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生也愛做風俗業?一名遊客的日本風俗業觀察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

來到日本的第三天，在大阪一家酒店內，東赫遇到了一名從事風俗行業的本科畢業生。

“讀了大學，為什麽還要從事風俗業呢？”東赫滿心疑惑。

女孩略帶羞赧地答道，“因為我不是名校畢業，找不到好的工作。生活很艱難。”

今年8月份，亞洲人東赫前往日本，在不到一周的時間裏，體驗了當地風俗業的部分服務。在日本這個現代化國家裏，風俗行業女性被凝視、物化的程度，令作為遊客的東赫意外且震驚。

作為“色情大國”，當前日本風俗業店鋪數量達61000家。據日本夜生活商業協會的一名代表理事推算，2020年日本約有100萬女性進入到風俗行業，這其中不乏高學曆者。

《東京貧困女子》作者中村淳彥道出了日本風俗業的現狀——從事風俗業的女性，不再是受人哄騙誤入歧途，此外，因消費過高破產或卷入高利貸不得不入行的情形也大量減少，如今，日本女性進入風俗業，隻是為了填補每月三到五萬日元的日常開銷。

多重社會因素，以及性別不平等導致的女性貧困問題，是風俗業興盛背後的殘酷現實。

初到日本風俗街

日本，大阪，一家高檔餐廳。

眾目睽睽之下，那個戴著麵具的少女正麵朝天花板，全身赤裸地陳於餐桌之上。胸口上薄薄幾片紫蘇葉勉強覆蓋住私密部位。這顯然是刻意為之，不為遮羞，隻為營造一種欲蓋彌彰的感覺。

很快，一粒粒壽司被小心翼翼地碼放在這些葉子上。伴隨著服務生的一聲“請慢用”，筷箸開始不停起落，周圍也隨即響起飲酒作樂聲。不時有人開起黃色笑話，換來了一片嘩笑；也有人不懷好意地用筷子在葉子上輕輕一戳，故意來試探少女的反應。

少女始終紋絲不動，沉默得猶如砧板上的魚。

這是一場典型的“女體盛”筵席，顧名思義，是以女性身體作為盛器，取代碗碟，來盛放各種食物。食客皆是男性，與其說是為了吃飯，倒不如說是在追尋著感官上的刺激。在封建時代，這樣的形式或許尚可歸結為男尊女卑的落後思維作祟，可一切在現代日本社會依舊發生著，就顯得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了。

東赫是這場“女體盛”的參與者之一。他在東亞某國經營一家企業，因為對日本風俗業充滿好奇，所以花費了相當於十幾萬人民幣的天價，加入了一個“高端旅行團”，得以來到日本一窺究竟。而其他參與者與他類似，都有著一個體麵的身份——或是金融從業者，或是有著自己的公司，年收入普遍有數百萬人民幣，乃至更多。如此一擲千金，換來坐在桌上，望著一個陌生女孩“心甘情願”地躺在桌邊，東赫坦言，“剛開始，感覺很怪異。很難想象一個女人會把自己當成物品，讓人隨意擺弄。可以說，算是大開眼界了。”

但“大開眼界”的旅途還沒完成。“女體盛”過後，緊接著，所有人便在導遊的帶領下，來到了“飛田新地”。這是大阪的一條街，也是日本著名的“紅燈區”，白天時，道路兩側房屋緊鎖，但是一到夜晚，隨著燈光接連亮起，街道變得格外熱鬧。屋簷下的燈籠散發出奶黃色的光芒，一扇扇大門也隨之敞開，每一個門內都有一個精心打扮的年輕女孩子，或是跪坐，或是側臥，在美妝燈的照射下，像一個又一個芭比娃娃，正對著過往行人展露笑容。

飛田新地（東赫供圖）

這其實並不是東赫第一次來到紅燈區，他曾經去過阿姆斯特朗，見識過聞名歐洲的“櫥窗女郎”。但日本還是讓他有一種大吃一驚的感覺，“每一個人都像人偶一樣。並不是那種活生生的‘人’，而是努力把自己弄得像漫畫裏的人一樣。具體來說，就像是來到了漫畫店。”

這很二次元，也很日本，但同時一想到這些明明是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人，卻正在像出售漫畫書一樣出售自己，他便有一些不好受。尤其看到每一個女孩子麵前都有價目表，明碼標價，隻要花費上一兩萬日元的價格，就能換來短暫的歡愉，他不禁想，“歡愉”隻屬於流連至此的男性，至於這些女孩子呢？

