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閥打壓年輕人？985教授被聲討

最近，北京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喻國明成為社交媒體上的“眾矢之的”，其中一篇投稿的微信聊天記錄成為網友的熱議對象，登上熱搜。

有人貼出他發表的上千篇論文目錄，直言他是打壓年輕人的“學閥”，希望他可以將稀缺的期刊版麵留給年輕人。12月10日，喻國明在個人微博對這樣的“討伐”進行回應。他在微博中談到自己在中國知網發表了1187篇論文，並非是新聞傳播學科領域最高產的作者，並提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力丹發表了1436篇論文。

這場風波背後既有年輕人對學術界的不滿與憤懣，也反映出學術期刊生態長期以來存在的積弊和問題。喻國明在闡明問題和撇清關係的同時，點出了當前學術期刊存在的“亂象”，並認為“期刊發文的某些規則應該‘與時俱進’”：“如今在學術期刊的發文規範中也一定程度存在著一些亟待改進的陳規陋習，比如，有些學術期刊規定，碩士生不能作為作者署名；絕大多數學術期刊沒有‘通訊作者’的署名類別，對於署名的數量也一般不超過三個，等等。”

顯然，我們不應因為某個人的高產而對其進行人身攻擊（高產是應該得到認可和獎賞的行為），更不應將學術環境存在的機製問題扣在某個人的頭上。一個人並沒有如此巨大的能力去“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而他的退出也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過來說，我們也不應苛責年輕人是因為個人能力不足而無法發表論文，而更應關注他們所處的學術環境出了什麽問題。

電影《論文》（Tesis，1996）劇照。

當我們將一個公共問題簡單粗暴地化約為某個人的問題時，就可能一葉障目和以偏概全，反而忽視了問題的真正症結和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這既會帶來人身攻擊的危害，也不利於問題的根本解決。畢竟，任何問題都不是通過非黑即白的“以暴易暴”來解決的。

撰文｜馬亮（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高產作者不足為奇

“科學學”是科學的科學，專門研究科學界的有趣問題。科學家的生產力表現在課題研究和論文發表的數量和影響，而高產科學家是科學學研究的一個關鍵課題，也產生了不少有趣的研究發現。特別是超級高產或極端高產的科學家越來越多，他們在各大科技期刊肆意“灌水”，也引發科學界對科研創新“馬太效應”的擔憂。

《自然》（Nature）雜誌在2018年發表的一篇評論，利用Scopus數據庫搜索2000-2016年的科學期刊論文數據，識別出九千多人平均每5天（差不多是每周）發表一篇論文（也即每年發表72篇論文）。這些超級高產（hyperprolific）的作者有86%來自物理學，而這可能同大型合作研究課題有關。

從2006年到2022年，“超級高產作者”數量激增的部分國家。圖源：《自然》雜誌官網。

除了物理學，生物醫學的占比也較高。最高紀錄來自日本的一位作者，他連續12年進入高產名錄，合計發表超過2500篇論文，來自中國的作者也同樣超級高產，而這可能同金錢獎勵和可能的腐敗問題有關。與此同時，有不少期刊成為某些作者“灌水”的“自留地”，比如一個人在一份期刊發表400多篇論文。當然，日益增長的超級高產作者也對署名規則提出了挑戰，因為“作者”的意義已經不複存在。

記錄日本年輕科學家小保方晴子造假事件的紀錄片《調查報告：“STAP細胞”學術造假真相》（調査報告 STAP細胞 不正の深層 2014）畫麵。

2023年《自然》雜誌發表的一篇新聞報道（相關論文發表在2024年《科學計量學》）關注“極端高產”（extremely productive）作者，即每年發表超過60篇論文的作者。對2000–2022年Scopus數據庫的分析發現，12624人在物理學，3191人在其他學科，特別是臨床醫學、農林牧漁、生物學、數學和統計學等學科。

“超級高產作者”大量集中在臨床醫學、技術和工程學等研究領域。圖源：《自然》雜誌官網。

除了物理學，在其他學科，來自中國的高產作者最多，其次是美國，而泰國、沙特阿拉伯、西班牙、印度等國家的極端高產作者也在迅猛增長。在全球前10000名高被引作者中，極端高產作者達到4360人，占比接近一半。排除物理學，67%的極端高產作者躋身全球前2%高被引科學家。

高產作者並非短時間如此，而是會長期保持高產紀錄。2024年發表在《高等教育》的一篇論文，進一步揭示了“一旦高產，永遠高產”的現象。對波蘭2326名教授的數據分析顯示，半數在助理教授期間高產的，在晉升為副教授後繼續高產；副教授中的一半人，在成為教授後依然高產。一開始高產後不再高產的（虎頭蛇尾），或者一開始低產而後高產的（大器晚成），都微乎其微。換句話說，高產與否可能是一種持續存在的狀態。

