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鐵絲網到廢墟：日裔美國人二戰拘留營獲釋後....

在2025年1月31日《洛杉磯時報》發表的文章中，作者Patt Morrison回顧了八十年前日裔美國人從二戰拘留營獲釋後的艱難歸家之路。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約12萬日裔美國人被強製遷移，財產被掠奪，生活被摧毀。盡管戰後他們試圖重建家園，卻依然麵臨歧視和暴力。直到1988年，美國政府才正式道歉並給予賠償。

八十年前，日裔美國人——男人、女人、孩子，甚至兩三代同堂的家庭——終於被允許離開戰時拘留營，比如曼紮納爾（Manzanar）。這些家庭在二戰期間被強製關押，僅僅因為他們的日本血統。

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國偷襲珍珠港，引發了美國的恐慌。西海岸地區感到極度脆弱，而當地的日裔居民——無論是本土出生、歸化入籍還是移民——都被毫無根據地懷疑為對日本效忠，甚至被指控為間諜或破壞者。為了“安全起見”，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Franklin Roosevelt）簽署了9066號行政令，授權將這些日裔美國人從西海岸強製遷移到內陸的拘留營。

從1941年12月到1942年，他們被強行從家中、農場和工作崗位上帶走，先是送到像波莫納集市和聖塔安妮塔賽馬場這樣的“集合中心”，然後再被送往拘留營。總共有約12萬人被關押在鐵絲網後。他們中的大多數原本居住在西海岸，三分之二是美國公民。



1942 年 3 月 23 日，第一批難民抵達加利福尼亞州曼紮納的日本拘留營

那麽，到底誰“足夠日本”以至於被關押呢？根據規定，隻要你有1/16的日本血統，就會被視為“日本人”。這就像是美國種族主義中的“一滴血規則”——隻要有一滴黑人血統，你就是黑人。這種規則在美國曆史上長期被用來強化種族隔離和種族壓迫。

在珍珠港事件後的幾周內，日裔美國人被迫離開他們的城鎮、社區、家園和工作場所，隻能帶走一個行李箱能裝下的東西——衣服、文件、洗漱用品和簡單的廚具。房子、汽車、商店、農場設備、漁具，甚至土地，全都不得不放棄。

掠奪與背叛：財產的無情流失

這一切既混亂又令人心碎，甚至充滿了醜陋的掠奪。少數幸運的人有非日裔朋友幫忙照看財產，但大多數人則遭遇了無情的掠奪。他們的財產被低價拍賣，有時甚至隻能接受極低的報價，隻為了換取一點現金。有些非日裔鄰居甚至直接闖入，隨意拿走他們想要的東西——而日裔美國人又能做什麽呢？

後來，戰時信息辦公室中太平洋分部負責人布拉德福德·史密斯（Bradford Smith）將這次遷移稱為“美國喧囂曆史上最大的騙局之一”，並指出，推動遷移的壓力主要來自那些從中獲利最多的人。



拘留營裏的生活

在洛杉磯市中心的東一街，曆史悠久的日蓮宗佛教寺廟最初被用作教區居民財產的倉庫。然而，1943年6月，警察和政府官員來到這裏時，發現這裏一片狼藉，幾乎空無一物。鄰居們說，負責照看這些財產的女人——她擁有這些財產的代理權——已經帶著幾卡車的貨物逃之夭夭。剩下的隻有幾個被打開的箱子和行李箱，裏麵的東西散落一地。

戰爭結束一年後，負責管理拘留營的戰時安置局（War Relocation Authority）發布了一份112頁的道歉信。信中承認，未能妥善保護被遷移者的財產，給了“騙子和小偷一個黃金機會，他們利用了一群驚恐無助的人”。近40年後，國會委員會在1983年計算出，財產損失高達13億美元，淨收入損失為27億美元。

從集中營到拖車場：戰後重建的艱辛

八十年前，他們回到了家鄉，不僅失去了財產，還遭受了與當初被帶走時相似的虐待。內政部長哈羅德·伊克斯（Harold Ickes）曾公開反對政府政策，稱這些拘留營為“集中營”。

在加利福尼亞州，拘留者開始離開營地後的四個月內，戰時安置局的報告記錄了24起恐嚇或暴力事件。在加州農村，至少有15起針對日裔美國人的槍擊事件、一起未遂的爆炸案、三起縱火案和五次“威脅性訪問”，這些都被視為“暴徒的有計劃恐怖行為”。伊克斯認為，這些“嗜血的種族主義者”試圖嚇退那些試圖重建“經濟據點”的回歸者。

在某些地方，反對他們回歸的聲音早在戰爭結束前就已經出現。1943年6月，洛杉磯的一個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婦女輔助組織發起請願，要求禁止任何日裔居民再次居住在太平洋沿岸，聲稱即使是美國公民也會構成“進行破壞或協助敵人的巨大危險”。