那天回酒店的路上，同伴還在熱烈討論方才的見聞，東赫卻陷入了一陣迷思之中。望著窗外的繁華，他覺得盡管燈光明亮，自己卻似乎走進了一團陰影。

女性貧困

近幾年，由於日元的貶值，像東赫這樣選擇來到日本旅遊的外國人越來越多。根據日本政府觀光局的數據，截至到7月份，今年訪日人數已經超過了2100萬，比2023年高出了61.7%。

導遊小張是一名日籍華人。據他觀察，2024年，來到日本的外國遊客明顯增多，尤其是來自歐美和東南亞的客戶。有人來到這裏為了櫻花；有人為了富士山；當然也有人像東赫一樣，懷著心照不宣的目的——為了日本的風俗業。

資料顯示，當前日本風俗業店鋪數量達61000家，傳言市場規模為5.7萬億日元。2023年日本GDP為591.482萬億日元，若以此推算，風俗業產值接近GDP的1%。

1956年，日本政府出台《賣春防止法》，其中第3條規定：“任何人都不能賣春，或成為賣春的對象(即買春)。”還特別規定了以賣淫為目的，將處以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0日元以下罰金。該法律迄今依然有效。

不過，日本又製定了對風俗業進行管製和規範的《風俗營業法》。根據《風俗營業法》，風俗店可以在合法範圍內提供除了傳統意義上的“陰莖——陰道性交”以外的各式色情服務，性接觸服務、在單間浴室為異性客人提供服務、脫衣舞表演、色情錄像等行業都受到了法律保護。

風俗業繁榮的背後，是遲遲未能改善的女性貧困問題。2014年，一名30歲的日本女性來到大阪市政機構谘詢生活保障事宜，工作人員答複“去做性服務業就好啊”，社會輿論一片嘩然。就在2014年，日本國稅廳民間薪酬調查結果顯示，日本男性平均薪酬為222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1萬元），女性僅為147.5萬日元（約合人民幣7.3萬元），在當時，收入低於122萬日元即為“相對貧困”人群。工作人員這一回複固然冷漠，卻也道出了不爭的事實。

日本社會的性別不平等現象，並未隨著時代真正改觀。在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23》裏，日本在146個國家中，排名第118名，僅高於科摩羅、布基納法索和科特迪瓦等國。在工作參與度上，女性隻有54.8%；收入上，較之男性少了24.63%；至於管理人員，女性更是隻占了12.9%的比重。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在受教育程度上，男女幾無差別。

2023年世界經濟論壇的統計數據顯示，日本所有女性雇傭者裏，52.89%的女性為非正式就業者，即兼職工作者或臨時工，男性就業者中，隻有25.39%的男性為非正式就業者。據日本總務省統計，2023年非正式就業者時薪隻有正式員工的約70%。在日本，非正式就業者無論是實際收入，還是福利保障，與正式員工都存在明顯差距。

收入上的不公，帶來嚴重的貧困問題。NHK電視台曾對日本女性的困境做過深入性報道，並整理成《女性貧困》一書。根據書中所寫，在2013年，非正式雇傭者中，女性占比70%，年收入未滿兩百萬日元的女性合同工高達兩百八十九萬人。

花田美紀（化名）27歲，是一名單親媽媽。白天時，她在一家塑料加工廠做辦公室文員，身為派遣工，十三萬日元的月收入，根本無法負擔起自己和女兒的生活開支，因此每個禮拜，她都要拿出幾天，不情不願地穿上公主裙，化上濃妝，來夜總會裏兼職賺錢。

夜總會的工作要到淩晨三點，而第二天一早還要上班，算下來美紀每天要連軸轉20個小時無法合眼。她討厭酩酊大醉的男人，很想立馬辭掉夜總會的工作，希望通過讀書可以成為護士，然而貧困像一個漩渦，她被拖入其中難以自拔，始終逃不出窮忙的命運。成為護士的念頭最終被束之高閣，她說：“我做不到，我已經什麽都不想去想了。”

花田美紀將自己的不幸歸結為教育原因，“萬萬沒想到，高中退學會讓我付出這麽的代價”。然而通過調查，NHK記者發現，就算讀書，接受高等教育，許多女性也並不能改變滑入貧窮的命運。

