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移交25周年,活在狹縫中的土生葡人和葡萄牙人

葡萄牙殖民澳門的最後日子（資料照片）。

25年前，賈嘉慧在澳門治權移交當晚嚎啕大哭。那年她17歲，被邀請在澳葡政府告別儀式上，給末代總督韋奇立（General Vasco Joaquim Rocha Vieira）表演空手道。

表演結束回家，她和媽媽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直播。踏正十二點，紅綠色的葡萄牙國旗降下，中國國旗升起，她的淚流了下來，“我是有點不開心、是不舍得的”。她覺得一切好像從此不一樣。

今年42歲的賈嘉慧是第八代土生葡人。土生葡人指在澳門出生、擁有葡萄牙血統的人。在殖民時期，他們精通兩文、教育程度高，既在政府擔任要職，又遊走商界專業，社會影響力強。但賈嘉慧說，1999年澳門站在曆史中央，未來社群如何被界定是一個未知，“會不會回歸後，有些人覺得現在我們中國人話事，就要對付這班土生葡人呢？”

葡萄牙裏斯本大學東方研究所（Orient Institute）研究員卡洛斯·皮特拉（Carlos Piteira）曾經形容：“土生葡人的曆史，就是澳門的曆史。”但這些活曆史正在消散。根據澳門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2021年土生葡人僅剩13021人，占總人口不到2%——這一數字在1998年是4.5%。

過去25年，不同的葡人在這個城市流動與紮根，見證政經變化。BBC中文訪問數名葡人，當中有土生葡人在移交前夕離開澳門，有人選擇在留下來靜看大潮變化，也有葡國人因歐債危機，誤打誤撞來到澳門，最後卻抱著失望痛心離去。

人類學家卡洛斯·皮特拉（Carlos Piteira）說，對土生葡人而言，“最大的挑戰也許是能如何生存到2049年，以及之後。”

離開，再回來

自1993年開始，澳門每隔三年都會舉辦一次“土生葡人大會”。這個會議旨在凝聚全球土生葡人社群，回鄉審視現況。今年的大會在12月1日舉行，為曆年最多人參與的一次，有1200人。卡洛斯特意從裏斯本飛回來參加。他今年68歲，一頭白頭，但當談起土生葡人與世界勢態，語速仍然飛快。

剛步進餐廳，他用流利廣東話向侍應說：“我哋坐呢度（我們坐在這裏）。”卡洛斯回過頭笑著說，“也許我擁有的最好的禮物，是我媽媽一直讓我記住澳門和廣東話。在葡萄牙的家裏，我經常說廣東話。”

卡洛斯在澳門出生，父親是葡國人，母親是中國人。1960年，他舉家搬返裏斯本。卡洛斯對澳門的記憶很淡薄，但他總是覺得自己的“根源就在這裏”。1991年，澳門電力公司邀請卡洛斯擔任人事總監，“我有機會回到澳門，為何不呢？”他馬上答應。

當時卡洛斯正修讀人類學碩士，研究變動時期中的土生葡人。回到澳門之後，他跟很多人聊天，發現社會正瀰漫各種複雜情感。“對於中國人來說，他們覺得回歸很好；對葡萄牙人而言也很好，因為他們完成了工作使命，就像‘出埃及記’一樣，可以回去葡萄牙。”

“但夾在中間，是我們土生葡人”。卡洛斯形容，那是土生葡人第一次對未來感到害怕。

葡萄牙殖民澳門442年間，土生葡人擔任華人與澳葡政府之間的橋梁，備受重視。但移交臨近，他們害怕自己的特殊地位迎來劇變。“站在中國角度，現在我們不需要葡萄牙了，我為什麽還需要土生葡人？我可以改變任何事。”

1999年12月19日，即將離任的澳門總督總督韋奇立（General Vasco Joaquim Rocha Vieira）接受一名警察授予葡萄牙國旗。

當年，葡萄牙政府為近6000名公務員想好後路，給他們三種選擇：納入葡國編製、提前退休拿補償金，或者繼續留在特區工作。至於身份問題，土生葡人可根據自己意願，選擇中國國籍或葡萄牙國籍。

不過根據澳門大學1994年一份調查，隻有不到3%土生葡人覺得《基本法》有足夠保障，而認為不足夠的則有超過36%。“我們可能有一半人跑回葡萄牙，他們在那裏買了房子，結束在澳門的時光，”卡洛斯回憶。

