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欺淩過，也欺淩別人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黃澤敏

編輯 | 向由

“被人欺淩”和“欺淩別人”都是陳琪琪的經曆。

16歲了，陳琪琪終於鼓起勇氣，和陌生人講述自己“欺淩他人”的過往。

這個福建女孩認為自己“小時候就是純壞”，才會在初一時，隨意對文靜瘦弱的男同桌揮出拳頭。那時的她“享受打人的感覺”。即便看到對方透露出的恐懼，她也沒有猶豫過。

對於“欺淩者”的身份，陳琪琪是愧疚且痛苦的。她嚐試尋找有相似經曆的“夥伴”和文章，“但是一直沒找到”。

“其實很少加害者會發聲。”起初，她也不想聊自己的經曆，“擔心自己的隱私會被扒出來網暴”。但不知向誰訴說的歉意，推著她在某篇帖子下留下懺悔。

《韓公主》劇照

陳琪琪同樣理解被欺淩的痛苦，因為她也曾是欺淩事件的受害者。那是小學五年級，幾位男孩給她取了侮辱性的外號並大肆傳播。她反抗，朝他們怒吼，聲音卻在那些男孩的哄笑中顯得無力。

像陳琪琪這樣的學生並非個例。一份2018年-2021年對全國1.3萬多名中小學生的調查研究顯示，19.9%的學生會卷入學生欺淩事件，其中受欺淩者占16.2%，欺淩者占0.9%，既是欺淩者又是受欺淩者的占2.8%。

長久以來，我們慣於指責欺淩者，卻忽略了其之所以成為欺淩者的原因。實際上，成為欺淩者的孩子，並非簡單的“本性頑劣”就能概括。

“欺淩是一種關係”

今年，陳琪琪在福建某高中就讀高二。她依舊是“班裏的小透明”，沒有朋友，和他人保持著“普通同學關係”。

她想過改變處境，但不知道如何與他人社交。在她看來，班裏的同學“喜歡玩抽象”，而自己介於幽默和文靜之間，難以融入大家的節奏。

雖沒有交到朋友，好在也沒有人討厭她。學校的生活無趣但也平靜。最近，她迷上了劇本殺。開啟劇情時，她總能感受到快樂。隻是偶爾，她還是會陷入“欺淩他人”的愧疚之中。

《少年的你》劇照

欺淩他人的行為發生在初一。課堂上，12歲的陳琪琪會隨意用手打男同桌。動作幅度不大，她覺得應該沒人看見，包括在講台上講課的老師。

無論是上課、下課，隻要她想，拳頭就會揮向對方的手臂。心情不好時，打的頻率更高，力度更大。她不知道怎麽定義打得是否嚴重。隻記得偶爾打得重了，同桌手臂會泛起一塊淤青。

她享受打人帶來的“爽”感。有時，她會在同桌回座位時，故意將椅子往後退，把對方夾在桌椅中間。看到對方無助的模樣，陳琪琪隻覺得“好玩”。

“欺淩是一種關係。”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未成年人學校保護研究中心副主任任海濤表示，欺淩行為往往伴隨力量的不對等，“是強者對弱者炫耀武力，或是謾罵”的行為，從而導致“一方處於主動地位，另一方是被動挨打、挨罵的地位”。

《第二十條》劇照

被欺淩的男同桌正是處於“相對弱勢”地位。在陳琪琪眼裏，這個與自己身高相當的男生，是一個“比較弱、比較文靜”的“小男生”。對方總是被動地挨打，不敢吭聲、反抗。

力量的不對等，時而也會導致旁觀者加入地位更占上風的欺淩隊伍之中。陝西女孩任詩文便是這樣，“不自覺”成為了欺淩的一員。

高二下學期，任詩文轉入一個新的班級沒多久，關係最好的朋友對另一個女孩蘇娜產生不滿。起初，好友隻是在兩三人麵前數落著蘇娜的不是，如虛榮、不愛學習，指責其曾為麵子編造不實前男友，並說對方背的書包是“假包”。

後來，好友向越來越多人細數著女孩的“錯誤”，把曾經作為朋友了解到的隱私信息傳播出去，甚至還給女孩編造了一些莫須有的“罪名”。

很快，蘇娜被排擠、孤立，“當時別班同學都口口聲聲說她這個人不怎麽樣”，他們嘲笑蘇娜修圖後的照片與原圖差距大，並在班級裏的大屏幕上播放調侃女孩相貌的視頻，“供大家在閑暇時間取樂”。