日本是世界上女子大學數量最多的國家，女子大學的課程大多僅限於文科，多數畢業生隻能從事非職業導向的全職工作，並在結婚或生育後離職。重返職場的生育女性，大多隻能選擇兼職工作或者臨時工。2021年，日本有近40%的母親為非正式就業者，隻有30%的母親擁有正式工作。

24歲的小愛就是一名非正式就業者，雖然在工作內容上與正式工無異，但兩年裏薪資卻僅漲了10日元（約0.5元人民幣）。每個月14萬的薪水中，房租和水電燃氣費用占據了一大半，除此之外，還要支付三萬日元的助學金貸款。這讓她的生活捉襟見肘，連結婚都成為奢望，“沒人會喜歡對方一身債吧。”

同病相憐的，是她的好友真紀。真紀為了攢學費，高中時就在一家卡拉OK店裏打工，等到大學畢業後，發現自己還是在這家卡拉OK店裏工作，唯一不同的，是身上多出了六百萬的助學貸款債務。每個月十六萬日元的收入遠遠稱不上豐厚，不過將將維持生活，她不由得感慨：“人們常說，不上大學就找不到好工作，但現實卻是，大學畢業根本找不到好工作，也還不了助學金，形成惡性循環。”

低廉的收入，沒有保障的工作，成了許多年輕女性的夢魘。2007年，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曾發布數據，26歲到64歲的單身女性中，約有32%的人正處在貧困狀態，65歲以上的高齡女性和單親母子家庭貧困率更高達50%以上。十幾年過去，這些群體的貧困境況並未得到改善，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顯示，2021年，單親家庭的兒童貧困率仍保持在50%左右，另有統計顯示，這些單親家庭中，87%由母親一人供養。

在2020年，日本人均GDP在為40040.8美金；等到2023年，人均GDP已跌至33834.4美金。同樣的，在2021年1月，一美元可以兌換88日元；到了2024年8月，一美金的日元匯率已經跌至140日元。與此同時，日本人均薪資變化並不顯著，2023年的人均月薪為318000日元，較之2020年的307700日元，僅有3%的增長。這意味著無形之中，每個人的財富縮水了40%。

對於本就處於貧窮狀態的女性來說，這無疑是雪上加霜的。導遊小張明顯能夠感覺到，在疫情過後，有越來越多的新麵孔加入到了風俗業當中，幾乎每次陪客戶到熟悉的店裏麵，都能見到許多陌生的年輕女孩。

不得不說，日本社會對於女性就業的係統性歧視，導致了女性貧困現狀。也正是這種係統性歧視所帶來的貧窮，才讓很多人在走投無路之下，不得不委身於風俗行業。

被盤剝的風俗業女性

與網絡上流傳的各種說法不同，盡管風俗業店鋪在日本社會司空見慣，但日本社會對於從事於風俗業的女性充滿鄙夷。盡管在麵對風俗業女性時，日本人表現得並無尋常，但導遊小張告訴東赫，這隻是因為日本人習慣於彬彬有禮，嘴上不明說罷了。選擇風俗業，對很多女性來說，是不得已的選擇，其中家庭因素的影響格外巨大。

“每個人的背後都有一個故事。”他說，“要麽是家暴的老公、要麽是不爭氣的弟弟、要麽是嗷嗷待哺的孩子。若不是走投無路，誰又願意出來賣春呢？”

東赫在與一名女性閑談中，聽到了這樣一個故事：因為弟弟沉迷於柏青哥（一種彈子球賭博遊戲），欠下了數百萬日元的巨額債務，家中無力償還，於是她不得不白天在便利店工作，晚上到酒店裏從事上門服務。

為什麽弟弟欠下債務，姐姐就要來賣身還債呢，這不是古代才有的事情嗎？東赫對此百思不得其解。他想，日本女性的家庭地位未免也太低一點了吧。

與東赫想法相印證的另一個故事，來自NHK 的紀錄片《疫情下的日本女性困境-擴大的性被害與生活苦》。其中提到了“爸爸活”現象——貧困女性通過社交網絡，聯係年長的男性，線下進行有償服務，名義上隻是吃飯、遊玩，但有時候也包括色情行為。因為經濟原因，近幾年間，爸爸活的數量呈現出迅速增長的態勢。

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一名家庭主婦真理子，她的丈夫從事自由職業。由於收入大減，他不僅減少真理子的生活費、家庭飯錢、孩子的尿布錢，還時常施加言語暴力，諸如“明明是沒有收入的家庭主婦，少說漂亮話”、“我在外麵工作，你什麽都不做，也太狡猾了”等等。

