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現在，它將收獲本應避免的後果。
特朗普的批評者總是很快就能看到他的行為和言論中險惡的一麵。更大的危險或許在於他製定政策時的混亂本質。民主可能死於黑暗。可能在專製統治下消亡。在特朗普的領導下，民主同樣可能死於愚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