大約5000名流離失所的南加州人最終在伯班克和太陽穀的兩個拖車營地找到了臨時住所。太陽穀營地持續了更長時間，一直運營到1956年，成為一個由大約100輛拖車組成的社區，居民們共用公共浴室和廚房。政府以每月65到110美元的價格出售或出租這些拖車。居民們幾乎不外出，除非結伴而行。

居民們稱這些地方為“營地”，就像他們離開的那些地方一樣。當政府官員來檢查時，他們總是糾正居民：“這不是營地，這是拖車場。”曾在拘留營度過童年的富美夫村永（Tomio Muranaga）在1986年告訴《洛杉磯時報》：“他們希望我們忘記曼紮納爾和哈特山（Heart Mountain）這樣的地方。”曼紮納爾和哈特山分別是加州和懷俄明州的拘留營。

賠償與反思：曆史的傷痕與和解

八十年前，他們開始回家，但這段曆史對我來說並不熟悉。直到第四代日裔美國人、洛杉磯居民卡爾文·內藤（Calvin Naito）提醒我這一周年紀念，我才意識到這一點。他自己在1988年哈佛肯尼迪學院學習時才知道這段曆史，當時裏根總統簽署了一項關於賠償的曆史性法律。

爭取賠償的道路漫長而艱難，最早的努力可以追溯到1948年的《遷移賠償法》。在弗雷斯諾附近，Koda家族曾是主要的水稻種植者，他們在1941年12月擁有5000英畝土地，並租用了另外4000英畝。在被趕進拘留營後，他們對聯邦政府提出了索賠。這場官司打了大約15年，直到1965年才達成和解。然而，當賠償支票到達時，Koda家族的長輩已經去世。兒子埃德·Koda（Ed Koda）計算後發現，政府提供的36.25萬美元賠償僅相當於他們240萬美元索賠的15%。如今，第四代Koda家族仍在約洛縣種植水稻。



在拘留營原址的紀念碑

莫雷家族（Morey family）也在加州經營了四代生意。1907年，約書亞·莫雷（Joshua Morey）的曾祖父在洛杉磯的小東京創立了亞洲公司（Asia Co.），從事進出口業務。珍珠港事件後，他們不得不放棄生意和家園，隻帶走了兩個行李箱的東西。

莫雷的曾祖父在1892年來到美國，珍珠港事件後被關押在圖納峽穀（Tuna Canyon）的拘留營，那裏關押著被聯邦政府視為安全風險的外國人。莫雷讀過FBI的報告，認為他知道為什麽曾祖父被關在那裏，而其他家人則被送往安全級別較低的營地。“亞洲公司是戰前我們社區的企業之一，因為他與日本有大量業務往來，我想他被歸類為潛在間諜。”

“我們曾在小東京的第一街擁有土地和生意。我們失去了財產，失去了生意，回來時一無所有。”戰後，重新啟動與日本的進出口業務是不可能的。但諷刺的是，莫雷的祖父憑借其在亞洲公司的分銷係統專業知識，被美國陸軍雇傭，派往戰後德國管理軍事物資的運輸。

回到美國後，莫雷家族找到了新的生計——保險業。“二戰後，沒有保險公司願意為日裔美國人或其財產提供保險。這就是我們在戰後受到的待遇，”莫雷說。需求和機會相結合，莫雷的保險公司至今仍在為加州和夏威夷的日裔社區提供保險。

莫雷家族在他3歲時搬到了灣區。1980年代，諾曼·峰田（Norman Mineta）——哈特山拘留營的幸存者——正在國會任職。莫雷家族買下了峰田的保險業務。“我從小就和峰田叔叔一起長大。他告訴別人他給我換過尿布，我說，峰田叔叔——我那時已經3歲了！”

你可能聽說過諾曼·峰田這個名字。聖何塞國際機場以他的名字命名。他也是推動對曾被關押的日裔美國人進行賠償的關鍵人物。莫雷的父親曾不太情願地告訴兒子：“你的峰田叔叔正在努力讓過去的錯誤得到糾正。”

峰田和其他日裔美國國會議員多年來一直在推動、談判和立法，以“糾正過去的錯誤”。其中一位同事是夏威夷參議員丹尼爾·井上（Daniel Inouye），他在二戰期間作為美國陸軍著名的日裔戰鬥部隊成員在意大利作戰時失去了右臂。（井上的右臂被子彈打斷，他用左手從斷手中摳出手榴彈，扔進了德國碉堡。）

簡而言之，賠償問題從戰後初期的第一個賠償計劃——像Koda家族那樣隻拿到15%的賠償——一直拖延到1980年代初，當時國會成立的調查委員會聽取了證詞並提出了賠償建議。最終，在1988年，裏根總統簽署了《1988年民權法案》，正式為拘留日裔美國人的不公正行為道歉，並向每位幸存的日裔美國公民或合法居民支付2萬美元的賠償金，當時約有8萬人符合條件。

如今，從拘留營中幸存下來的人已經越來越少，最終將全部離世。約書亞·莫雷隻能通過二手資料了解他們的故事，但現在，“這已經成為我畢生的使命——講述我們日裔美國人在美國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