為了賺錢，她不得已開始從事於“爸爸活”，先後與十幾名男性外出。漸漸，也有人開始謀求肉體上的關係，一次服務，可以獲得數萬日元（幾千人民幣）的收入，對於亟需金錢渡過難關的真理子來說，這是不小的誘惑，“孩子以後開銷會越來越多，隻光靠喝喝茶賺錢是不夠的。想要更多的錢。”

她不是沒有考慮過離婚的問題，但是自從結婚後，她便離開了工作，現在想獨自帶著孩子重返職場，需要極大的勇氣。她承認自己缺少強大的信念，可麵對丈夫的暴力，要繼續生活下去又找不到別的出路。談到“爸爸活”時，她說“除了這樣的方法，實在想不出其他。”

真理子對於職場的擔憂其實並非沒有道理。在日本社會，存在著一個默認的規則：女人早晚要結婚、回歸家庭，不必自己養活自己。雖然離婚自由，但大多數女性在離婚後，都要麵對膳食費大幅下降所帶來的吃飯問題。在接受NHK電視台采訪時，“東京都愛情單親家庭援助中心”的會長和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有些人家中沒有一點兒大米，隻能日日吃掛麵；也有人煮三根胡蘿卜當菜，與孩子分食；也有人因為交不起費用，被停氣停電。

很難想象，在繁華的日本，居然有人因為饑餓問題，正處於水深火熱當中。而最終走入色情行業，很多女性最初的原因也隻是為了吃飽飯。一家性服務派遣公司的老板表示，在自己的店裏麵，單親媽媽占了絕大多數。而另一家老板在談及女性從事風俗業的幾大原因時，“年紀輕輕就有了孩子”這個理由赫然在列。

陷入“牛郎債務陷阱”

日本一向以服務周到而聞名，風俗業也不例外。在這場以風俗業為賣點的旅途中，東赫見到的每一個女孩子都時刻帶著笑容，保持著畢恭畢敬的姿態。隻是這樣的禮貌姿態讓他覺得有些不舒服，仿佛自己麵對的是一個玩偶，而非活生生的人。

他明白，這隻是出於行為上的慣性，隻為了取悅於人，哪怕聊起悲慘身世，也要眼含笑意，不露聲色。東赫不由得感慨，日本的規矩真是深入骨髓。

那麽，風俗業女性對待這一職業的真實態度是什麽呢？

NHK電視台同樣疑問。在訪問了多名女性後發現，他們發現，在這項以陌生人為對象的交易裏，女性並不快樂，很多人背負著極大的精神壓力和心理負擔。有人接完客後，會在沒人的地方偷偷嘔吐；也有人為了減輕壓力，選擇到“牛郎店”借酒澆愁。

日本街頭的牛郎廣告（東赫供圖）

在日本，牛郎也被稱之為“男公關”，客戶皆為女性，“牛郎們”會陪對方做遊戲、喝酒。從如何說話，到如何給人點煙倒酒，牛郎們經過精心培訓，唯一的目的便是討女性歡心，然後從昂貴的酒錢中來賺取提成。

他們被稱之為“販賣‘愛’的男子們”。對於許多渴望慰藉的女性來說，來到牛郎店與牛郎相處，可以逃避掉現實煩惱，也隻有在這裏，她們才能體會到被男性關懷的感覺。但這種關懷隻建立在金錢基礎之上。

為了慫恿女性來購買昂貴的香檳，牛郎店可以實行賒賬的支付方式，即由店家暫時墊付消費金額，然後再由女性償還。看似體貼的服務，實際上卻是一個陷阱，這隻是為了讓女性可以大方消費，即使這些金額遠超於她們手上所能自由支配的資金。

一名曾經的牛郎這樣說道：“如果沒有這樣的支付方式，牛郎們根本沒有辦法繼續他們的生意。”

因為癡迷於和牛郎之間的短暫歡樂，而被推入債務深淵，最終淪落風塵，這樣的故事在日本並不罕見。《朝日新聞》曾報道過一名東京女孩的遭遇。三年前，受朋友邀請，她第一次接觸牛郎。聊天間，牛郎反複稱讚她“可愛”，這讓從小對容貌充滿不自信的她一下子就陷入到了癡迷。

