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誰是貿易戰的最大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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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來，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和歐洲國家）生產的產品遠遠超出消費需求，這些國家向美國出售商品，換取越來越多的美元。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美國的消費遠遠超過了自身的生產，以持續的貿易逆差的形式來填補兩者的差異，並通過舉債為這些逆差融資，而中國和歐洲的投資者樂於購買這些債務。

特朗普總統不願接受這種狀況。他的政府加快了向我和我在投資管理公司橋水的同事所稱的現代重商主義的轉變：認為貿易逆差對國家財富和實力構成了威脅。

特朗普和他的許多支持者都認為持續的貿易赤字使美國對其他經濟體產生了危險的依賴，這不僅危及國家安全，還破壞了中產階級穩定的就業機會。這就是他征收關稅、采取其他引人關注的政策的主要原因。

盡管現代重商主義政策旨在對抗美國所有的競爭對手，但它們對歐洲的經濟引擎構成了尤為嚴峻的威脅。如果美國不願繼續維持巨額貿易逆差，那就意味著可供其他國家和地區生產多於消費的“蛋糕”正在縮小。

不過，這一挑戰最終可能會促使歐洲走向迫切需要的變革和經濟振興。在特朗普最近就烏克蘭問題采取的行動和發表的言論之後，歐洲突然意識到，它不能再依賴美國來保障安全；它也需要認識到，同樣不能把經濟穩定寄托在美國身上。

美國在這場貿易衝突中有優勢，恰恰是因為它目前存在巨大的貿易逆差。它需要征收關稅的進口商品多於出口商品，而且如果美國企業通過增加國內投資並將供應鏈帶回國內，美國將獲得更多收益。

這與美國在大蕭條時期貿易戰中的處境截然相反，那場貿易戰始於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當時美國是貿易順差國，所以更容易受到關稅和保護主義措施的衝擊。

隨著關稅不斷提高，每個對美貿易順差的國家都會發現，向美國出口變得越來越難，但歐洲國家受到的損失最大，因為它們最重要的產業恰恰是中國已建立最大優勢的產業。

幾十年來，中國一直奉行現代重商主義，多年來一直利用政府工具來補貼它認為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產業，並在此過程中承受巨大損失。有時，它支持的生產遠遠高於市場需求水平。

經過幾十年政府支持的技術進步，中國在眾多領域都成為了強有力的競爭者：汽車、先進工業機械、電氣設備和電器等；更不用說人工智能等中國政策製定者極為重視的領域了。因此，中國企業完全有能力爭奪現存的貿易順差“蛋糕”最大的一塊。

另一方麵，歐洲將發現自己越來越受到擠壓，因為美國不願意吸收它生產的產品，而中國在歐洲以及任何仍然對出口開放的較小國家與歐洲展開競爭。

歐洲的汽車行業已經感受到了這種擠壓。外國電動汽車製造商已經顛覆了這個市場，尤其是特斯拉以及比亞迪等中國車企。在實現盈利之前，這兩家企業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產業政策的支持。然而，歐洲各國政府卻始終在猶豫是否走同樣的路，向私營企業注入公共資金；他們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一方麵希望保護本國汽車製造商免受中國車企的競爭，另一方麵又擔心如果中國以保護主義措施進行回應，歐洲將失去中國市場。

歐洲汽車工業麵臨著生存威脅；投資者對這些企業的看法非常悲觀，甚至認為它們可能會輸掉生存之戰。如果股價繼續下行，那麽淘汰如此重要的產業所帶來的經濟痛苦將擴大到經濟的其他領域，從而加大對歐洲領導人采取保護主義和競爭性產業政策的壓力。

雖然保護這些傳統產業的壓力會很大，但如果在同一時間，歐洲不能首先解決使其經濟如此脆弱的原因（生產力增長緩慢和創新能力不足），那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中國通過（部分得到政府支持的）技術顛覆將自己打造成了一個具有競爭力的強國，而美國在過去十年中的技術創新和生產率增長則遠超歐洲。比如，加利福尼亞州誕生了全球超過四分之一的“獨角獸”企業（即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新興企業），而經濟規模與之大致相當的德國隻有2%。

歐洲之所以落後於美國，是因為其監管體係（尤其是在科技領域）混亂、重複監管，而且勞動力市場僵化，企業很難雇用和解雇員工。

這些問題是眾所周知的。2024年，由意大利前總理馬裏奧·德拉吉牽頭，歐盟發布了一份令人警醒的競爭力報告，該報告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問題所在，並提出了有力的變革建議。

報告中的一些建議，例如在技術和國防等領域進行近9000億美元的公共投資，可能會帶來變革，解決歐洲生產力和創新方麵麵臨的一些最嚴重障礙。到目前為止，歐洲的決策者在落實德拉吉報告的建議方麵進展緩慢，盡管人們普遍呼籲要盡快采取行動。

歐洲大陸的安全危機或許最終會促使人們采取行動。德國已經邁出了關鍵一步，放棄了對財政政策的自我限製，以便在國防領域進行有意義的投資。問題在於，歐洲是否會借此機會更廣泛地進行經濟轉型，以及歐洲的領導人是否會意識到，他們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