《韓公主》劇照

“那個女生的視頻在大屏幕上播放，底下所有同學都在那看，我覺得簡直太可怕了。”任詩文忍不住說。但在欺淩的過程中，她站在好友的統一戰線，附和、重複著那些欺淩的言語。

在她看來，欺淩事件裏少不了“站隊”。“誰占上風，（大部分旁觀者）就認為誰說的話是真的，誰是弱者，誰就被欺負。”“一看就不好欺負”的好友，顯然是占上風的人。

“我不想站在欺淩者的對立麵，我想隨著大流，體會這種共同攻擊一個人的歸屬感，哪怕我知道我們做的太過了，她隻是犯了小錯。”任詩文說。

是欺淩者，也是被欺淩者

事實上，那時的任詩文才剛脫離被欺淩的環境。她不願失去關係親密的朋友，也不想再遭受欺淩，“一個人的話，人家看你好欺負，想上手就直接上手了”。

她不止一次遭受欺淩。第一次是在六年級，同組的男孩在課堂上偷偷用圓規紮她。尖銳的金屬物在皮膚上留下刺痛感，她沒有及時反抗。

之後某次放學後，任詩文和同組幾個學生一起打掃衛生。幾個男孩突然把燈關掉後，將她獨自鎖在教室裏。身陷教室漆黑一片的恐懼之時，她聽到外麵還有同組幾個女孩的笑聲。

《告白》劇照

遭受欺淩的過程，她表現得“比較沉默”。那時，她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正麵臨欺淩。她隻覺得自己不受歡迎，無論男孩女孩都不喜歡自己。她形容那是“人弱勢的時候，大家都很想過來踩一腳的感覺”。

到了高中，在和原本的小團體“翻臉”後，她也遭受過幾次欺淩。女孩們的“攻擊”是隱性的。她們悄悄地使眼色，會在大笑後回頭看她一眼。“難聽的話也很多。”一個人坐在座位上，“我能聽到她們細細碎碎、含沙射影地罵我，比如婊子、活該”。

後來，她感覺到自己被全班孤立了。比如，跟班裏其他同學打招呼，“大家都是愛搭不理的”。又如，體育課上需要仰臥起坐，沒有人願意幫她壓腿。

“霸淩不一定是那種肢體衝突。暗地裏的眉來眼去，一個不正常的表情，一個隱晦的罵人詞匯，這就足夠讓被霸淩的人及周圍的人明白，他/她已經被孤立了。”任詩文說。

《默殺》劇照

成為欺淩者前，陳琪琪也曾是被欺淩的對象。

小學五年級，前後桌四個男孩給她取了一個侮辱性綽號。那是一個由她的名字變形、改造後，對其人格和貞操進行汙名化的詞匯。采訪過程中，她仍無法開口說出那幾個字，“覺得念出來尷尬”，隻能發來文字。

而在那一年半時間裏，這個綽號被大肆傳播。在那四名男孩之後，班裏有其他男孩聽了跟著喊她。女生們沒有參與，但也沒人站出來製止。

陳琪琪不是沒有反擊。她記得每次男孩們喊出這個綽號時，自己的反應都很激烈。她數次讓對方不要取綽號，不要再這麽喊自己，甚至會怒吼，反擊去罵他們，但沒有效果。

有一次，她氣得無法忍受，抬手想給領頭的男孩一巴掌。可當手掌接近對方臉頰時，又瞬間降下力度。她不知道為什麽，隻發現自己“真的不敢打”。最終落下的那輕輕一下，“就像撫摸”。

“可能覺得我很懦弱”，對方沒有什麽特別的反應，她的處境也沒有改變。

《悲傷逆流成河》劇照

被欺淩後，任詩文總能從自己身上找出一兩個不足之處。

比如，小學“比較弱勢”，所以被圓規紮時沒能及時反抗；高一“不夠瘦，也不是長頭發”，所以不受同桌喜歡；高二“老說我的身材，還有容貌焦慮，大家肯定都討厭（自己）這種負能量的人”；高三因為說話“口無遮攔，給別人帶來很大的困擾”。

