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萬頭野豬致害26省份，除了捕獵還能做什麽

紅外相機拍到的野豬

11月16日是寧夏西吉捕獵野豬“英雄帖”的最後期限，300頭的目標隻完成了一半，當地林草部門不得不延長了捕獵期限。幾支高分中標的外地狩獵隊，原本被寄予厚望，卻因天氣、地形等原因發揮不佳。在屢屢“難覓豬跡”後，他們也不確定，當地2600頭野豬的估算數量是否準確？

在野豬退出“三有動物”名錄後，不止西吉一地開始對野豬進行捕獵。陝西嵐皋縣發布通報，因近期野豬損害莊稼嚴重，11月24日上午，有4人帶獵狗自行上山攆野豬，在獵狗追趕下的野豬進入了農戶院子，一位76歲的老人受到攻擊，經搶救無效死亡。

地方林草部門坦言，在狩獵調控野豬這件事上，現在還是“摸石頭過河”的階段，需要更多專業的指引。野豬種群的日常監控如何進行？以什麽標準確定“調控數量”？如何高效的組建捕獵隊伍？

更為長遠的問題是，野豬種群激增隻是一個逗號，在頂級捕食者缺失的生態環境中，可能會有更多繁殖能力強、缺少天敵的種群數量激增。生態種群管理這道課題，不能隻靠捕獵這一種解法。

11月24日，一頭野豬在獵犬追趕下闖入村民家中攻擊老人

沒能如期完成的任務

7頭，這是一個月的時間裏，陝西鎮安縣張祥炎獵場有限公司在西吉打到的野豬數量。他們為此付出了一條獵犬的代價，價值3萬元，被野豬獠牙挑破了肚子，當場死亡。

相比一個月前的躊躇滿誌，負責人陳新策心理落差不小。因為是異地隊伍，差旅夥食自付，他們還花1000元租了一處農家院子，也沒有條件布置狗舍，30多條獵犬大部分時間隻能窩在車裏。“這個月已經花費了兩三萬元，還死了一條獵犬，按照打了7頭的補貼，收益隻有一萬多元。”

9月底，寧夏西吉縣林草局在官方公眾號上發布了公開招標獵捕隊的公告，在本地媒體以“寧夏一地野豬泛濫、招募賞金獵人”為標題進行報道後，這一政府行為立刻成為了全國關注的輿論熱點。最終，兩支西吉本地隊伍以及四支外地隊伍中標，從10月18日到11月16日，計劃調控捕獵300頭野豬，每獵到一頭80斤以上的野豬，可獲得2400元補貼。

去年6月，國家林草局發布了新的《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野豬正式退出“三有動物”之列，西吉正式開始以集中捕獵的方式控製野豬數量。西吉林草局資源保護室主任張榮表示，這是當地能想出的最優解法，“而且不論打沒打到，在獵犬出現過的區域，通常半個月內都不會有野豬侵擾。”今年他們麵向全國招標，主要是想學習西北其他地區的獵捕經驗。

多支異地隊伍都在這次捕獵中遭遇了“水土不服”。張榮透露，截止11月13日，總計隻打到了115頭野豬。據深一度了解，到11月18日，六支隊伍總計打到了170頭野豬，收獲最多的是來自西吉本地的“西北刀客”，打到了70頭。包括陝西渭南、陝西鎮安、甘肅涇川的幾支外地隊伍，都隻打到了15頭左右，距離每隊50頭的“保底目標”相距甚遠。

張榮分析，之所以捕獵成效不及預期，與當地近期降雨天氣以及部分捕獵隊不熟悉地形等原因有關。目前，西吉縣林草局已決定，將捕獵期限再延長20天到一個月。此前，各支隊伍劃分了獨立負責的區域，現在本地隊伍和外地隊伍開始合作捕獵，力爭完成300頭的目標。

作為此次“賞金獵人”招標初期綜合評分最高的獵隊，負責人陳新策有些氣餒。在背靠秦嶺的鎮安縣，他們一年能打到300頭野豬，但西吉溝壑縱橫，黃土山地上還布滿了密刺林和隱藏在枯草下的大坑，捕獵比在秦嶺相對平緩的山路上更難。“去年當地已經打過一些野豬了，野豬很聰明，現在山上的豬都是‘驚弓之豬’，不好打了。”

