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地方的司法機關都有自己的節奏。有人說那就像一台老舊的留聲機，針頭半天才劃過一次聲道，卻能把曲子播放得天花亂墜。聽的人似懂非懂，彈的人滿臉嚴肅。一旦有外人起身問一句：“你們這是在演什麽曲調？”常常會被一個眼神示意噤聲。你也不知道他們是真沒聽懂，還是故意裝糊塗。
在重慶涪陵區，有一個案件像歌劇一樣反複折返，唱到今天還沒完結。名字嘛，按官方稱呼叫“付廷祥涉惡案”，可在最早版本，它隻是一樁非法采礦和虛開發票的普通刑事指控。後來版本升級，曲調驟然高亢，牽連眾多，被貼上“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標簽。再到後來，又改口稱“惡勢力”。
輾轉之下，誰也沒搞明白幕後編劇在想什麽，隻知道從七年刑期起步，一路可能要跨過更高門檻。上訴在這裏成為一個關鍵節點：
本來你認為上訴能帶來轉機，沒想到轉來轉去，越來越寬的指控。
而名堂也越來越熱鬧，重審中法官也幾番易人，倒像是舞台上隨時換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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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付廷祥被一審判了七年，原因大致是非法采礦和虛開發票。聽上去像一份常規的經濟類刑事案判決，大多數人也不會對“七年”有太多疑問。如果止步於此，或許這個案子就如同茶館裏匆匆上演的一出短段子，轉瞬散場，各自回家吃飯。可是付廷祥起了念頭：
我要上訴。
二審法院說：那好，發回重審，理由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乍聽像是他撿到一個機會，可以重新翻盤。但意外往往從下一秒開始。上訴後的重審有時就像有人在夜晚窗口聽見聲音，於是點亮了燈，照見家裏不隻是有老鼠，還有大蟲子。
等重審一開，指控內容忽然變得花團錦簇，比原先的兩條罪名更多更雜，甚至蓋上了“黑社會”那份驚人的蓋子。後來這個蓋子又被撤，換成“惡勢力”。就像某位唱戲名角出場先咆哮一陣，再迅速改為一段柔婉唱段，讓台下人迷迷糊糊，不知道是真換戲路了，還是隻是給大家看個形式。
在法治常識裏，很多人都習慣“上訴不加刑”。可這個案子像是在提醒你，有些地方的邏輯比煙花還絢爛：
你越要上訴，就越容易被貼更多標簽。
期間律師們多次強調，偵查機關可能在上訴後開啟了所謂“報複性”程序，翻箱倒櫃找各種往事。付廷祥的企業曾經在地方上交了不少稅，也做過公益，據說還解決了許多就業。可一旦牽扯到專項鬥爭，你是企業家還是勞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案子“唱大戲”才符合某些氛圍。
這場戲如何唱？要看舞台上的角色配置。最初，重審時由申雪法官帶隊，後來他被撤換，再後來李信梅登場，正準備好兩個庭前會議，又被換下去，最後是田淩法官上陣。不得不讓人發問：
換法官這麽勤快，是臨時遇到啥困境，還是有人在後台直呼該換人了？
外頭人說不清，隻知道每換一次，審理步調都得重新調整。到後來，就有人感慨：台上莫非就留著一個麥克風，誰拎起它，誰就是主角。可劇本似乎是別人在寫，演員本身也沒多少自主權。
田淩法官此番主持大局，卻遭遇另一輪質疑。因為付廷祥的弟弟付廷偉曾有過一樁尋釁滋事案，恰好也是這位田淩審理的，而那案子又被整合進付廷祥“涉黑”或“涉惡”的大背景。如此交織，讓辯護律師連呼“有回避事由”，結果當然是沒獲采納。換個角度，也可以當作一切盡在掌控——法官不會輕易失手，案件繼續向前走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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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律師周澤反複提到“幫凶”這個詞，一次又一次地拋向對麵。立刻就被法官喝令，要求把這句話記下來。律師要繼續說時，又被要求停下。原本是你來我往的訴辯結構，卻多次陷入這種頂牛局麵。如果外界聽了，會覺得像在看一幅誰也不肯退讓的畫。有人猜想，這場拉鋸還將持續很久。