在任詩文看來，欺淩者似乎總是一些有某方麵優勢的人，如受歡迎、成績好、強勢。而她認為自己不夠好，才會遭受他人欺淩。在這種心理狀態下，被欺淩者更無法輕易開口求助。

沉默的被欺淩者

201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校園暴力與欺淩-全球現狀報告》指出，許多校園暴力與欺淩的受害者不會把他們的經曆告訴任何人，其理由包括不信任包含老師在內的成年人、害怕產生不良影響或遭報複、負罪感、恥辱感或困惑、擔心不會被認真對待或者不知道去哪裏尋求幫助等。

《千萬次呼喚》劇照

羞恥感曾一度堵住陳琪琪求助的嘴。當綽號被別人聽到以後，她“會覺得羞恥”，不知道該如何開口跟家人說，更不敢跟老師說。

直到六年級下學期，她才鼓起勇氣告訴了母親。母親嚐試與老師聯係，在發送好友申請後幾個小時沒有等到回複，便直接在班級群裏說出了這件事。這一行為無意間更讓她感到難堪。

而老師的做法也沒能讓陳琪琪感受到“被幫助”。隔天，老師給陳琪琪換了座位。她不知道那些男孩有沒有得到處罰，隻記得老師讓她以後遇到這樣的事情私聊，“說不要在班級群裏發這種事情，被其他老師看到不好”。印象中，老師沒有給予她安慰。

《黑暗榮耀》劇照

“在校園霸淩中，我覺得老師這個角色起的作用挺少的。”任詩文說，向老師求助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可能不僅不會幫助我，還會給我施壓”。

被欺淩後，她的成績一度跌到班級倒數第三。在家庭、社會、學校中形成的優績主義下，“我覺得老師也不喜歡這種被霸淩的弱勢學生，因為這種情況下，老師會先質疑說，你真的被欺淩了嗎？”這被她視為“不被信任的態度”。

任海濤教授長期關注學生欺淩問題。任海濤通過調研發現，通常情況下，班級裏成績優異的學生受欺淩的比例相對偏低，“因為欺淩者知道，成績好的學生背後有老師撐腰”。而成績差的學生更容易淪為被欺淩的對象，在遭受欺淩時，也往往更不敢、不願向老師求助。

他認為，現有的教育評價體係看重成績。如此一來，成績優異的學生自然獲得老師更多的關注。遭遇欺淩時，他們大概率會向老師求援，過往的經驗讓他們篤信老師會主持公道，妥善化解矛盾。而對於班級裏的學習後進生來說，平日從老師那得到的關注本就寥寥。遭受欺淩時，他們內心容易認定老師不會伸出援手，於是選擇默默忍受。

《少年的你》劇照

一些時候，家長的懵懂也是一大“推手”。任海濤說，有的家長並未意識到孩子遭受欺淩的嚴重性，單純以為隻是孩子間的小打小鬧，未給予應有的重視。孩子的傾訴得不到回應，久而久之，便不願再開口吐露。

種種考量之下，不少受害者變得沉默，越是害怕，越是沉默。他們並非不想求助，隻是不知道如何求助，用著自己認為正確的方式應對。“獨自承受”成了他們麵對欺淩時的優先選擇。

然而，沉默無疑會助長欺淩者的氣焰。

無論是被欺淩者，還是欺淩者，陳琪琪始終認為自己是一個膽小懦弱的人。但在欺淩男同桌時，她沒有過猶豫。她解釋，可能是因為吃準了對方不會反擊、報複自己。

《告白》劇照

同桌確實未公開在班裏述說過自己的遭遇。他隻是趁陳琪琪不在教室時，將她的文具摔在地上。但很快又撿起。有同學看到全程，將此事告知陳琪琪。

同桌的沉默，讓不知情者變相“支持”著她的欺淩行為。某次午休，對方在數次挨打後，猛然舉起椅子想要砸向她。不知情的同學攔下了他。當下，她很害怕，下意識做出了“抵擋”的姿勢。但她沒有就此停止欺淩行為。

她捕捉過男同桌臉上的恐懼。男孩還告訴她，父親曾問起他手上的淤青，而他選擇了隱瞞，謊稱是自己摔倒所致。她記得，當時男孩問她，以後能否別再打他了。她認為男孩在以此“求情”，沒有理會。

