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0日，武漢某住宅區的工作人員為居民作核酸檢測。
兩年前的今天，中國正式結束了持續近三年的動態清零政策。然而，封控帶來的創傷、疫情中個人遭遇的不公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變遷，至今仍在許多中國民眾心中留下深刻烙印。本專題通過多方采訪和案例重現，探討封控政策的後遺症、疫苗爭議和抗議的意義。
武漢公民記者方斌回憶起2020年武漢封城期間的親曆場景：武漢市第五人民醫院急診室五分鍾內抬出八具屍體，封控初期的慘烈畫麵讓他感到必須向外界披露真相。
方斌對自由亞洲電台說：“那個時候因為外麵不知道疫情的情況，我就在醫院等殯儀館的車，五分鍾，抬出八具屍體，就在武漢市第五醫院，殯儀館的車過來拖屍體。我當時覺得（疫情）信息要公開透明，我要大家知道實情。不應該受到懲罰。這點你要幫我在國際上呼籲一下，中國政府應該獎勵我，全世界關心疫情的應該獎勵我。”
方斌：披露武漢疫情不應受到懲罰
方斌因報道疫情被以“尋釁滋事罪”秘密判刑三年，2023年4月30日刑滿出獄。他講述了看守所內，所有人必須戴口罩。他說：“在監獄裏麵24小時都要戴口罩，呼吸受影響也不允許你摘口罩，呼吸很難受啊，睡覺也不允許摘口罩，不允許任何人探監。上麵說要封控，監獄就執行，我們十幾個人在一間房內不和任何人接觸，但是也要戴口罩。如果不戴，罰你，每一天站三個小時。”
2022年11月爆發的一場“白紙運動”後，當局宣布結束動態清零措施。據方斌回憶：“那個時候不戴口罩了，所有人都感染，我在江岸區看守所。整個看守所一千多人全部感染，然後晚上睡覺不用戴口罩，白天要戴。監獄裏到4月份不戴口罩。”
杜文：監獄主管為逃避追責隱瞞疫情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前法律顧問杜文告訴記者，疫情期間，他在內蒙古自治區監獄。據杜文回憶當時的情景：“2020年武漢疫情爆發，大年三十開始，監獄突然發口罩，必須戴，強製戴，如果不戴就受到嚴肅處分，甚至關禁閉。監獄局、監獄長抓不戴口罩的問題，睡覺都要戴口罩，開始一周發一個口罩，後來每天發一個，一直戴到我出獄就是2023年1月4日這一天。”
內蒙監獄直至去年五月份才取消口罩令。至於疫情期間中國監獄內患者的死亡情況，杜文說：“這個問題就複雜了，因為我們周圍很多人就死了，當局就不承認有新冠，呼市二監一次三百五十人發燒，他們不承認是新冠，誰也不敢承認，一旦發生，整個監區隔離，一旦說了，從監獄局局長到監獄長都要受處分。有人因此死亡就說是肺結核。”
2022年11月，新疆烏魯木齊一居民樓大火因封控致死19人，引發全國範圍的抗議。高校學生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集會，高喊“不要封控，要自由”，而烏魯木齊中路的抗議浪潮更蔓延至整個社會。
12月6日，中國政府突然宣布結束動態清零政策。然而，政策轉變並未使疫情緩和。隨後數月，醫院爆滿，殯儀館外排起長隊，北京、廣州等地哀聲不斷，種種景象令外界震驚。
民眾覺醒與反抗下 當局終結動態清零
抗議的力量不僅僅在於結束清零政策，更打破了公眾對政府不可挑戰的想象。一些年輕人開玩笑說，“原來抗議是有用的。”這波被稱為“白紙革命”的抗議象征著公眾的不滿與集體覺醒。疫苗接種爭議同樣在疫情中引發民怨。新冠科興疫苗受害者錢大龍表示，兩年來，他持續投訴卻毫無進展，反而遭到警方監視。
錢大龍告訴記者，大部分疫苗受害者訴求未得到落實，他透露，一些患兒家長因在社交平台上發言被拘留，這種狀況令更多人不敢聲張：“大部分人都沒有落實，至少80%以上，隻有小部分落實，但是他們不是特別滿意，因為給的錢（賠償）太少了。那是一場噩夢也是一場鬧劇，大家都還在群裏維權，趙雅靜剛剛被拘留了。”
結束清零政策後，中國社會的矛盾並未消散，而是從封控轉向了醫療體係與經濟恢複的考驗。
後疫情時代的困境與挑戰
兩年前，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重申了對動態清零的堅定支持。然而，在抗議壓力下，政策發生了180度轉彎。分析人士指出，清零政策的終結是對民眾反抗的一種讓步，但官方始終沒有為過度封控道歉或反思，而是迅速將輿論引向“與病毒共存”的新常態。
兩年的時間過去，動態清零的結束雖然讓許多人獲得了表麵的自由，但社會創傷和製度缺陷仍未愈合。從方斌的經曆到烏魯木齊大火，從白紙革命到後疫情時代的不確定性，這些故事揭示的不隻是政策的轉變，更是人們對自由、真相和尊嚴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