“地形不熟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當地可能並沒有這麽多頭野豬，起碼在劃分給我們的範圍內是這樣的。”陳新策以及其他幾支隊伍猜測，當地2600頭野豬的數量截止於去年，現在這個數字可能並不準確。在剛開始打獵的半個月裏，陳新策用無人機搜尋時，很少見到成群的野豬。

在西吉被捕獵到的野豬

要捕殺多少隻？

西吉縣調控300頭野豬的目標是如何製定的？張榮透露，在去年8月的試點捕獵中，本地的4支護農隊在16天的時間裏共獵捕到146頭野豬。於是，今年縣林草局主要根據去年獵捕的情況，再綜合下批資金、對獵捕隊伍成本計算來進行綜合評估，將獵捕數量定為300頭，獵捕期限定為30天。

據張榮介紹，截至2023年8月，西吉縣域內野豬種群數量約2600頭。西吉本地不具備日常密集監測的條件，這一數據來自於相關部門組織高校等機構進行的測算，主要通過臨近水源地掛在樹上的紅外相機和人員對野豬出現區域的走訪確定。

寧夏野生動物保護處工作人員回複深一度時介紹，上一次對於全區野豬數量的普查，始於2011年開始的全國二調，是由國家林草局統一測算的。據全國陸生野生動物資源調查數據，寧夏西吉、涇源、隆德等7縣區均有野豬分布，總量達1.6萬—2.4萬頭，平均密度為每平方公裏1.42—3.14頭。

針對西吉的捕獵計劃，有人提出質疑，根據國家林草局公布的《防控野豬危害工作技術要點》對於“野豬密度過高”的定義，西吉縣總麵積3130平方公裏，官方公布的野豬數量是2600頭左右，沒有達到“北方1頭/平方公裏”的標準。

江蘇省林業科學研究院森林生態所正高級工程師丁晶晶解釋，野豬平時都生活在山林裏，近年來頻繁出現在人類生活的城區，但媒體在引用數據時可能會按照整個省市的麵積和數量來算，出現一些誤讀，用某一區域內的密度來表述更為精確。“在南京，我們是根據模型來計算的，先收取紅外相機的數據，再通過模型來計算某一區域內的種群密度。”

在野豬出沒的地方，江蘇省架設了四百多台紅外相機。根據監測，全省大約有11700頭野豬，主要分布在寧鎮揚、無錫、常州的丘陵山區，雖然隻占全國的0.6%，但由於江蘇人多地少，野豬生活的區域和人類生活的空間重合度較高，所以野豬的出鏡率、曝光率相對較高。

根據南京市綠化園林局的數據，南京市的8個行政區有野豬分布，各監測區域野豬種群密度總體呈上升趨勢，從2021年的每平方公裏3.24頭增加到2023年的4.43頭。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指南京市全部1614.42平方公裏林地，而是8個行政區中的重點“監測區域”。

南京紫金山地區在2021年每平方公裏的野豬數量大約9頭，通過調控今年降到了4頭。據南京市綠化園林局消息，自2022年起至2024年10月底，南京通過籠捕、圍捕等方式，累計調控野豬356頭。但由於各個地方投入的資金不一樣，一些地方野豬的增長速度還大於調控力度，野豬仍呈上升的趨勢。

當野豬種群過度繁衍，且無法依靠生態係統自身調節，就需要人類來充當“天敵”——這是部分生態學者和林草部門的共識，但對於種群數量如何確定、具體調控多少隻，卻需要更為詳實的研究和更嚴謹的論證。

張榮坦言，受製於西吉當地的經濟和自然條件，調控數量的確定較為依靠經驗，“沒有統一的方法和標準，地方隻能摸著石頭過河，希望野豬管理問題得到國家層麵專家的建議指導。”

