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群特殊的群體，或許隻存在於一代人之間，即在獨生子女政策下的“老二”。
與那些深受“多子多福”觀念影響、追求生“兒子”而超生的家庭不同，“老二”出生的原因隻有一個：作為失獨家庭的替補。
另一方麵，“老二”們又是帶著任務出生的：
他們從出生起就承擔著家庭粘合劑的角色，遭受過喪子之痛的父母對他們格外“在乎”。但不少“老二”坦言，他們雖然擁有比常人更多的家庭關注，看似不缺愛，卻很害怕親密關係。
出生於1995年的王路，就是這樣一個“替補”——王路曾經有個姐姐，姐姐在9歲的暑假和朋友們下河遊泳時不幸溺水身亡。
三年後，王路作為“替補”出生；雖然是家裏的獨生子女，他卻一直活在姐姐的陰影之下。
“因為我們的父母，愛的不隻是我們”，同是“替補”的盧健說。
盧健的姐姐患有基因病，不滿5歲便去世，她出生後，父母“沒有別的希望，隻希望她健康”，因此取名盧健。
由於父母害怕她身上重演姐姐的悲劇，因此從盧健誕生起，這個家就在做“脫敏”訓練，“父母愛我，又怕愛我，他們怕投入太多感情後，發現我和姐姐一樣。他們再也承受不起這樣的告別了”。
同時由於父母生育他們時已處於“大齡”，不少“老二”成年時，父母已經老去，他們無法像其他人那樣慢慢成長，必須立刻麵對養老等話題。
本期顯微一線觀察就將走進這樣一個群體：作為一個被忽視的群體，在他們身上，獨生子女、養老、中年危機等問題顯得尤為尖銳。
以下是關於他們的真實故事：
文 |葉一文
編輯 | 陳曉燕
公司總部搬遷時，身高1米82的28歲的王路再一次坐實了“媽寶”的稱呼。
此時王路所在的事業部，要從中部省會搬到東部省份去。為了方便員工過渡，公司在遷入地提供員工宿舍。
王路63歲的母親知道消息後，要求去王路即將生活的新城市“看看”，她特地從600多公裏外的老家趕到省會，替他整理好了行李。退掉租房後，她又跟著王路去往1000多公裏外的宿舍。
鋪床、打理衛生、收拾衣櫃、添置生活用品、觀察菜色……
前後忙活3天，直到給王路冰箱裏塞滿半成品，王路媽媽才念叨著“你結婚了，有個人照顧你了，我就不用這麽操心了”，然後買了最早一班動車，坐了7個小時回到了老家。
員工宿舍是個八卦中轉中心，其他分公司的員工也剛來此，彼此之間尚不熟悉。由母親陪伴搬家的王路就像一個“異類”，很快成為了大家的談資。
“被大家當做媽寶看，已經貫穿了我的生活”，王路說，這一切源於他是“老二”。
從戶籍上看，王路是獨生子，但從懂事起，王路就知道自己不是這個家庭唯一的孩子。
王路有個素未謀麵的姐姐，姐姐出生於1983年，於1992年暑假不幸溺亡。姐姐溺亡後，身為老師的父母相互指責，甚至在親戚麵前大打出手，這個曾經幸福的三口之家一度風雨飄搖。
直到1995年，王路作為這個家“替補”的孩子出生後，這個家才得以維係。
喪女之痛，讓王父王母將所有的愛都傾注到了王路身上。
從小父母接送已是家裏心照不宣的約定，讀高中時，王路的身高已超過1.8米，在南方小城算是“大高個”，但王父王母依舊會每日接送他。
高三時，為了讓王路多睡一會，老兩口在學校附近不到500米的小區租了房子陪讀，即使這樣的距離，父母也沒有放棄“接送”。
“我也不願意做媽寶女，但是我沒有辦法，我生來就是帶著任務的。”同樣是“老二”的盧健說。
