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部券商打工人：經手幾十億，年終獎萬元

起伏的線條，紅綠的數字，每一次閃動都足以讓屏幕前的人呼吸一頓。

過去一個月，資本市場經曆了一場盛大的狂歡，但身處漩渦中心的券商內部，並沒有外界想象中熱鬧。多位證券公司內部人士說，盡管市場情緒跌宕起伏，但他們的“內部靜悄悄”。

事實上，自去年IPO（首次公開募股）階段性收緊，股市表現不盡如人意，看著一片片綠色，很多人都表示“麻了”。Wind數據顯示，第三季度，IPO市場首次回暖，共有25家企業實現IPO。盡管如此，IPO受理仍處於冰封階段。同一時間段內，滬深北三大交易所僅受理3家IPO。

交易所受理數量少，不代表券商工作量減少。恰恰相反，監管變得嚴格，所需要準備的材料變得更多，隻能靠大量的人工來完成。在離錢最近的地方，金融打工人被困在了一份又一份的材料報告裏。

（圖/《歡樂頌》）

在社交媒體上，他們自嘲為金融業“底層打工人”。相關詞條在小紅書上有過超1億次的瀏覽量。他們頂著“清北交複、985、211”的優等生光環，從高考、實習到校招，一路殺進金融圈這個金字塔尖的行業。從此，在光鮮的外表下，是24小時隨時待命的日常。

“投行是一個純乙方，看客戶給飯吃的一個乙方。”從業兩年多的薛桐認為，金融打工人其實隻是一份普通的服務性職業，其間重複的機械化工作，已經讓他們看到了被替代的可能。“市麵上的簡曆太多了，很多公司都會壓價。他們一邊要招很有經驗的人，能夠直接過來工作，甚至直接拉團隊過來；另一邊又給很低的薪酬，因為他知道你不幹，有的是人幹。”

7×24小時待命

錢多事少、人生贏家，是很多人對金融圈打工人的想象。

乍看起來，鄧文的工作狀態完美符合這個想象：早上8:30準時出現在某銀行總部的寫字樓裏，點亮2台電腦，再用2部手機交替打幾通電話，敲幾下鍵盤，過億的單子就成交了。偶爾飛往全國各地拜訪客戶，吃飯應酬，維護關係，高額的績效隨之而來。在這個圈子裏，金錢隻是抽象的數字而已。

事實上，鄧文所承受的壓力巨大。他隸屬自營部門，需要利用下撥款項在買賣中為所在機構盈利。合理分配這些資金尤為重要，為此必須時常出差和客戶打交道。一旦做不出成績，不僅沒有獎金，年末還會被裁員。

出差沒有想象中輕鬆。極限的時候，他一天跑三四個城市，每個地方逗留五六個小時，隻能在車、飛機、高鐵等交通工具裏隨地休息。最具體的場景是：後半夜累了，在機場裏找個無人的角落，躺在座椅上眯一會；調好鬧鍾，安檢前醒來，起身排隊登機；登機後戴上眼罩，在睡夢中繼續奔赴下一個城市。這樣的日子持續了一年多。

（圖/《我的解放日誌》）

就像有人調侃的那樣：“每天睜開眼，都不知道自己在哪。”

“那時候年輕，沒辦法。”有了些資曆後，鄧文換來了相對“輕鬆”的工作，長期出差的苦差交給了剛畢業一兩年的新人。

和鄧文所屬的業務部門不同，初級員工薛桐負責另一個環節——承做，也就是長駐項目現場或企業。出差報銷額度隻跟項目預算有關，機構不會動態調整，而且金額一般不會很高。

薛桐住過四星級酒店，也在一些旅遊旺季時，住過半夜停電的家庭招待所，第二天醒來發現床邊還有蟲子。有時候做保密項目，外賣不能送進園區，就跟工人們一起吃10塊錢的盒飯。還有同事駐現場的辦公地點，是在工地旁搭建的臨時工棚或簡易集裝箱，無論季節冷熱，吹空調都是奢望。

有時現場會遇到熟人，大家就一起苦中作樂：“想象一下，跟你原來清華土木係的同學一起出現在施工現場，大家都灰頭土臉的，戴著頭盔。”