可由於沒有正式工作，女孩根本支撐不起高昂的消費，為了能夠繼續出入牛郎店，她選擇了賒賬支付方式，結果債務很快堆積成山。後來在牛郎店一名員工的唆使下，為了賺取更多的錢，她開始從事色情行業。

然而就算進入色情行業，牛郎壓榨依然未能停止。欠下的債務需要她來償還，女孩自己也無法抑製住去牛郎店消費的衝動。在無以為繼時，她不得不選擇向債務公司借款。而這筆債務最終膨脹到了一千萬日元以上的天文數字。

回首那段時光，女孩說，“那時候除了牛郎，自己誰也無法信任。”但在牛郎眼中，這不過是一樁生意罷了。自從女孩經濟狀況惡化後，那名她所信任的牛郎便難覓蹤跡，因為無法接受對方正與其他女性打得火熱，女孩曾數度割腕。

盡管如今她已經與牛郎中斷了聯係，並且遠離了牛郎店，但到底何時她能夠從色情行業中解脫，依舊是未知數。

阪爪真吾是一家非盈利組織的主席，該組織致力於為風俗業女性提供建議和幫助。在他看來，因為家庭等各種因素，許多女性感覺到強烈的孤獨感，這份孤獨感無人可以訴說，隻能尋找牛郎，“應該減輕她們在社會上的孤立感，而非僅僅將她們的遭遇視為‘自作自受’。”

不過，說到底，尋求牛郎的舉動，還是源自於風俗行業給女性帶來的巨大精神壓力。就算遠離了牛郎，許多女孩子們依舊要通過其他的方式來獲取慰藉。

也有人選擇了更為極端的方式。

李小牧曾在東京歌舞伎町做過多年導遊，後來他將自己這段經曆整理成了《歌舞伎町案內人》一書。在書中，他記錄了一個名叫智子的風俗業女孩，因為吸食毒品，從天台上失足落下，險些身亡的故事。

據李小牧觀察，在紅燈區，像智子一樣沉迷於毒品的女孩並不少。很多人因為債務問題淪落風塵後，為了排解心中抑鬱和逃避現實的痛苦，接觸到了毒品，結果不光沒有還清欠款，反而因為吸毒而背負上了更多的債務。“一旦被毒品困擾，沒聽說過還有誰能重新開始新的人生的。”

這樣的女孩子，他親眼見到的有五六個。她們的命運也如出一轍：被榨幹了油水，深陷毒品不能自拔，不知道什麽時候，就從街上悄然消失。沒人知道她們去了哪裏，也不知道她們是死是活。

一名遊客的風俗業見聞

正如東赫所見所想，某種程度上來說，風俗業裏的女性不僅是人，也是商品。而在日本社會，女性成為“商品”，實在太容易了。

“風俗業的招聘並不遮遮掩掩。”導遊小張告訴東赫，“所有招聘都是公開的，甚至有流動的廣告車在大街小巷來回奔跑。如果報名早，還有額外獎勵呢。”

但有的時候，這些招聘具有欺騙性，讓很多人不明就裏誤入其中。Beniko的經曆頗有代表性。她是一名畫家，現年51歲，在19歲至32歲的十三年裏，一直從事於風俗行業。19歲那年，在家中的信箱內，Beniko收到了一張招聘“女招待”的傳單，日薪一萬日元起。

因為那時正為了職業學校的學費和買繪畫材料的費用而發愁，她沒有太多猶豫，便遞交了申請。後來她才了解到，“女招待”的工作地點被稱之為“粉色沙龍”，也就是色情服務場所。

這個工作，成了她進入風俗業的第一步。

李小牧在剛來日本時，經濟上捉襟見肘，為了生存，他介紹前妻去了自己打工的“相親俱樂部”。當時他以為“相親俱樂部”隻是陪客人喝喝茶、聊聊天，假裝相親而已，後來才知道，“相親俱樂部”的真實內幕，遠非字麵上那麽簡單。

“客人的桌子上，都放著一個便箋簿和一支筆。當他看中哪位女性時，就會將桌上的號碼寫在紙條上，經由店員轉交到對方的手裏……如果這位女性也中意對方，同意請求的話，他們就可以移到早已準備好的另外一邊的雙人包廂……如果兩情相悅，這之後兩個人再去什麽地方，店裏就管不著了……”