盧健有個素未謀麵的姐姐，姐姐自小有基因病，不滿5歲去世。之後盧健作為修補父母感情的粘合劑出生，“從小到大，我身邊的人總是會提醒我，我父母不容易，我必須比別的孩子更聽話”。
長此以往，盧健習慣了當個“媽寶女”。
“或者說，我們不忍心再去傷害父母，他們內心的恐懼比我們大”，00後龔競就是如此。
上個世紀90年代，龔競母親接哥哥放學回家乘坐公交車時，因沒注意後方來車，哥哥下車時被後方來車撞倒，隨後卷入車流後身亡。親眼目睹孩子身亡的母親，自那以後一直生活在恐懼中。
“直到現在我出門，我媽還是會時時刻刻聯係我”，龔競說。
根據中國致公黨發布的調查報告，中國15歲至30歲的獨生子女總人數約1.9億，這一年齡段的年死亡率為萬分之四，中國每年新增“失獨家庭”7.6萬個。
雖不知道有多少家庭，會在此後誕下另一個孩子，但大部分家庭都會長期生活在陰影下。
看似擁有家裏最多的愛，卻無法像獨生子女一樣獨占家庭寵愛、肆意享受，幾乎是所有“老二”的共同感受。
“我姐姐去世30年了，我沒見過她，但無時無刻不能感受到她的存在。”盧健說。
她曾經翻到過媽媽給姐姐寫的出生日記，日記裏媽媽記錄了她初為人母時的開心，也詳細記錄了這個家庭如何歡迎一個新生命的到來：
“爸爸和媽媽每天都在學習如何帶孩子，還計劃著以後要送女兒去學跳舞；奶奶夢見神仙托夢說這是文曲星下凡，未來會是個大學生；爺爺要求名字裏必須帶輩分，說是女兒也得記入族譜；外公和外婆則找人算她的八字，希望有難能提前化解，保一輩子平安無憂”。
姐姐出生的年代，家庭照相機並不普及，媽媽每年都會帶她去影樓拍一張照片，背麵鄭重地寫下時間。
但出生在物質更為豐富年代的盧健沒有享受這個待遇。
單從名字來說，盧健的名字就單薄多了——姐姐的名字是爸爸跑到圖書館翻閱一整本辭海取的，寄托了父母對姐姐未來的期待，“但是到我，父母沒有太大期望了，就希望我健康，所以給我取名叫盧健”。
從小盧健就不喜歡自己的名字，她總覺得這個男性化的名字太沉重，所以小學時QQ流行開來後，盧健“偷”了一個同學的小名“豆丁”當做自己的昵稱，“因為那個女生在周記裏說，自己是家裏唯一的孩子，每個人都會無條件愛她，陪她過每一個生日”。
王路也一直生活在姐姐離世的陰影下。
王路的姐姐生前不會遊泳，溺亡後這件事一直壓在母親心頭。所以王路6歲剛進入小學時，媽媽就送他去學遊泳了。
但和其他小夥伴學遊泳不同，王路的媽媽總是會全程陪同，泳池裏小男孩戴上泳帽和眼鏡後看上去一個樣，每當不能第一眼找到王路時，王路媽媽都會焦急地在泳池邊喊“王路，王路”，直到王路安全重回視野，她才放心。
除了無時無刻盯著王路，母親還會嚴抓王路遊泳的每一個姿勢，擔心他因為動作不到位“發大水時不能救自己”。
王路還記得，自己有次上課時不認真，回到家後母親用衣架抽打他，“那時她嘴裏還在念叨‘讓你學遊泳，我是害了你嗎？’”打完後，媽媽又抱著王路哭，求他“原諒媽媽，媽媽實在是擔心……”。
但問及是否“憎恨”親人時，盧健沉默了。她不知道該怎麽憎恨、或者說不知道該恨誰。
“恨爸媽嗎？我恨不了”。盧健的家庭富裕，從小就有很多別人沒有的東西，剛上大學時，“對自己沒什麽希望”的父母，就給盧健買了房；而且盧健小時候身體不好，經常生病，她不想上學時隻要說一句“不舒服，不想上課”，家裏人便會放下手頭一切，帶著她去醫院。
哪怕後麵盧健為了證明自己能力，決定去外地工作時，父母也不是擔心她的職場規劃，而是擔心女兒“身體行不行”，告訴她“撐不住了隨時回來”。