論文高產的另一麵，是學術難產

學術界不乏高產學人，而高產也未必就一定意味著學術不端。文學界、新聞界、藝術界等領域也同樣是高手如林，著作等身。有大批作者發表數千篇乃至上萬篇文章，動輒累計字數達到幾千萬字。這些高產作者通常是“高效能人士”，可以高效率地寫作，能夠廣泛地開展合作，也成為各個領域人們爭相效仿的榜樣。因此，在不掌握確鑿證據的情況下，我們不應戴著有色眼鏡去質疑這些高產作者，反倒是應該學習他們的成功之道。

當然，數量無法取代質量，作者高產的另一麵是其投入到每篇論文的時間和精力被稀釋，從而會影響研究的質量和影響力。數據顯示，高產作者的論文被引量會增長，但是帶有突破性的顛覆性創新卻會減弱。與此同時，研究顯示高產作者更傾向於開展合作研究，特別是同一主題的合作者。與之不同的是，高影響力的作者則往往選擇跨領域的合作研究，特別是在新興領域同高影響力作者強強聯手。

以論文寫作為背景的愛情電影《論文商店》（The Paper Store，2015）海報。

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高產作者是否不正當競爭乃至壟斷學術界的某個領域或期刊。比如，他們合作發表的論文是否有“搭便車”的情況，有沒有“剝削”研究生和年輕學者。特別是掌握行政權力的院校領導幹部，就有可能明要或暗示其他人為其貢獻論文。

對中國主要高校經濟學院的研究發現，擔任院長可以為其平均每年新增0.7篇論文，而這主要來自同一所大學的合作研究，且研究主題往往與院長研究興趣相去甚遠。這種“以權謀文”的現象在頂尖大學和權威期刊較為少見，同院長的學術能力或聲望無關，而主要是院長掌握資源分配權力而帶來的知識生產扭曲。

目前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有多少本中文學術期刊？中國知網·中國科學文獻計量評價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2024版）包括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共2313種，其中來源期刊1705種。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在2022年開展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包括2189種期刊和403種學術集刊（以書代刊）。

北京大學圖書館等發布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2023年版（簡稱北核）收錄了1987本期刊，其中人文社會科學類期刊740本。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目錄（2021-2022）（簡稱C刊）包括583 種期刊。

由此可見，基於不同收錄來源和遴選標準，中文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數量不一，但是大致在一兩千本。其中最受關注的是C刊和北核，因為這往往是畢業求職和職稱評審的關鍵依據。

這些期刊的出版周期和每期發文數量不盡相同，而從期刊數量和發文總量來說不可謂不多。但是，從投稿和發表論文的競爭激烈程度而言，卻不啻為極為慘烈。比如，一些學術期刊每年的投稿量在上千篇，而刊發的論文卻隻有50篇，錄用率不足5%。換句話說，超過95%的論文投稿後石沉大海，杳無音信，改投他處。

在論文投稿和發表方麵，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顯然，這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因為全世界的頂尖學術期刊都存在一文難發的現象。越是頂尖的學術期刊，越以拒稿率畸高為榮。但是，中國的學術期刊生態卻使供需矛盾進一步激化，以至於愈演愈烈，甚至演變為一場代際衝突。

一方麵是少數作者如探囊取物一般，可以發表成百上千篇論文。另一方麵，則是不少人難以發表哪怕一篇論文。如此冰火兩重天的天壤之別，在高產作者看來理所當然甚至天經地義，但是卻讓研究生和年輕人感到困惑不解，也會自然而然去懷疑其所生存與發展的學術界出了什麽問題。

紀錄片《科學家的模樣》（Picture a Scientist，2020）劇照。

中文學術期刊的“生態病”

那麽，中文學術期刊存在什麽問題？

目前不少期刊的論文評審與發表標準主要不是論文的學術質量，而更多關注論文以外的特征。這些基於作者的工作單位、職稱、基金項目等形成的發表門檻和身份歧視，嚴重背離了學術界應有的績優準則和公平法則，也使學術界烏煙瘴氣和臭不可聞。

比如，一些期刊規定論文作者的單位必須是“雙一流”高校，最好是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可以考慮，而“雙非”高校一概封殺。這些期刊儼然關注的是論文作者的“名校率”，而不是論文應有的“名篇比”。這讓來自名不見經傳的地方院校作者苦不堪言，卻不得不忍氣吞聲，默默接受期刊的無端“PUA”（網絡用語，泛指精神操控），認同自己技不如人，久而久之喪失了對學術的熱忱與興趣。

《快樂的知識》（Le gai savoir，1969）劇照。

再如，部分期刊規定論文作者必須是教授，副教授可以考慮，卻不能是講師、助理教授或博士後。比如，有期刊征稿規定作者最好是985高校正教授獨作署名。如果共同署名，可以帶一個副教授作為二作，但是不能帶研究生，而研究生更不可能作為一作。還有期刊規定作者署名必須是導師第一，研究生不能獨立署名或排名第一。

又如，一些期刊要求論文作者數量不超過若幹個，某些學科（如法學）甚至規定隻能獨立作者。但是，人文社會科學在大力推動新文科建設，而題中之義就是文理交叉和文理融合，這自然意味著作者數量也會增多。