最誇張的一次，在處理某個大型集團的項目時，薛桐連續工作了40多天沒有休息。就算中途從出差地回了一趟北京，她也沒有耽誤工作。她算了一下，那段時間裏，平均每天工作不少於十五六個小時。上級的電話隨時可能打來，無論自己在哪、在做什麽，都要一秒進入工作狀態。

（圖/《男親女愛》）

實際上，24小時待命，是每個金融人入行後要習慣的第一關。

有時，領導會問，為什麽周六中午還在睡覺？隨後便分派不能拒絕的任務。偶爾遇到非緊急任務，他們會選擇先做“作業”，完成後抓緊時間跟家人朋友吃個晚飯，“作業”拖到飯後再交，隨後就會迎來修改意見。

潘磊試過在理發店剛洗完頭，領導讓他上線開電話會議。他隻好一邊戴著耳機開會，一邊剪頭發。他的同事則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正逢休假，他的同事在川藏線上和家人一起自駕遊，突然接到電話要求修改材料。最後隻好在路邊停車，用半小時改完後再出發。

沒有意義的數字

每天看著幾十億元流動的痕跡，鄧文隻覺得壓力越來越大。

幾千萬乃至幾十億，這些由8到13位數字組成的數據，比對起來需要精神高度集中。按照規定，數據需要精確到小數點的後四位數，元角分厘毫都不能出錯。經手人要小心謹慎地逐字核對，每個環節反複確認好幾遍後，再由另一位同事二次核查，“一個小數點都不能錯，不然要賠錢的”。而一旦出錯，這幾百萬、幾千萬，個人根本賠不起，還有可能身敗名裂，從此被迫遠離金融業。

每一筆交易完成後，鄧文隻能稍微鬆一口氣，又開始新一輪的盯盤。看著屏幕上各種顏色的數字跳動。他從來沒覺得這些錢跟自己有關。他更在乎的是交易是否完成，賺了多少差價。這樣他的績效獎金才能多一點，就能在這家公司繼續幹下去。

三年前，他從銀行轉到這家券商，為的是能在北京安家。算上銀行的從業經曆，他在金融圈裏待了快十年。每隔一兩年，參考項目經驗的多少，職稱可以往上走一級。現在的鄧文算是部門的小領導，但基礎工資幾乎沒漲過，跳槽後也沒有獲得更高的待遇。對他而言，不漲薪就相當於變相降薪。

從手中流動的數額沒變，進入口袋的工資卻開始縮水。以因高薪聞名的頭部券商為例，Wind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6月30日，4家國內頭部證券公司“三中一華”（中信證券、中信建投、中金公司、華泰證券）的員工共71017人，人均半年應付薪酬預估30.07萬元。也就是說，在包含了去年年終獎金的情況下，“三中一華”今年上半年每月人均薪酬約5萬元。

數據來源於10月29日wind金融終端，作者整理。（圖/張蔚婷）

三名頭部券商的前員工和現員工均向《新周刊》確認，2023年8月起，降薪潮悄悄到來。每次幅度為10%~20%，不同職級的薪資調整幅度不一。

以其中一位受訪者為例，他原本每月底薪5萬元，2023年8月工資單顯示，每月底薪為42000元——扣除稅費和六險一金後，到手28000—29000元。他正好在降薪的前兩個月離職，但他打聽了一下，與他同級別的同事月薪降至34000元，到手23000元左右。而入職一年的應屆生降的幅度較低，調整前後的每月底薪均在3萬元左右。

部分頭部投行裏，中層與底層的基礎收入差距正在縮小。兩名受訪的腰部券商從業者表示，目前老員工們的薪資暫無大變動，但近兩年新招的應屆生，底薪隻有8000—10000元。據他們了解，此前應屆生入行拿到的底薪至少1萬元以上。

（圖/《男親女愛》）

績效獎金也在無聲縮水。一位從業一年多的頭部券商員工表示，去年的年終獎，他隻拿到了五位數，跟基礎月薪差不多。但實際上的績效標準還沒有出，這部分年前提前發的獎金，如果超過標準範圍，可能會被要求退回去。