至於姐姐，盧健更不忍心去恨。
“我姐姐也很可憐”，盧健姐姐患的是基因病，家裏人雖然三緘其口不聊具體病症。但大學時盧健做過相關義工，看見過小小的孩子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療的場景。
圖 | 某醫院兒童住院病房
“我家人很苦了，我恨不了他們”，盧健說。
王路也不知道該怎麽憎惡。他的父母都是老師，那個年代計劃生育要求夫妻雙方都是體製內的，不能生二胎，“如果不是姐姐去世，我連出生的權利都沒有。”
但他更心疼姐姐，“遊泳時我嗆過水，我知道那種絕望”。
更讓“老二”們迷茫的是，他們還沒有弄清楚自己的人生，就要麵臨中年危機。
或者說，父母的年齡，沒辦法給他們緩衝的時間，他們必須比同齡人更早麵對父母養老的問題。
這一點王路深以為然。
王路研究生畢業時，母親60歲，父親65歲，同時父親還被診斷出了癌症，需要治療。因此在畢業季，周圍同學都在計劃旅遊、找工作時，王路隻能奔波在醫院和家裏之間，“偶爾抽點空去麵試”。
他找工作也不像同學那樣，會考慮未來發展、工作強度，和自己是否熱愛，“而是首先考慮穩不穩定、離家近不近，會不會失業”；最後權衡之下，他選擇了老家省會的一份國企工作。
聊起這件事時，王路有些難過。
“我上學時很自卑”，王路說。他的母親生育他時已經35歲，父親40歲，到他小學時，父母比身邊同學的父母大一輪，甚至趕得上有的同學爺爺的年齡。有好幾次父親接送自己時，父子組合被認為是爺孫組合。
所以從小王路就計劃著要去“遠處”讀書，去一個父母不會接送的地方讀書、留下來。
後來他如願去了一個離家1200公裏的城市讀書，為了能在當地留下來，本科加研究生7年，王路比同學們更用功，年年都是優秀畢業生。
“但是最終我還是回家了，我父母需要我”，而這次公司搬到外地，王路也麵臨著比其他同事更大的壓力。
“你知道的，我父母年紀大了”，他計劃著“降薪也要調回去”，或者辭掉工作，回到父母身邊“再考慮接下來的事”。
盧健的父母也不年輕了，總是念叨著“女兒再不結婚，以後沒辦法給她帶孩子”，但實際上，父母的養老壓力比婚姻壓力來得更猛烈。
2024年夏天，盧健的父親摔傷，母親照顧了3個月後，也生病臥床，無奈之下家人通知了在外的盧健。
盧健得到消息後放下手頭工作，趕回老家照顧父母，等她再回到公司的時候，原本的升職加薪機會也泡湯了。
“接下來父母的身體會越來越差，他們養老的問題迫在眉睫”，30歲的盧健不得不去打聽養老機構，望著都是40多歲、50多歲中年人在給父母安排養老機構、討論父母死亡話題時，盧健哭了。
她覺得自己還沒有真正成長，就要去告別，“就感覺我的生命總是匆匆在趕路，沒有一刻是在為自己活的”。
“但我知道，這是我作為‘老二’的宿命”，盧健說。
麵對父母的養老壓力、父母隨時離世帶來的孤獨，以及會麵對的風險，王路有思考過找一個伴侶去抵抗。
但他發現自己沒辦法進入一段親密關係。
王路小時候生活的城市有一條縱貫城市的母親河，那條河有許多支流。
80-90年代的暑假，孩子們娛樂方式有限，很多孩子都會結伴去河邊玩耍。姐姐暑假背著父母，和朋友下河遊泳溺亡後，父母擔心悲劇再度發生，不允許王路單獨出門。
“小時候是把我鎖在家裏，由爺爺奶奶看管，爺爺奶奶去世後，就是給我報補習班”。