陳琪琪不擔心自己會遭到報複。那時候的她隻覺得男孩不會還手“挺好的”，“他不敢打我，我剛好可以去打他”。

“不能一棍子打死”

此前，陳琪琪不知道什麽是欺淩。隻隱約感覺“打人的自己”是一個壞人，而她不想讓人知道。

初一的她受到電視畫麵影響，覺得打人很酷。而今她早已記不清當年電視裏的內容，但對“打人”這一動作並不陌生。

挨打是她的家常便飯。自小學開始，她的身上總因此青一塊紫一塊。父母和外公的手、棍子、細竹鞭，都會抽打在她身上。

接受采訪時，陳琪琪能快速答出三次印象深刻的挨打經曆。即使她已記不得當初挨打的原因。

第一次是在中午，她因犯錯被棍子抽打。外公邊打邊勒令她認錯並複述錯誤。往昔經驗告訴她，即便照做也會挨打，於是她選擇了沉默，卻換來了更猛烈的抽打。

第二次是在夏日，外公又一次用棍子打她。手臂被打得腫起了一條條痕跡，她不希望別的學生看見，隻能套上長袖。她記得別人還問她為什麽大夏天要穿長袖。

還有一次，她和母親逛超市。忘記緣由，母親扇了她一巴掌，“就在大庭廣眾之下”。

“大部分欺淩行為都是源於家庭。”任海濤表示，愛罵人的孩子，往往家裏有長輩如此；習慣用暴力解決問題的孩子，家長通常也使用暴力解決問題。“孩子的言行是父母或家庭情況的一種反映”，他說。

《我們的世界》劇照

在任海濤看來，欺淩者的心理動機通常分為三種：一是炫耀，青春期孩子希望通過欺負別人來提升自己的地位和聲望；二是模仿，受父母的行為模式影響，模仿父母使用暴力或言語咒罵的方式對待其他同學；三是轉移壓力，通過欺淩他人排泄壓力。

成長路上，犯錯了常會挨打，陳琪琪不想讓人知道。她習慣性將傷口隱藏起來，卻無意識模仿和學習著家庭成員的行為習慣。挨打的經曆被如今的她視為“家暴”，“產生的影響就是會讓我也想去打別人”。

直到去年夏天，無意刷到欺淩相關的短視頻後，她才意識到自己的錯誤。愧疚感開始將她困在回憶裏。每當閑下來，睡不著的夜晚，打人的畫麵會一遍遍在腦海裏回放。欺淩他人的行為讓她產生陰影，“比被欺淩的陰影還大”。

《蚯蚓》劇照

她嚐試找男孩道歉。連續發送了三次好友申請，遲遲沒有動靜。她又手寫了一封道歉信，托男孩的對象幫忙轉達。直到今年暑假，對方表示道歉信已轉達後，她才鬆了一口氣。但那份陰影並沒有消散。

任詩文同樣陷入欺淩他人的陰霾中。欺淩持續了三四個月，蘇娜轉去了文科班，和她所在的理科班不在同一棟樓，就此淡出了她的生活。之後，她還聽說蘇娜因精神問題住院了。

任詩文想過給蘇娜道歉，但始終沒有邁出那一步。“傷害已經造成了，現在（道歉）就像是請求別人原諒，來減少自己的負罪感一樣。”她無力為自己辯解，說“會接受所有說我惡毒，惡心的評價”。

去年，17歲的任詩文將自己欺淩他人的經曆發布在網上。點開評論區，是一片針對她的謾罵。

任海濤理解欺淩者產生的愧疚心理。他表示，一旦學生出現欺淩行為，需查清欺淩行為背後的原因。找到原因以後，一方麵進行法製教育，讓學生認識到欺淩行為的錯誤，杜絕再犯。另一方麵，要“有針對性地幫助學生恢複和其他同學的關係，而不是說因為犯了一次錯誤就徹底否定他們，貼上標簽“。同時，還要給予心理幫扶，有條件地引入社工，形成學校、家庭、社會一體化幫扶體係。

“孩子是未成年，社會經驗閱曆不足，是非觀念也不是很明確，這個時候犯了錯誤，我們不能一棍子打死。”任海濤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陳琪琪、任詩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