周澤的說法，背後不是隨口一說。他列舉了好幾個細節。付廷祥的公司在行政訴訟中曾一度勝訴，但後來涪陵區法院又改判了。還有：
給付廷祥做過有利判決的法官被處分。
當地公安在二審發回後啟動了更深入的偵查，找了許多當事人，直到把“涉黑”帽子戴到他頭上。
周澤認為，這些跡象拚在一起，仿佛指向一個合力。他用“幫凶”來形容涪陵區法院和檢察院，言下之意是：
你們順著另一隻手的思路在辦案。
對於這一點，審判長相當抵觸，多次示意不要再使用類似提法。可律師反而覺得，當事人權益被侵害，就應該當庭表達。於是，這段插曲成了庭審中的焦點。
法庭之上，另一幕讓人印象深刻：兩名被告人被法警硬生生抬進法庭。他們據說是拒絕配合審判，認為程序有瑕疵，也不願在審訊椅上就位。結果法警上前：
把他們從門口一直抬到法庭中央，姿勢並不雅觀。
有人形容那場麵就像在押解不聽話的孩子，有人則覺得是被告人刻意鬧場，法警也沒辦法。可更奇特的是，據說想旁聽的家屬和員工大多被擋在法院門外，理由是坐席不夠。與此同時，一些街道辦的人被招呼進來“占位置”。如果不仔細看，仿佛是聚到一塊兒聽政令宣講，跟這案子的實質關係不大。如此公開開庭，讓許多人感到某種頗具張力的效果。
周澤律師和其他辯護人曾努力讓更多人進來旁聽，但失敗了。門外人擠不進，門內座位卻還有空著。一些旁聽位置被個別單位人員坐了，聽到一半，這些人甚至表示搞不懂案子：
隻是被通知“要來”。
有些事情，外界聽來覺得難理喻，又確實在那個地方發生了。所有過程照舊走程序，但當事人會否發出某種情緒反應，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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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程序，大概還是要回到罪名的改動。檢方從最初的非法采礦和虛開發票一路跨到“黑社會性質組織”，再後來又將黑社會指控撤掉，變成“惡勢力”。有律師調侃，這就像拿著一幅畫先給你潑上一層黑漆，再清理掉一部分說其實隻是灰色，然後看看還不夠，再往裏添幾筆別的顏色。
各次變更起訴中，對人數、涉案金額、作案手段的表述都作了調適。最後一次變動是在2024年9月，正式放棄“黑社會”這頂帽子，畢竟：
要湊夠黑社會組織的法定要件有點吃力。
這一進一退，不禁讓人想：當初為何衝得那麽猛？後來為何又收縮？實務上解釋說是偵查深入，證據發生變化，可看客們心裏到底怎麽琢磨，就很難說了。
有評論者指出，這種把罪名一再升級再降級的現象在一些地方不罕見，尤其當某種專項行動在全國風行時，往往會有辦案人員希望借此立典型。畢竟，“涉黑”比“涉惡”分量更重，更能顯示戰果：
若後來證據乏力或上級調查有異議，又會把黑社會改回普通惡勢力。
付廷祥案正好被扔在這風口。上訴之舉本來應該是一次糾錯機會，卻成了激發偵查機關再度下猛藥的導火索。從某種角度講，這是一個值得所有做辯護或研究法治的人細細品味的過程：當事人以為自己抱住了法律賦予的救濟武器，轉頭卻發現這武器帶來了另一種結果。
說到這裏，不得不提重審法官人選的幾次變動。許多局外人始終納悶：既然已經指派好合議庭，怎麽說換就換？第一次重審是在申雪法官帶隊下進行，結果合議庭臨開庭前集體被撤換；第二次換成了李信梅法官，她還專門準備了228大法庭，一度想讓更多人旁聽；可也是在正式開審前夕，她又被調離，由田淩接替。
每當有新法官上陣，就像舞台開始重新布景，可對現場觀眾而言，這樣的重複難免讓人覺得：幕後似乎有人在不斷重寫腳本。而田淩曾經辦過付廷偉尋釁滋事案，付廷偉正是付廷祥弟弟：
那個案子又被算作涉黑涉惡的關聯案件。