但賈嘉慧沒有離開。他們一家曾在1991年移民加拿大，1995年回流澳門。“那時候一直在想著，我們多留一年就走了，誰知道留著留著，到現在都沒有走。”之後她在澳門理工大學升讀中英翻譯學係，畢業後成功自薦進入政府，擔任翻譯工作二十年。

“也許是在2001年至2010年之間，土生葡人又獲得了自信，”卡洛斯說，“他們感覺過渡後的澳門很安全，很多事沒有改變，甚至打開了生意之門，所以離開的人覺得也許是時候回到澳門了。”

曾有一個時候，所有事情都很有希望

根據澳門理工大學學者歐雯巧（Vanessa Amaro）的研究，在2010年左右，澳門還重新迎來了一波葡萄牙人。

當年葡萄牙深受歐債危機影響，國內經濟崩潰、失業率倍升，不少人把目光投向前殖民地澳門——那時候，澳門每年都有新賭場建成，賭場收益早已超過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

2011年8月10日，伊內斯·貢薩爾維斯（Inês Gonçalves）拖著一個大行李箱，從裏斯本來到澳門機場。那年她25歲，讀完國際新聞碩士，想找一份海外的記者工作。“我網上投了幾百萬份履曆，他們要我，我就來了。”

一份本地葡文報社請了她。此前，伊內斯對這裏一無所知，“我必須從頭開始學習”。但是她感到澳門“非常有趣”，“人們在爭論要不要普選，這是一個好製度還是不好製度。如果你來自歐洲，這是一個已解決的問題，沒有人再爭論了。”2012年，立法會在討論修改《行政長官選舉法》。這對伊內斯來說，“好像在研究政治製度的起源一樣，我真的很喜歡這樣的氣氛。”

在澳門當記者，伊內斯覺得曾經“我們有100%的自由”。澳門幾乎所有媒體都受政府資助，但葡文媒體被認為有更大的自由度。“因為沒有人看得懂，它沒有影響力，”伊內斯笑著說。澳門是一個新鮮的地方，從政治、體育到美食，她什麽都可以寫，而這裏好像什麽都有可能發生。

2014年，澳門發生“反離補運動”，兩萬人上街反對時任特首提出的離任補償法案。“我覺得在那個時候，所有事情都很樂觀，你會有一種想法，好像一些東西正在改變。”伊內斯托著頭感慨說，“但幾年之後，你感覺到‘這行不通了’。”

2011年8月10日，伊內斯·貢薩爾維斯（Inês Gonçalves）來到澳門當記者，她覺得當年“我們有100%自由”。

改變總是慢慢發生，但她感覺轉捩點在2019年。當年6月，港府因修訂《逃犯條例》引爆示威浪潮。“維護國家安全”後來成為特區首要任務。澳門政府也開始加強社會控製，一切都變得非常敏感。“我們不能批評任何事，我們不能談論中國政治、香港政治。一切都必須非常愛國”。

2021年，“六四”集會被法院判定違法，之後23名民主派立法會候選人被撤銷參選資格，“這都是非常大的事情，對吧？”伊內斯反問，但澳門人不願意再談論它，社會氣氛變得異常壓抑，“一切都是敏感的、政治敏感的。”

“我入你屋企，要不要脫鞋？”

麵對政治和社會氣氛的變動，土生葡人高天賜有著不同的感受，“我覺得（澳門人）越來越開心。”

他今年67歲，曾在主權移交後擔任經濟局知識產權廳廳長。目前是澳門公職人員協會理事會主席，也是澳門首位土生葡人議員，自2005年擔任至今19年。

高天賜有著一張混血臉孔，一開口卻是流利廣東話。他的父母在葡萄牙印度殖民地果亞出生，後來移居澳門。在移交過後，土生葡人大多變得政治冷感，但高天賜卻積極參選立法會議員。他批評議會內大部份人都為了自己的利益做事，“沒有人代表我們公務員，”他連說兩遍。所以參選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為公務員和市民爭取福利。

在議會中，高天賜曾提出多項具爭議的法案，又在“六四致意動議”、“辯論普選特首”等敏感議案表決時，與傳統民主派站在同一陣線，一度被社會歸為民主派。但在“DQ”（即撤銷資格）事件過後，高天賜明顯小心很多，“很多人標簽了我是民主派，但我自己覺得是自由派，你沒有自由就做不到事，你很難去生存。”