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李忠秋曾參與過南京野豬的種群調控會議，他談到，種群管理的數量，也要結合不同的環境來確定，“野豬總是頻繁出現在某幾個小的區域，如紫金山等地，按照這些地區野豬出現的頻率，那肯定是超標了，所以需要對局部進行種群管理”，但不意味著整個南京地區都野豬“泛濫”。

多位受訪專家向深一度解釋，調查野豬種群數量需要綜合多種監測方法，包括判別遇見率，追蹤巢穴、糞便等痕跡，以及使用紅外相機等技術手段。僅是監測這一項工作，就可能花費兩年甚至更長時間，以此來獲取野豬種群數量、密度、年齡、體重等方麵的數據。

而最終“調控”的數量則來自於複雜的生態模型計算，不單是依據種群的數量規模，還要考慮增長率、地區承載力，以及該地區生物鏈中野豬天敵種群的情況、野豬惠及種群數量等諸多因素，如此才能維持生態係統的穩定，這也是種群調控的初衷。

今年1月，國家林草局發布的關於“進一步加強野豬危害防控的建議”，經科學、綜合評估，我國野豬數量達200萬頭，在28個省份有分布，在其中26個省份致害。

不過，野豬在科研領域的地位稍顯尷尬。李忠秋透露，野豬不是珍稀動物，科研經費有限，國內少有專家專門對此進行研究，野豬總是“捎帶”的那個，“我們都是在研究其他野生動物時，也會監測到野豬，從而估算它們的種群。野豬研究領域寬泛，還有一定風險，研究起來難度也高。”

西吉近年來在生態修複上取得很大進展

“隻想弄死它”

早於政府有組織的捕獵前，深受其害的村民們對野豬就有了“除之後快”的想法。

“隻想弄死它。”西吉縣舊堡村村長馬飛虎提起野豬咬著牙，做了一個叉的動作。他翻出手機，滑動著春秋季節村民發在微信群中的短視頻，裏麵都是野豬到訪之後的狼藉農田。他自己也曾多次遇到野豬，上一次見到時，七八頭野豬正旁若無人地穿越過公路。

舊堡村一位村民稱，自己春季剛種下的10畝馬鈴薯被野豬拱去一半，一年之間反複種了3次；另一位村民稱，野豬鑽到了十幾畝玉米地最中間，沒吃淨的玉米散落一地；還有村民剛覆好的莊稼地膜，也被野豬多次拱開。

在當地村民的印象中，最近四年野豬帶來的困擾明顯增多。尤其是春播和秋收時，與野豬的交手最頻繁。他們試著用網和繩子將自家農田圍起來、布上稻草人，或在杆子上豎起大喇叭，靠聲音驅趕，又或是在夜裏反複四五次點燃鞭炮。有的村民幹脆在山中的田間地壟處搭起簡易帳篷，隔兩小時打開手電筒巡一次地，幾個月也睡不了一個囫圇覺。一些常規的驅趕辦法逐漸失效，那時野豬又尚在“三有動物”之列，村民們沒有打野豬的能力，也不敢打。

作為一名林草幹部，張榮感慨，野豬數量增多，對於當地可以說是“甜蜜的煩惱”，在凸顯了當地生態環境恢複向好的同時，也帶來新的考驗和問題。

他是土生土長的西吉人，在小時候的記憶裏，現在被社交媒體稱為“西吉阿勒泰”的月亮山河床幹涸，西吉舉全縣財政之力，經曆了二十年的退耕還林、涵養水源的工程後，河床裏才重現碧波，山中也常見豬獾、紅腹錦雞等野生動物。大片沙棘林、山杏、山桃樹從山頂自上而下鋪下來，村民采摘變賣果實也改善了生活。但野豬的活動圈沒有界限，當林地和農田隻有一步之遙後，吃完山杏山桃，扭頭就瞄上了村民種下的玉米。