一些期刊規定一位作者一年隻能發表一篇論文，而之所以這樣矯枉過正，主要是因為一旦為某個人開了口子，就可能“一‘發’而不可收拾”。例如規定“原則上”，那麽就會演變為毫無原則可言。

論文發表指南是多年來的出版熱點，圖為市麵上的部分相關圖書。

科技期刊一般會區分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或者明確作者都是同等貢獻，但是不少中文期刊不允許標注通訊作者。在核算科研工作量方麵，不少高校明確中文論文不算通訊作者，而隻有英文論文才算通訊作者，且通訊作者的評分低於第一作者。這讓一些人不得不委曲求全，本應導師是第一作者，學生是通訊作者，卻要反過來顛倒排序和標注。

此外，一些期刊還要求論文必須標注基金項目，特別是國家級科研項目。基金論文比指期刊發表的各類基金資助的論文占全部論文的比例，這是期刊評價機構認為的重要指標之一。他們認為基金資助的研究的質量更高，據此發表的論文的價值也更大。以《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2024版）發布的611種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為例，該計量指標的均值為0.74，意味著平均來說74%的論文標注了基金項目。對於沒有基金資助的作者，要麽無緣論文發表，要麽隻能張冠李戴，“掛名”其他人的基金項目。

這些要求，有些是赤裸裸地寫在征稿函或拒稿信中，有些是出自主編或編輯之口。還有一些則是不成文的“潛規則”，需要從論文作者特征看出端倪。當然，這些期刊也不容易，擔心評價指標不達標和影響因子下滑。期刊主編就怕稍不留神，被剔除期刊目錄而掉隊。

電影《論文》（Tesis，1996）劇照。

何去何從

作為學術公器，學術期刊本應服務學術界和學人，但是卻成為“毒瘤”。作為學術公器的期刊為什麽淪為利益收割機？為什麽學術界會出現一些不合理的政策，且會持續很久而難以根除？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之所以不合理的奇葩政策會出現並持續存在，同體製不彰和機製不順有很大關係。這不是撤換一兩個人就可以徹底解決的問題，而更需要的是刮骨療毒般的自我革命。

電視劇《圍城》（1990）局部。

理想的學術期刊以作者為中心，全心全意地吸引和服務作者。而這背後是學術期刊之間的殘酷競爭，因為非如此則無人投稿、閱讀和引用。這會推動學術期刊良性競爭和優勝劣汰，並使作為客戶的作者受寵若驚。

當前中文學術期刊的數量是否足夠了？是否還有重新洗牌的可能？目前新聞出版機構對學術期刊的創立把關極為嚴格，很多以書代刊的學術集刊無法獲得合法刊號，幾乎到了“一號難求”的地步。這使學術期刊成為稀缺資源，學術期刊雖有競爭，但是卻不至於你死我活。

中國知網是學術期刊的出版集散地，但是版權方和主辦方卻是各個期刊編輯部和主管單位，它們分散在各個院校機構。這樣一種“小散亂”的期刊生態，無法形成合力和競爭力，也難以同全球學術出版大鱷相抗衡。

一方麵是學術期刊的數量有限且難以增長，另一方麵則是如饑似渴的投稿人群。高校普遍把論文發表與金錢獎勵掛鉤，期刊分級用於折算工分，進行科研獎勵和職稱評審。研究生畢業需要在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甚至研究生入學都規定一定數量的論文發表。不少研究生隻好花錢買論文，而這也催生了專發研究生“豆腐塊”文章來牟取暴利的“掠奪式期刊”。這種行政主導的學術評價，推動大學教授和研究生在辛辛苦苦地製造學術垃圾。

盡管國家深化職稱製度改革，分類推進人才評價機製改革，但是教育、醫療、工程、管理等不少領域依然對論文發表提出量化要求。比如，快遞員進入國家職業大典，人社部、國家郵政局聯合印發《關於加強快遞從業人員職業技能培訓的通知》，並開展快遞員職稱評審工作。曾有一度，緊隨而來的問題是他們評職稱是否需要發表論文。

作者和期刊是共同成長和相互成就的，期刊選稿和審稿要更加關注論文質量。要推動學術期刊朝著專業、開放和包容的方向發展，不問出處地發表研究生、博士後、講師等職場新人以獨立作者或第一作者提交的論文，不去關注作者來自什麽高校，更不去看作者的數量和排序，以及是否標注基金項目。這並非一道行政命令可以藥到病除的，而更需要充分公平競爭的學術期刊市場環境。

202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整治“內卷式競爭”，而在學術界，這在期刊論文發表方麵尤甚。在高校教師延聘和職稱評定中，推動以代表作為主的評審製度，而不去計較論文數量。在其他非學術領域不鼓勵乃至杜絕期刊論文發表要求，減少不切實際的“為發表而發表”，並打破圍繞學術期刊而形成的黑產灰產。這些方麵的綜合改革，或可讓學術的回歸學術，讓學術界更加風清氣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