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為何不斷強化中共“自我革命”的相關論述？

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注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革命”一般來說是個好詞，指向進步。因此，人們也常用“革命”一詞來形容、描繪或者指代某種重大的、深刻的、帶有本質變化的變革、改變、革新等，以突出它的某種“神聖”色彩。中國當局在過去一年裏，談及中共黨內政治生活，頻頻提及“自我革命”一詞，前不久召開的中紀委四次全會，主題就是黨的自我革命如何在黨內得到貫徹落實。

“革命”的字麵意義也是它的原初意義，是變革天命，推翻一個不合天命的舊王權，所以《周易》才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換言之，不管何種意義上的“革命”，它指向的都是革別人（別物）的命，而非革自己命。如果把自己命革了，自己也就不存在了，不可能從“無我”中生出一個 “新我”來，所以，革命隻能是革別人別物的命，不可能自我革命，否則，邏輯上說不通。

這樣來理解當局所說的“黨的自我革命”，當然不是指中共要把自己“革”了，而是借用“革命”一詞，來指稱在黨內開展一場深刻而重大的革新，其革新程度，可與革命相提並論，以鑄造一個新黨，讓黨重煥強大戰鬥力。

提出“中共自我革命”這一新說法的，自是習近平，因為別人包括黨內理論家，是沒有資格提出一種新提法的。習在去年二十屆中紀委三次全會上，提出要深入推進黨的自我革命。他對中共始終抱有強烈危機感，認為隨著形勢任務、外部環境變化和黨員隊伍自身變化，黨內不可避免會出現各種矛盾和問題，如何才能確保在執政過程中，黨始終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他的答案是，“以時代發展的要求審視黨，以強烈的憂患意識警醒黨，以自我革命精神鍛造黨，以刀刃向內的勇氣，及時消除各種消極影響”。在習看來，此乃中共為什麽要推進黨的自我革命的道理所在。

“刀刃向內”被習視作“黨的自我革命”

習將“黨的自我革命”作為治理中共的思想和理念，所謂“刀刃向內”，即被他視作自我革命。那麽，大刀砍向黨內，對黨的肌膚刮骨療毒，能否再造一個新黨，讓中共廣大黨員幹部煥發出新的精神麵貌？理論上講，這要看習對中共的病症是否真的下猛藥；以及，在暫時止住了病情的擴散後，是否有一個治本良方，如果沒有，病症過不多久勢必再次複發；還有，在自己無法根治病症下，能否請別的“醫生”在旁幫助自己監測病情，並開處方。能夠做到這三條，大體可以實現黨的自我革命，套用習的說法，“確保黨始終充滿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

一個政黨、政權和體製，一定程度的自我療毒，“自我革命”是可做到的。比如，中國曆代朝政，相權對皇權的某種約束和牽製，言官對朝官的監督，儒家思想對皇帝和百官的道德教化所內化的自我道德約束，使古代帝製具有某種自我糾錯功能。西方民主政體在這方麵的功能更突出。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權分立和相互製衡，能夠最大程度防止政權內部出現一個專斷權力，在國家政令和治理上獨斷專行；如果這一步被削弱了，民主政體還有多黨競爭以及在野黨對執政黨的監督，獨立的媒體和言論自由，地方自治和公民社會對政權的外部監督。即便上述機製暫時都失靈，還有選民的選票和定期選舉把關，把選民不喜歡的政權選下。因此，盡管民主政體也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有時問題還很嚴重，但依靠自身機製和外部監督及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力，很大程度上能夠自我修複，用中國當局的話說，即具有“自我革命”的機能。

反觀中共政權，一黨獨大，內部缺乏三權製衡，權力統一於中共中央，中央權力又統一於一群寡頭手中；外部沒有多黨競爭和媒體監督，選舉更是徒有其表。這實際上使得手握權力的各級官員隻能依賴縱上的權力尤其中央來監督，而對中國這種五級權力機構的體係來說，中間鏈條過長，必然導致監督的效力打折，再考慮上下級官僚之間的利益輸送和互相勾結，這就是中共黨內腐敗猖獗和施政失誤的根源所在。

要根治黨內腐敗，糾正政策錯誤，最好的做法是政權向外部開放，逐漸過渡到自由民主體製。做不到這一點，政權內部應該形成一個製衡機製，並允許有一定的黨內民主和競爭。但當局沒有這樣做，怕由此讓黨喪失執政權，反而企圖從相反的方向來解決問題，即集權。將權力高度集中於最高領導人一人，並在黨內展開大規模反腐，以為這樣能夠應對外部風浪，清除黨內流毒，使黨強大起來。這實際就是當局所講的“黨的自我革命”，隻是以前沒用這個說法。

“自我革命”下各項治黨措施，都不是新的

習在去年中紀委三次全會上首提此說，並把它作為中共二十大後治黨的指導思想，當然不僅僅因為過去多年“黨的自我革命”一直在做，隻是如今要用一個說法把這套做法包裝起來，賦予其新的意義；更是他認識到，二十大後中國的外部環境越發惡劣，同時黨內特別是幹部的思想狀況出現了很大變化，不滿和不安分的情緒在黨員幹部中蔓延，腐敗也並未真正得到有效抑製，如此下去，黨會徹底失去戰鬥力，恐怕統治不穩。對他來說，船行中途，是無法調頭轉向的，充其量隻能在經濟治理上做適當調整，否則，過去所做一切，包括集權，都將前功盡棄，嚴重損害其權威，這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然而，這也同其認知有關。他偏執地認為，通過“黨的自我革命”，即便對體製本身不做大的改變，隻要從嚴治黨，深入反腐，加強對領導幹部的政治控製，是可以消除黨內腐敗，解決中共作為一個大黨獨有的難題，讓黨再次變得強大。

因此，他需要一個新的說法，來因應新形勢新任務，進一步推進已有的治黨策略和做法。外界會發現，所謂“黨的自我革命”，除了這個名詞本身，在這一說法之下實行的各項治黨措施，都不是新的，而是已有措施的力度強化，它的重點有三，加強思想政治教育，讓全黨對自我革命的思想認識要清醒；持續推進反腐敗鬥爭；深化製度治黨，依規治黨，強化黨內監督，對黨員幹部的政治監督要做到具體化、精準化、常態化。

在習看來，反腐敗依然是中共自我革命的最重要內容，正如他在中紀委四次全會上所指，腐敗是中共麵臨的最大威脅，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腐敗存量尚未清除，增量還在持續發生，鏟除腐敗滋生土壤和條件任務仍然艱巨繁重；也警告在反腐上的任何猶豫動搖、鬆懈手軟或半途而廢，都將犯顛覆性錯誤。這些論述，實際是間接承認之前的反腐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去年落馬高官的數量創曆史新高已印證了這點。

對各級官員和領導幹部的政治監督，則在他的“黨的自我革命”中，是僅次於反腐的另一重大任務。所謂政治監督，用他的話說，重要的就是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須說到做到，不能陽奉陰違。近期的多場會議，包括政治局民主生活會、政治局會議，他一再強調要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確保言行一致、令行禁止。今年初發於《求是》雜誌的《深入推進黨的自我革命》講話，在深入推進自我革命於實踐中要把握的九個問題裏，第一個問題即以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為根本保證。隻要把“黨中央”三個字置換成“習近平”三字，就會明白他為什麽會一再強調，集中統一領導，保持高度一致的重要性了。

無論反腐還是政治監督，其實都是要進一步集權和加強對領導幹部的政治控製，但這需要一個好的名義，以強化個人專權和政治控製的正當性。習拋出“黨的自我革命”一說並不斷強化其論述，就是要達到此種掩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