對於被“DQ”的人，他說自己“沒有條件評論他們的行為”，隻想做好自己的本份。但他覺得自己仍然有自由，“（議會內）罵官員罵得最厲害就是我，所以我覺得很開心，有這種自由去講這些說話。”不過，當被問及澳門近年的變化和看法，他這樣回答——

澳門是否越來越靠近中國？高天賜回答，“沒有，我靠近泰國多。”他把話題拉開，說自己經常坐飛機到泰國吃飯。

那麽澳門25年來的自由度有收窄嗎？“沒有，你看我多開心，”他發出一陣高亢笑聲。

訪問在他的議員辦公室進行，在他的背後，有一張候任特首岑浩輝會見土生葡人團體的照片，照片中的高天賜就坐在岑旁邊。

土生葡人高天賜自2005年擔任立法會議員。

再問到自由度可以分哪幾個方麵時，他給出一段“脫鞋論”——高天賜身體俯前，反問：“你在香港住嗎？我進你的家，需要脫鞋子嗎？”他再說，“我不是很喜歡脫鞋被人看我的腳指，但如果我得兩個選擇，一是脫鞋子就可以進你家，二是我不去你家了，我們出去吃飯。”

“那跟一個國家、一個地區都是這樣，你要尊重人，你不可以拿這個標準：‘喂，我從來都不脫鞋子’，你要遷就我，那你接受嗎？”他沒有就這番言論解釋更多，但跟接下來的問題撇開關係。

澳門新聞自由有沒有收窄？“我不是記者，你要問記者才知道，我感覺不到。”遊行集會自由呢？“我又不需要遊行自由，你（政府）給了錢我，消費卡現金分享，隻要官員履行他的承諾幫市民解決問題，就少了很多問題。”

那麽言論自由呢？“我是一個例子，從來都沒有人叫我收聲，或者叫我不要做這種事情，我仍然沒有任何限製，所有話題我都可以講。”

至於賈嘉慧，她擔任公職20年，直言不便評論政治變化。但就土生葡人而言，她稱仍希望“澳人治澳”，大家都是“想有一個安穩的生活”。她也覺得，現在的澳門尚有空間和自由度提出意見。

今年42歲的賈嘉慧曾在澳葡政府告別儀式上，給末代總督韋奇立表演空手道。

“澳門不再是家”

在澳門呆滿十年的前一個月，伊內斯決定離開了。

2021年3月，澳門廣播電視（TDM）執委會向葡文新聞部下達九條指引，包括“不會散布違反中央和特區措施的信息”及“傳播愛國主義”等。這是該公司有史以來第一次發出愛國編采指引，事件觸發葡文記者離職潮，伊內斯是其中一個。

“對我來說，這是我澳門記者職涯的結束，也是澳門新聞自由的終結。”但伊內斯很清楚，這些動蕩不會對在澳葡人產生影響。“他們的生活仍不變，繼續賺錢、送孩子上課，他們也有自己的泡沫（little bubble）。”

事實上，撇除政治因素，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期間，澳門政府實施嚴格的管控，也觸發葡萄牙人離澳潮。澳門理工大學學者歐雯巧在2012年至2015年間，研究60名葡萄牙人移居澳門的行為模式。疫情期間，她重訪這60名受訪者，發現約六成人已經離開——盡管他們在外麵沒有任何家人或朋友網絡。

歐雯巧說，瀰漫在這些葡人社群之中，是一種“澳門再不是家”的感覺。

伊內斯有著同樣感受。“我真的很難過。當年我來到澳門所看到的可能性，現在完全沒了。”她當時幻想著，在未來澳門製度會更加開放，人們自由地表達自己，集會也會更加多樣。“我當然沒有期望一下子就會改變，但慢慢下去，澳門或者會更像香港，”她說，“現在結果卻恰恰相反。”

在COVID-19全球大流行期間，澳門政府實施嚴格的管控，大批擔憂的葡萄牙人生出“澳門再不是家”的感覺，離開澳門。

作為極少數人，要想辦法生存

因為要完成碩士學位，以及女兒準備升讀大學，卡洛斯在1999年主權移交之前已經返回葡國。但之後他加入了裏斯本大學東方研究所做研究，每年都會回來澳門一兩次。

或許是對澳門保有距離感，卡洛斯從一開始就很清????澳門的地位，對於其變化顯得很冷靜。“這是附帶損害：在中國、香港發生的事情，總是對澳門產生影響，因為澳門正在融入中國。”

他提起一件深印象的事。在1999年之前，基本所有有關澳門的研究都是由葡萄牙人完成。但約在2001年開始，澳門基金會在學術上開創“澳門學”，聘用華人研究員撰文出書，以中國人的觀點出發，重新闡述澳門故事。