隨著前妻在“相親俱樂部”裏越陷越深，兩個人最後走到了離婚的境地。

一新是一家旅行社的老板，也是東赫這次旅遊的組織者。在談論起風俗產業吸引女性的手段時，他用了一個詞“引誘”，“高額的薪水，對於缺錢的普通人是致命的。許多人一開始隻是因為手頭緊，想找一份工作試試看，結果一步一步，進入了風俗業，最後深陷其中，無力掙脫。”

以“女體盛”為例，他說，這是許多女孩子進入風俗業的第一步，“店鋪告訴女孩子，隻是躺著，什麽也不用做，而且還戴著麵具，沒人知道你是誰。就像脫衣服一樣，一件一件，卸下了女孩的羞恥心和自尊，慢慢的，女孩對其他服務也就無所謂了。”

在《女性貧困》一書裏，NHK的記者特別寫道：“在父母們不知道的世界裏，毫無防備之心的女孩們逐漸變成成年人的犧牲品。”在日本，有許多提供初中生和高中生服務的零工，比如“高中女生按摩”、“高中女生散步”，以及“相遇咖啡館”等。

日本KTV一角（東赫供圖）

來此的男性大多別有目的，女孩在與成年男性的相處過程裏，肢體上的碰觸不可避免。雖然嚴格意義上，這些產業並不屬於風俗業，但卻對女性進入風俗業，起到了誘導的作用。一位在夜店工作的二十三歲女性坦言，自己在“相遇咖啡館”裏打工時，常被陌生男性動手動腳，後來她對於出賣色相這件事情，慢慢就沒有了抵觸。

而在淪為男人眼中的“商品”後，經濟上最大的受益者，往往並非女性自身，而是風俗產業鏈條上的一個又一個中間商。他們猶如水蛭一般，蜂擁而至，吸附在女性身上，攫取著金錢。

風俗業女性到客人家裏或酒店提供服務，往往要通過派遣公司。派遣公司提供車輛接送，也給無家可歸的女性提供住所，甚至還會與附近的托兒所合作，給單身母親提供育兒服務。很多公司的廣告頗為溫情，例如“歡迎單身媽媽”、“既可以賺生活費，也可以多陪陪孩子”，乍看上去，儼然一副慈善機構的模樣。

然而派遣公司這樣做自然不是為了慈善，真實的目的，是吸引走投無路的良家婦女進入到風俗行業，從中謀取利益。羊毛也自然出在羊身上，“風俗業的女性是很辛苦的，和收取的費用相比，賺到的錢並不多。”一新無奈地表示，“男性為此支付的費用裏，派遣公司要抽走很大一部分。許多女孩子可能連一半也拿不到。”

同樣的，“爸爸活”的興起，也離不開中介蹤影。有人專門從中斡旋，將女性介紹給交際俱樂部，靠收取介紹費為生。一位匿名男性表示，他已經向超過1500名女性傳授了爸爸活的知識，並建立了業務聯係，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便賺取了將近一千二百萬日元。

與此同時，牛郎盯上了風俗業，高利貸盯上了風俗業，甚至旅遊業也是產業鏈條上的一部分。導遊小張大學畢業後，就開始從事起現在的工作，靠帶著其他國家的人，出入於各個風俗場所為生。做這行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錢，“一年一千多萬日幣”，遠高於其他職業的收入。

作為這場天價旅行的組織者，一新坦言，雖然在自己規劃的旅遊線路中，也包涵了海釣、賽馬、溫泉等活動，但本質上，還是為了吸引高收入人群，來到日本買春，“我知道這不是什麽光彩的行為，那些女孩子的悲慘遭遇，我也有份。可以這麽說，我正在作惡。”

不過隨即，他又補充道：“可是我不做，也會有其他人做。現實就是如此，如果要怪，就怪這個社會吧。”

被當做商品的她們

一個讓人憂心忡忡的現實是，在日本社會上，許多年輕人對於風俗行業的心理底線正在降低。

日本街頭（東赫供圖）

一名群租房老板告訴NHK電視台記者，很多年輕女孩子盲目來到東京，既沒有認識的人，也沒有談好的工作，被問起要如何生活時，不少人回答到夜店裏賣春打工。

單身母親小花的話更令人震驚。被“牛郎”丈夫趕出家門後，靠著每周在夜店裏的五天工作，小花每個月可以賺到30萬日元。一方麵，她一直努力存錢，為女兒將來做打算；另一方麵，在談到女兒長大後的工作時，她絲毫不忌諱女兒正在懷中撒嬌，直截了當地說：“這種工作工資高，如果女兒將來說想幹這一行的話，我覺得我會同意。”