另一方麵，父母將對大女兒的期待也投射到了王路身上。“他們總擔心我受欺負”，王路回憶說，每當小時候自己和其他孩子之間有點摩擦，他的爸媽都會找上門去要個“說法”。
“我生活在一個小城市，大家知根知底”，那些家長知道王路父母的遭遇，就會再三囑咐自己的孩子不要欺負招惹王路、要讓他。
“小孩子又不知道什麽叫欺負”，於是他們隻能選擇遠離王路。
加上父母做老師的職業習慣，他們會嚴格地管理王路的社交，“他們擔心我學壞，畢竟我們家實在是經不起折騰了”。
在這個背景下成長起來的王路，沒有一個談得上交心的朋友，也不知道怎麽和同齡人相處。
“換句話說，我不知道該怎麽去經營一段健康的，屬於我和同齡人之間的關係。”王路說。
龔競和盧健也發現，雖然享受了家裏無微不至的關愛，但很難進入一段親密關係中。
“我自小就覺得母親對我若即若離”，龔競回憶說。
比如母親會和他保持聯係，但不會摟住他、給他講睡前故事；會給他準備好換季衣服，卻不會關心他最好的朋友是誰、也不會主動擁抱他、誇獎他，“感覺我的母親有些抵觸愛我。”
稍大一些後，龔競知道了和母親相處的“別扭感”從何而來，他親耳聽到母親對親戚說“那次（姐姐去世）疼怕了，自己不敢再對孩子投入感情了”。
從那以後他和父母之間形成了微妙的關係，“外界看上去我們很緊密，但隻有我們知道，我們是緊密又鬆散的一家人。”
盧健的經曆和龔競有些類似，“我父母總是說對我沒有什麽期待，就希望我健康”。
但是她又明顯感到父母其實是有期待的，隻是太害怕再度失去自己，所以一直處於“逃避”感情之中，“就好像他們隨時做好了和我告別的準備”。
而且在盧健的回憶裏，父母經常爭吵，尤其是自己生病住院時，“父母會互相指責，是對方基因不好，擔心又生了一個病孩子，或者是對方沒有用心照顧孩子”。
從親戚的口中，盧健也得知，姐姐去世後、自己出生前的那段時間，父母分別考慮過“再找個人，生個健康孩子”。
不知不覺中，盧健逐漸養成了“討好型人格”，總是擔心別人生氣，“我總是在內耗、誠惶誠恐，我害怕把真實的自己暴露給別人”。
在這種難以用語言描繪的共生關係下成長起來的“老二們”，感情之路也走得格外艱難。
父母的變態的“管控欲”成了王路感情路上的絆腳石。
“我隻談過一次戀愛，對方在私企工作”，但對方並不符合王路母親的標準。在王路母親心中，兒媳身高應該在1.65米以上，名牌大學畢業，最好有個編製，父母也應該在體製內工作。
“我甚至覺得她不是在找兒媳婦，而是在按她心目中的女兒挑選。”認識到母親企圖通過“兒媳”去填補“姐姐”的位置後，王路選擇了和對方分手，並不再戀愛，“因為不管我怎麽找，都沒辦法找到‘姐姐’。”
盧健則在感情中曆經多次失敗，始終沒有辦法去享受其中。
“雖然我很不想把自己的感情失敗歸結於原生家庭”，盧健頓了頓說，“可每當我想起來我名字的由來，就感覺無時無刻在提醒自己，家裏有基因病史，我不配進入一段感情，我不配擁有高期待。”
而龔競則覺得自己無法勝任“伴侶”這一角色，幹脆拒絕進入感情，他覺得那些關於家庭的“使命”，就到自己這代就好了。
就如同餘華的小說《第七天》所描述的“親人的離去不是一場暴雨，而是此生漫長的潮濕，我永遠困在這潮濕中，在每一個波瀾不驚的日子裏，掀起狂風暴雨”一樣。
在白發人送黑發人的家庭，這個雨季永遠也過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