“我開始明白有些事情正在發生，因為他們想改變心態，也想改變澳門對愛國情感的渴望，”卡洛斯說，那是他第一次感覺到政府正為2049年作準備。但他很理解，港澳特區擁有特殊地位，“但這個狀態隻維持50年”。在這50年間，中國要慢慢把港澳融入很正常。隻不過，這個融入的變化比他想像中快得多。

在世界局勢變動間，卡洛斯很清????土生葡人的定位——作為極少數人，他們要想辦法生存。保持地位能在三方麵著力：政治、經濟、文化。

2019年12月2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在準備離開澳門國際機場時揮手致意。

過去，澳門均有土生葡人擔任政府主要官員。但隨著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完成任期，新一屆岑浩輝的政府班子再沒有土生葡人。“失去了一個，那我也可以成為另一個（影響力）。”

卡洛斯說，“經濟就不一樣了。他們還有（中葡）論壇，還有‘一帶一路’，他們需要葡萄牙人，他們在這裏需要土生葡人。”

2003年，澳門成立“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共有九個葡語國家參與，包括巴西、葡萄牙、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幾內亞比紹、東帝汶等。再到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澳門作為中間人的角色再次被重點強調。

卡洛斯深明，土生葡人跟中國的關係不是夥伴關係（partnership），更像是一種“從屬關係”（subordinate）。他歸因於葡萄牙政府外交政策的不積極，“他們可能隻聽中國的話。”但同一時間，土生葡人又總是非常被動。卡洛斯打趣地說，土生葡人已經習慣了葡國接近500年的殖民，“現在隻是換成中國，對他們來說是一樣”。

然而，當土生葡人的角色變成經濟貿易的工具，這是否他們樂見？卡洛斯笑著說，這不是一個樂見與否的問題，問題是當身處全球化的世界，“如果你不跟上腳步，你就會融入不了（don't come to the team）。 ”

“柏林圍牆”的啟示

現在，卡洛斯說他所關心的大局隻有一個：如何在特區內維持土生葡人的身分。

土生葡人是一群充滿混合文化和思想的群體，他說，香港沒有這樣的人。“特區需要保留這一點，向世界展示，中國有能力與世界共存。我認為這就是澳門現在的重要性。”

回顧澳門過去的25年，卡洛斯仍然感到“正麵”，“因為我們還存在！”他說雖然中國在改變，但是澳門允許土生葡人聚會、有中葡論壇，“他們沒有抹去一切，”他隨即笑著補充，“至少還沒有（not yet）。”

卡洛斯聽過很多人形容，當人們去香港，他們不會感到害怕，但去到北京，他們會有“不同的感覺”。在他眼中，港澳對於中國仍然有角色——這裏中國是強大的“社會實驗室”，可以助它摸索與世界相處的方式。

但在未來25年，土生葡人還會不會有角色，就一切取決於“生活在這裏的我們”。

主權移交前的澳門議事亭前地。

但伊內斯有另一種感受。在確認接受采訪前，她曾經猶疑。當時她正準備帶著3歲的女兒重訪澳門，她很害怕入不了境。“我有點害怕，這種事發生太多了吧？他們會在邊境攔住我嗎？因為我是當時退出TDM的記者之一，而這是一件非常公開的事。”事情最後沒有發生，我們在一家咖啡店順利見麵。

再次回到澳門，她珍惜每天的時間：她到廟裏逛、吃大排檔、星洲炒米......她說，現在的自己對這個城市已不再那麽生氣與難過，“時間過去了，我回過家裏，舔過了傷口。”

但她仍盡量不看新聞，隻想感受這城市好的一麵——她記得離職的時候，很多幾乎不認識的同事給她寫信，伊內斯形容他們當中的一些人非常樂觀，拋出各種曆史觀，比如倒塌的柏林圍牆，還有曾經民主化後的葡萄牙。

“實際上，這很鼓舞人心，但我看不到這樣的未來。”伊內斯說，她仍有葡人朋友還在澳門當記者。“她深信總得有人留下來，在有限的空間裏努力。 我尊重她，也真心佩服她。”

但伊內斯不想做這種妥協，“對我來說，在大事無法被報導時，能報導一點小事並不算勝利。 但我完全明白，北京的規則就擺在那裏，他們不希望事情失控發展，而我也不是來這裏嚐試改變現狀的外國人。”所以她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