風塵女子的形象也在隨之變化著。在傳統印象裏，從事風俗業的女性常常濃妝豔抹，穿著暴露，一眼便可以分辨出。而現在，很多風俗業女性的日常穿著與一般打工者沒什麽兩樣，已經很難辨別。

在一新看來，這一現象是因為日本經濟持續衰退所帶來的影響，“日本等級製度森嚴，加之過去三十年裏經濟停滯不前，最近幾年更是慘烈。年輕人在生活裏看不到希望，於是更提倡活在當下。”

他特別提到了年輕人對於奢侈品的消費現象，過去九年間，日本一直是奢侈品消費的第二大市場，現在依然牢牢占據著8%的市場份額。考慮到日本人口為一億兩千萬，隻占世界總人口數量不足2%，在這個數字不可唯不誇張。

“日本人喜歡奢侈品，街麵上有很多二手奢侈品店鋪，裏麵不光有二手包，還有二手衣服等。許多負擔不起全新奢侈品的年輕人，都會到這裏來淘貨。但這也是一個陷阱，就像引誘普通人進入風俗業一樣，一點點培養年輕人對於奢侈品的狂熱，然後成為奢侈品的奴隸。哪怕為了奢侈品而賣春，也在所不辭。”

在行程的第四天，接待東赫的是一名23歲的年輕女孩。她告訴東赫，在從事風俗行業後，自己瘋狂地迷戀上了收藏和服。她洋洋得意地向他展示了那些收藏品的照片，“一件和服可要一百萬呢。”

而在稍晚時，另一名女孩子才剛剛進入酒店房間，一下就相中了東赫剛剛購買的LV。東赫對女孩的表情記憶猶新，“看到LV包裝袋的時候，真的是眼睛都亮了。”

她百般懇求東赫讓自己試背一下。在得到肯定的答複後，女孩顧不得穿上衣服，赤身裸體，興高采烈地背起包，對著鏡子擺起了各種姿勢。

“這是送給女朋友的嗎？”歸還時，女孩意猶未盡地問他。

東赫點了點頭。

她忽然特別認真地說：“能收到LV做禮物，你的女朋友真幸福。”

這讓東赫一度陷入困惑，想不清楚為什麽奢侈品會和幸福聯係在一塊兒。後來在攀談中，女孩子告訴他，是因為奢侈品能讓自己顯得很特別。

東赫立馬冒出了一個念頭：這不就是笑貧不笑娼麽？

不過在一新看來，這很普通，“年輕女孩通過奢侈品來獲得內心的滿足，旅行團裏的有錢男人則是通過她們來獲得內心的滿足。換句話說，每個人都一樣，男性眼裏麵，這些女孩子與她們鍾愛的奢侈品一樣，都是商品。”

東赫的旅行一共五天四夜，結束時，他感到身心俱疲。坐在飛機上，同行的成員正在興高采烈地談論著這幾日的見聞，然而東赫卻興趣寡然，隻想閉上眼睛好好地睡一覺。隻是一合上眼，在日本的種種見聞便又浮現，怎麽也睡不著。

李小牧將東京歌舞伎町形容為“極度奢靡頹廢的美麗，讓人驚心動魄。”但在東赫眼裏，那些奢靡和頹廢是真的，至於美麗，那大概隻能是毒發後產生的幻覺，再絢麗，也掩蓋不了中毒的現實。

有人小聲嘟囔了一句：“應該再來日本一次。”

東赫望著窗外漸漸變得模糊的城市，不確定自己還會不會再來。

對旅遊公司老板一新和導遊小張來說，工作還在繼續。來日本尋歡作樂的有錢人絡繹不絕，他們也已經準備好了，去迎接下一撥遊客。風俗業也依舊火熱，新的人來，新的故事發生。

一新說，這就是日本，在紙醉金迷的表象下，隱藏著無數看不清的陰暗和醜陋。

這些陰暗和醜陋來自於觀念上對於女性的不公，也來自於對於女性權益的長期漠視，身在社會中的人大可選擇對這些視而不見，但社會偏偏是由一個又一個人所構成的。從這個角度上說，對於現實問題，每一個人都難辭其咎。

《女性貧困》一書中，將日本形容為“在人生起點就已被剝奪了‘夢想’與‘希望’的社會”。在經濟衰退的背景下，如何重塑女性的夢想與希望，避免沉淪於風俗行業，是一個很沉重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