潘磊沒等拿年終獎就辭職了。通常情況下，他的前公司會在6月公布上一年度的獎金額，隨7月工資發。離職後，他聽前同事們說，7月中拿到了上一年度的績效獎金，普遍比去年又降了50%以上。

除了基礎工資和獎金，一些優惠補貼也在悄悄消失。潘磊曾經所在的券商取消了本地打車補助，隻有晚上9點後下班才能獲得打車補貼。於是，在這些所謂的“金字塔尖”行業工作的人，不少人開始選擇騎電動車上班，隻為省出一點交通費。

潘磊的一位同事去年結婚，為了攢房子首付，每天一早騎車約一個小時到城市另一邊的辦公室，熬到夜裏一兩點下班，再戴上頭盔，啟動自己的小電驢，再騎一個小時回家。

（圖/《我，到點下班》）

因為第二天還要騎車上班——即使遇上惡劣天氣或淩晨才收工——不少同事也仍舊選擇放棄晚間的交通補貼，騎上自己的小電驢回家，“那個時候在路上騎電動車的，隻有外賣小哥和我們”。

尋找最優解：主動轉行

薛桐到新公司已經快半年了，她恢複了正常的生活作息：每晚11點上床睡覺，不用熬很多個通宵做第二天用不到的PPT，不用24小時秒回老板和客戶。第一次5點下班時，她驚訝外麵居然還有夕陽。

薛桐徹底離開了金融業，她從沒想過自己會這麽快轉行，她隻是無數轉行的金融打工人裏的一個。

企業想要的隻是一份60分的材料，從小就是優等生的他們，隻想交出一份100分的材料；10頁PPT能講完的內容，會按領導的要求做成100頁；數十頁的文字材料會收到領導過百條的批注，再進行逐一修改。

他們還要給客戶提供增值服務，包括設計人員方案，研究公司治理的相關內容、行業相關內容等。有時，承做們還要承擔審計的工作。如果某個子公司的商譽與賬麵記錄不符，甚至與上報給總公司的數據不一致,這時，他們需要從數千份材料中，找出這其中的差異來源。

長期熬夜一定會讓身體出問題。有一次，一個星期連續每天工作15小時疊加生理期，薛桐覺得心髒不舒服。醫生告訴她，前麵有兩位也是做投行的患者，跟她出現了同樣的症狀。

（圖/《凡人歌》）

近幾年的項目也越來越難做，時常推進著就會突然被腰斬。“10個項目中有一兩個最後能成功，那就謝天謝地了。”鄧文歎道。

這是個結果導向的行業，沒有成交，做再多也沒有用。

一位去年經校招進入某頭部券商的股權承做員說，過去一年裏，他真正很忙的時候隻有兩三個月，每天要花13個小時工作。據他觀察，很多團隊可能都沒有項目在執行，隻是待在項目現場或者辦公室裏畫PPT或做一些其他工作，每月拿底薪。

項目越來越少，業績持續下滑，他預料到遲早會人員優化。最近領導約談了他。

根據財報，四大券商的人員正持續減少。

數據來源於10月29日wind金融終端，作者整理。（圖/張蔚婷）

盡管從年報數據來看，近幾年頭部金融機構員工總數變化幅度不大，有的甚至還在擴招，但從具體體感來看，人員流動性還是挺大的。薛桐留意到，跟她同屆入行的同學們，至少1/3已經離開了。

薛桐想，一切的變化都跟行業的結構變化有關。過去，大家一起把金融業從小金盤一點點做大，做成了大金字塔。過程中，塔上的位置會增多，塔內的人抬頭就能看到空位，心裏有盼頭。但現在，薛桐感覺金字塔底部的人正在加速離開。她猜測，中間層由於房貸壓力和尚未被收走的福利，暫時不會離開，“下麵的小朋友就會越來越忙，越來越忙，最後形成一個菱形。所以這個時候，底層員工是最痛苦的”。

比起毫無意義的emo，如今薛桐更願意記住的，是當年拿到最好的offer，用兩年時間似乎做了別人六年才能做完的事，“成長了很多”。

離職後，她一點也不後悔，這是屬於她的最優解。而那些留下來的人，還在尋找著自己的最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