辯護人提出回避理所當然，但法院沒同意。他們認為此舉符合規定，不必回避。辯護律師周澤反複陳述理由：同一個法官先前審理了涉案人員的相關案件，現在來審理同一團夥的核心案子，是否可能存在認識偏頗？可這些聲音沒能改變結果。法官留在台上依然坐鎮，律師繼續舉證辯論。偶爾遇到言辭尖銳時，審判長敲下法槌，讓人閉嘴，還要法警把被告押往視頻法庭。各種情節讓每一場庭審都更像一次拉鋸戰。而外麵的觀眾隻能隔著官方通報與少量旁聽記錄，從隻言片語裏去拚湊那些畫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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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付廷祥自己的狀況。他自2019年起被羈押，至今已超過五年。當初一審七年的判決雖重，但如果按一般程序，服刑一段時間後說不定還能減刑，最終出來或許不會太晚。現在反倒陷入了無法收場的局麵：指控越疊越高，審理拉得更久，羈押時間也在延續。企業停工，員工流散，還有若幹民事和行政糾紛被翻出來重新審理。周澤律師將這一切稱為“連番打壓”，就好像有人要以此為抓手徹底摧毀企業及其背後的利益。
有律師拿案例比較：在某些地方，隻要一個企業家或商人被視作“釘子”，就會有一整套程序跟進，把他關聯的所有事務全盤審查，直到找出足以定罪的點。如果他在審判中還要據理力爭，不願妥協，那就繼續加大火力：
上訴不再是保護，而成了刺激偵查升級的信號。
當然，當地司法部門公開場合未對這些說法作任何具體回應。他們一方麵強調打擊違法絕不手軟，另一方麵也會掛出“依法依規”“保障人權”的牌子。要說這場衝突的來龍去脈，除了案卷和內部匯報，很難有更加權威的論證。但法律圈裏一直討論著，這種劇情若在其他地方法院重演，會不會也出現類似局麵？畢竟專項鬥爭中辦大案要案，地方常常背負一定政績指標，一旦要找典型，就要做得“足夠有聲勢”。
如果在法庭旁觀，或許最令人感到震撼的不是哪一條罪名或哪一個環節，而是整場訴訟氛圍的走向。法官一次次打斷辯護發言，被告人直接被抬進法庭，外來觀眾通過組織渠道坐到旁聽席上，真實家屬卻被排斥在外，而旁聽席上有人也搞不懂案子具體信息，隻是機械地履行“聽審”任務。
在許多對司法公開的想象中，大家以為公開審理就意味著透明與監督。但若公開隻是一種形式，就很難再稱得上是常理之內：
真正該出現的人進不去，卻把無關的人湊滿座位。
有人把這一切當作一場排演精心的舞台劇，各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完成一個看似完整的流程。至於庭審能否產生司法應有的效果，旁觀者隻能報以沉默。
周澤律師在法庭上質疑檢法，“幫凶”被反複強調。審判長多次中止他的發言，可這是讓更多人意識到案件中存在的程序問題，哪怕最終無法影響結果，起碼要留下一份清晰的錄音錄像。日後如果有人要回頭檢討此案，也有些材料可以翻看。審判長在記錄中也寫下了這些話，但未必會形成任何官方結論。或許所有爭議隻能等待後續的判決與進一步的申訴來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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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這個案子還沒有收尾。律師團希望可以在接下來的庭審裏繼續發聲，但究竟能有多少效果，隻能走一步看一步。有人猜測，鑒於檢方已撤回“黑社會”指控，最終可能會認定“惡勢力”，再結合具體犯罪事實給付廷祥一個更高於七年的刑期：
好讓前後變化合情合理。
就像一場加戲，一旦拉起高音，又收回一些幅度，在外界看來既保持了一種審慎，也保留了嚴打的力度。還有人比較樂觀，認為既然從“黑社會”改成“惡勢力”，說明上級已看出證據並不牢固，也許最終會回到相對溫和的處理。
