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裏的“疫情一代”：歧視背後的文化重塑

近日，“yq班”一詞引發爭議。

“yq班”，是指22屆、23屆、24屆的畢業生，他們或在yq中上學，或在yq後畢業，是被yq“耽誤”的一批人。

一些企業說，“yq班”的學生能力差，整體素質堪憂，所以拒絕錄用，把“疫情班”當成了一票否決的標準之一。

有網友對此反駁，認為在yq管控期間上學的學生，能靜下心來讀書學習，素質反而更高，而在校園外為生存焦慮的人，才無法靜下心來提升自己。

然而，企業等用人單位卻並不買賬，他們認為“yq班”學生素質低，是因為他們久居校園，幾乎沒有社會實習經曆、閱曆和與人交際的能力。

以上爭議的核心點在於：“yq班”是否應該成為能力的代表？

與之類似的爭議一直存在，比如體製內公開招考，公務員、事業單位考試中很多崗位要求很明確：本科錄取為第一批次；不含專升本；年齡35歲以下等。

這些標準與其說代表了考生的能力，是按照崗位所需設置的標準，還不如說是人為設置的門檻**，是社會偏見和約定俗成的文化傳統的集合。**

這些門檻有時候也反向操作一下，比如最近很火的國考報名，很多人發現崗位大多是要求學曆為本科，而不是“本科及以上”，意味著很多崗位研究生無法報名。

這就有人評價了：本來很多工作就不需要研究生去做。

的確是這樣。

布迪厄曾說，學曆的本質是一種社會、文化資本，柯林斯則說，文憑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因素，與個人能力、職業成功關係也不大，但卻是一種職位通貨，有些工作，必須擁有這個學曆才能幹。

但“yq班”這個詞，體現出的卻不是門檻和通貨是否合理的問題。

社會的爭議，大多數來自於這個用詞所體現出的歧視與偏見。它將工作機會直接從一個群體排除，就像當年的乙肝歧視一樣。

很可惜的是，“yq班”這個詞，是口頭的傳播而非白紙黑字，是一種集體的思想和思維方式。

意味著，尋找相關的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用人單位招用人員、職業中介機構從事職業中介活動，應當向勞動者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和公平的就業條件，不得實施就業歧視），也很難取證證明說，企業行為是就業歧視。

回到日常生活中，我也經常觀察、遇到到這些歧視的現象，學曆歧視、身份歧視、職業歧視……

有的歧視實施主體甚至是年輕人，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是歧視，也就不存在擁有歧視的羞愧。

這背後的根源，在於文化。

那些根源於文化傳統中優秀的東西沒人信，而糟粕卻一直深入人心。原因是，我們還沒能建立起一種文化的共識：到底什麽是優秀的文化？什麽是糟粕的文化？

當西方社會開始反思“優績主義”的時候，我們還在追求優績，並因優績而高人一等，進而建構起相應的社會製度和權力。

當西方社會開始討論福利社會所帶來的負麵效益如養懶人、降低社會活力等，我們還在宣揚、討論個人通過努力追求社會福利、實現階層躍升的勵誌故事。

這些文化的差距，一部分來自於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另一部分卻來源於製度設計，而製度設計的來源，就是文化。

這時有人會說，這不是文化的問題，也非製度的問題，這是曆史發展階段的問題。況且，何謂進步？何謂落後？何謂優秀？何謂糟粕？

這樣的爭論很有意義，因為這樣的爭論建立在事實之上，建立在每個人擁有表達權之上。

有一點我不會擔心，即那些植根於文化傳統，植根於曆史與現實，植根於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所進行的文化重塑，總有人會去做，朝著推動問題在社會意義上達成共識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