野豬的命運也隨著政策而改變。2021年，張榮還開著車，跟隨林場的人一起救助了一頭後腿受傷的野豬，野豬凶猛，把他們遞過去的木棒咬折了。不久之後，國家林草局就印發了《關於進一步做好野豬危害防控工作的通知》和《防控野豬危害工作技術要點》，明確提出種群調控密度控製標準為：南方丘陵地帶2頭/平方公裏、北方地區1頭/平方公裏，以及獵捕區域、獵捕方法、獵獲物處理方法等，包含寧夏在內的14個省份成為防控野豬危害綜合試點地區。

從此，野豬成為了“調控”的對象。林草部門嚐試了很多辦法。布設陷阱——西吉山地多，凸凹不平，難以布防，掉進去其他保護動物怎麽辦；籠捕——卡車載著籠子還沒到達山間的指定地點，可能就已經上不去了；圍網——農田麵積太廣，總有豁口能鑽進去，一鑽進去就是一群。

直到2023年6月26日，國家林草局發布了新的《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野豬已不在其中，西吉縣正式開始嚐試在指定時段內狩獵野豬。

蘭州大學生態學院教授趙序茅對深一度表示，政府有組織獵殺野豬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野豬種群激增最根本問題是頂級掠食者缺失造成的生態失衡。

上世紀50年代，人類對野生動物無差別的獵殺使得豺狼虎豹受損嚴重，這些物種恰恰是野豬的天敵。根據1995年全國第一次野生動物資源專項調查結果，中小型和大型食肉動物的數量和分布在全國非常堪憂。

趙序茅說，豺狼虎豹等食物鏈上的頂層動物種群恢複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但現在的新增林地中有大量生態價值弱、生物多樣性差的經濟林和速生林，不利於頂層動物種群的恢複。野豬雜食、環境適應能力強，繁殖力強，每胎可產7隻左右豬崽，種群恢複起來較為容易。

他擔憂，野豬數量增多是一個先兆，調出“三有”名錄隻是給這件事情畫上一個逗號，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生存能力強的野生動物數量激增。野豬造成的人獸衝突及管理方式，或許會對未來其他物種種群擴張治理提供鏡鑒。

野豬致害示意圖 | 科技日報

需要合力解決的問題

近三年來，張榮每年春忙秋收季節壓力最大。今年8月份，當地一位種植戶多次找到林草局，要求賠償野豬侵害田地的損失，並多次打市政熱線投訴他們。“莊稼受損，村民隻知道野豬是林草局管的。”

張榮帶她找了當地幾家保險公司，大家都攤手說沒辦法，目前為止，當地隻有自然災害相關的農業保險，野豬致害不在其內。保險公司也向張榮表示難處，“一片地進去一頭野豬把兩三個玉米啃壞了，是按照數量還是麵積理賠？啃掉你兩三片葉子不影響結果又該怎麽賠？我們這裏沒有可以借鑒的經驗。”

最後，張榮四處協調關係，從其他款項中找來700元賠給農戶，又添上些種子化肥算作補償，才化解了這樁投訴。

某種程度上，解決野豬致害的擔子更多壓在了林草部門。張榮解釋，包括這次80萬的獵捕、無害化處理資金，很多人以為是農田受損下發的資金，“實際上，是因為野豬拱壞了林區的樹根，才有了這筆防止野生動物侵害森林的經費，資金來源是中央財政林業草原生態保護的恢複資金。”

作為寧夏最後脫貧的地區之一，據不完全統計，僅2023年西吉全縣野豬損害的莊稼麵積超過1000畝，經濟損失估計在200多萬元。在張榮看來，野豬問題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生態問題，而是需要多部門合力解決的社會問題。

在社交媒體平台被稱為“野豬之城”的南京，2022年時，浦口區農業農村局與人保合作，試點購買了“野生動物肇事險”，理賠最多的就是野豬對農作物造成的破壞。甘肅敦煌今年也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建立了野生動物致害補償機製，推進此項工作的，是由林草、財政、農業、發改、保險等部門單位組成的領導小組完成。

需要更多部門參與解決的不光是資金問題。張榮設想，未來也許會向上級建議，效仿四川、江西等地的做法，由政府組成一支可持槍的狩獵隊，更為便捷的對野豬進行調控，這也需要公安部門的介入。