這故事從頭到尾都保持著某種出乎意料的走向：一紙七年判決本來安靜無波，經上訴後瞬間升級，法官臨陣更換、庭前會議改期、涉案人員被抬進庭裏、檢方罪名一改再改、審判長和律師唇槍舌劍……每一個環節都出現了令普通觀眾費解的情形。
但這種費解似乎又在某些地方的司法實踐中若隱若現。付廷祥案之所以被關注，大概正因為它在聚光燈下，把一些不常公開的細節赤裸裸地展現出來——程序之內有程序之上，法條之內或許還有別的手段。被告人想借上訴實現自我救濟，卻招來更多壓力：
上訴成功不但沒換來輕鬆，還可能麵臨刑期加倍。
在這種氛圍裏，人們或許會問，是刑訴法的原則失靈了嗎？還是地方在“掃黑”過程中賦予了某種更高要求：以至於法治程序隻能順著某種思路走下去？現階段沒有公開答案。隻知道付廷祥依然在看守所裏度日如年，他的家屬與辯護人還在努力，期望最終能有公正裁量。
假如將來某一天，案件迎來終結，無論結果怎樣，這幾年的曲折都不會輕易被遺忘。它展現給我們的是一副特殊圖景，上訴後不但沒有帶來“緩和”，反而觸發一連串升級與波動：
法官的撤換與重上陣，檢方幾度變換指控，律師不得不庭上指責法檢聯手。
人們在揣測，到底是誰在為這台“歌劇”編排唱段？是不是有一隻無形之手把案件推向一個注定的方向？又是誰在這個過程中麵露難色，卻又要維持儀式上的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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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任何仍信賴法治的人而言，付廷祥案都不是一則輕鬆的故事，但它的進展卻具有某種讓人側目的意味。一個原本不算簡單但尚可預期的經濟案，在“掃黑除惡”大背景下幾經演變，生長出意料之外的層次，也讓外界看到了地方司法動能與程序保障如何起衝突。
有人說，這恰恰說明對程序正義的堅持尤為重要。倘若一味追求打擊力度，大概就會出現類似案件的翻轉與延宕。我們始終不知道最終結果會不會證明前麵的努力隻是徒勞。但至少，它已成為各地律師與法律人探討的標本，以後若再遇到類似案件，也許會先翻出付廷祥案來對比。也會有人開玩笑說，
如果他們想，你就是黑社會，不想，你就不是。
這話被多次引用。放在此案中，有些人感到分外貼切。畢竟，經過幾次變更起訴，黑社會的標簽說貼就貼，說揭就揭。檢方可以做出許多看似合法的程序操作，而旁人難以幹涉。如果將來我們隻看到一個判決結果，或許隻能知道最後定罪的結論，卻未必能弄懂前期所有反複的來龍去脈。
法庭時鍾不會停擺，接下來它還會走到結案的那刻。但在外界注視之下，這個案件不再隻是當事人與公檢法之間的“專業問題”，它影響到更多人對“上訴後會不會被加倍懲處”的想法：
也牽扯到民營企業家對司法環境的認知。
全國各地一些律師同行也對它保持強烈關注，希望能夠幫助呈現更多庭審細節，讓司法透明度真正提升。隻不過，在涪陵區，想讓所有聲音完全放大，並非易事。更別提法警抬人進入法庭、限製真實旁聽這些安排，再怎麽形容，都帶有某種強烈的既視感。
直到如今，法槌還未敲下最終節拍。也許下一幕會是意料之外的大結局，也許是某種不溫不火的收場。律師們還會繼續在法庭上碰撞：
每一次爭取公正的努力都可能被要求停下。
人們盯著這場審理，就像看一部情節曲折卻讓人略感無奈的舞台劇：誰都知道它該到落幕的時候，卻始終沒聽到終曲的鑼聲。
這樣的過程給許多觀眾留下了難以忽視的印象。它告訴我們，司法舞台上有時不見得隻有無聲的嚴肅，還有許多令人不便直說的細節。被告本來以為自己換來重新審理，沒想到卻經曆更大衝擊。
這場戲在外人看，精妙處不在劇情，而在它本該是嚴密莊重的法律審理，卻偏偏透出另一麵色彩。你想去求證，又找不到一個絕對權威的說法。你想說到底誰主導了換法官，又無從查詢具體文件。你想追問為什麽要阻止更多家屬旁聽，就有人以“秩序安全”作答。至於最初到底有無“黑社會”，以哪種方式認定：
都在審理中成了彈性空間。
上訴該被保護，還是會被加倍懲處，這個命題留待曆史和現實共同來回答。
寫於2025年3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