還有幾位受訪專家提到了“調控成本”的問題，當下“懸賞捕豬”的措施成本高、難度也大，可以考慮更加“市場化”的做法。比如能否成立專職的企業、讓野豬肉進入市場流通，這又涉及準入和質檢製度的建立，需要市場監管部門的配合。

深圳專為野生動物修建的生態廊道

無需“喊打喊殺”

西吉野豬獵捕的消息成為熱點後，南京獵捕的新聞也再次熱度升高，短視頻平台全國各地的護農獵捕賬號熱度居高不下。獵犬追野豬、撕咬，獵手騎豬、抱摔豬......在這些視頻的評論中，也不免見到一些片麵的論斷。“野豬能有什麽好處，為什麽不殺幹淨。”

讓一些生態學者擔憂的是，這些對野豬獵奇、泛濫的論調和“喊打喊殺”的趨勢已經偏離了種群調控的初衷。

李忠秋曾參與過青海一處自然保護區的野生動物狩獵試點工作，當時設想效仿國外的模式，通過采用收費較高的商業狩獵來解決野生動物保護的資金問題。但後來公眾和動保組織反對聲音很大，就沒有後續開展。

在李忠秋看來，無論殺與不殺，哪種方法都不該“二元論、走極端”，在討論對一些物種的保護時，要麽就是堅決不能獵殺和利用，要麽就是一下子全麵放開，“但物種的增減其實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可以進行動態調控。”

在這個秋天，因為野豬發生的事故和新聞頻頻衝上熱搜。10月25日，在浙江建德市，一頭野豬在街頭流竄，衝撞、咬傷兩名行人，還撞破玻璃牆闖入一家商店；10月27日，江蘇南京，野豬侵入高鐵聯絡線，與列車相撞，引發設備故障，隨車機械師下車處置故障過程中被鄰線限速通過的列車碰撞，不幸去世，而近年來，被野豬咬傷人的新聞也不在少數。

李忠秋說，如果換一個角度看野豬“闖入”人類生活區域的現象，我們本就享有同一片土地，起碼在我國，野豬也遠未達到“泛濫”的程度，“大家覺得好像野豬已經泛濫成災了，一看到野豬就覺得應該殺幹淨，但還是需要客觀去看待問題，大家說多不等於真多。南京的這次事故也不該讓野豬背鍋，而需要思考高鐵線路防異物侵線，以及機械師本身操作可能存在的風險。”

對於野豬種群的調控管理，捕獵不是唯一的解法，也不是最終解法。

一位科普作者認為，人類也應該從自身做出改變，比如不隨意投喂、圍觀，不刻意激怒野豬。在科學調控數量的同時，也應考慮一些顯而易見的問題，“野豬經常從哪裏過路？野豬經常幾點過路？能否在這些路段限速，同時鋪設震音鋪裝提示野豬？”

比如，在南京和句容之間，就架設有一條綠色廊道橫跨公路，連接起寶華山與湯山；在深圳銀湖山與梅林山之間，也架設有生態連廊。廊道下方，是平整的柏油公路以及來來往往的車流，動物則通過布滿綠色植物的廊道穿梭於兩山之間，破碎化的物種棲息地由此被連接起來。

有一點是我們必須了解的常識，野豬並非“百害而無一利”。南京紅山森林動物園動物園專門開辟了“本土動物保育區”，野豬在其中享有最大的麵積。南京紅山森林動物園在對野豬的介紹中寫道：“野豬雖然看起來像是一群貪吃的大家夥，甚至粗魯的行動方式讓它們很容易被視為破壞者。但如果不去了解，又怎麽會發現野豬和森林的關係，野豬和森林中其他動物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我們所看到的森林的樣貌，其實都是在被野豬悄無聲息地管理著的。”

在茂密的森林裏，野豬的糞便也會把樹木的種子帶到更遠的地方開枝散葉；在被積雪覆蓋的山林中，很多小型野生動物和鳥類都會跟在野豬身後，靠它拱出的土坑取食、棲息；而野豬四處拱地翻動泥土，保持著土壤的活性、肥力，讓人類能夠聞到雨後泥土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