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正麵競爭 美方希望管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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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10月24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一份與人工智能相關的國家安全備忘錄,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隨後在講話中強調,美國應在人工智能領域和中國保持對話,以管控中國濫用人工智能引發的多種風險。這再次引發外界對中美兩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競爭的關注。中國在這一輪的技術競爭中到底能否趕上美國?

美國這份新出台的人工智能備忘錄強調,為確保美國在人工智能(AI)領域保持領先,美國應采取多種措施,包括保障芯片供應鏈的安全性和多樣性,防止敵對國家通過經濟和技術間諜竊取美方技術等。

沙利文在隨後的講話中,專門提及中國正在運用人工智能技術壓製其民眾、傳播虛假信息並破壞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的安全。同時,他也強調,美國的人工智能公司正在與華為這樣的中國公司進行正麵競爭,美國需要保障這種競爭是公平的。在中美關係持續走低的背景下,沙利文的這些說法也提醒了外界,中美兩國正在人工智能領域展開激烈競爭,並影響到中美關係的未來發展。

興旺的產業

就在美國白宮的這份備忘錄發表前兩天(10月22日), 深圳人工智能行業協會發表了一份題為《解析中國人工智能發展現狀》的白皮書,其中強調:中國人工智能在國際上地位持續提升,但與美國差距依舊明顯。報告還指出,在核心競爭力方麵,中國豐富的數據資源、拓寬的教育體係及雄厚的研究實力為未來人工智能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白皮書中列舉了重要的數據,其中提到:2023年,中國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為1751億元,同比增長11.9%。與此同時,中國人工智能創業在經曆了2010年代的快速增長後,2018年進入了調整期,但在2022年和2023年又趨於穩定。

對於中國人工智能產業這種興旺的態勢,美國研究者也一直非常關注。美國喬治城大學安全和新興技術中心(CSET)的領銜研究員紮卡裏·阿諾德(Zachary Arnold)告訴本台,中國高效的人工智能產業不僅體現在“蝙蝠”(“BAT”,即,百度(Baidu)、阿裏巴巴(Alibaba)、騰訊(Tencent)三家公司的簡稱),也體現在一些規模較小的公司身上,“這些公司同樣表現卓越,包括那些集中發展手機應用軟件的公司,包括快手、平安(保險公司),也包括一些類似於中國版OpenAI的人工智能新創業公司,他們可能未必多麽巨大,但同樣有很多產出。”

阿諾德解釋說,他所主導的研究用來衡量這些人工智能公司活力的標準包括三個方麵,研究發表、專利以及用工人數等。他舉例說,中國大學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上正在成為世界的領導者之一,“中國大學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產出非常高效,包括一些被經常引用的研究,比如在計算機視覺方麵。”

中國的IT從業者“世界”則對記者表示,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的優勢主要在於中國的AI會更容易落地應用,“中國近來越來越看重技術應用,而對基礎領域的投資相對來說遠遠不夠。這會促使中國的AI項目更能夠以較低的基礎領域投資快速取得回報。”為安全起見,“世界”以化名接受采訪。他說,中國公司習慣於從西方拿來原創技術,專注於應用開發,這有些類似於華為直接對安卓係統采取“拿來主義”,而不是自己研發出一套新的係統。

對美國的依賴性?

中國人工智能對西方技術的依賴,從這個產業在中國冒頭開始,就一直是這個領域不斷被討論的話題。

今年2月,美國《紐約時報》在報道中指出,就連中國自己也承認,目前中國建設的人工智能幾乎完全依賴於美國的底層係統。這導致中國目前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落後美國至少一年。

“世界”評論說,中國人工智能研究不僅依賴於美國公司開發的技術框架(如TensorFlow這類的開源技術),從神經網絡本身的理論基礎,到項目進入實際研發階段所需要的NVIDIA芯片、NVIDIA公司提供的cuDNN計算庫等等,這些都是中國AI研發繞不開的坎。

但阿諾德認為,包括人工智能在內,中國的高新技術也有越來越多自身的成果,“目前中國做的很多東西並不是依賴於外來的技術,不管是芯片製造技術,以及人工智能技術,越來越多高端產品是由那些去過美國或歐洲、又回到中國的研究者做出來的。”

阿諾德說,總體上,在人工智能領域,美國仍然是跑在前麵的,“美國公司產生更多基礎性的成果,推動了人工智能領域更多的進步,過去幾年也產生了非常健全的生態係統。”他分析說,在技術開放方麵,像OpenAI這樣的美國公司越來越謹慎,但像Meta(臉書母公司)這樣的公司正在開放非常強大的人工智能模型,這種技術流轉還在繼續,這並不必然給中國公司造成太大的劣勢,“說起來這也是一種能力,就是像他們現在做的那樣,緊密跟蹤全球人工智能生態係統的發展,快速追趕新的進步,並在產品中複製這些技術,也就是巧妙利用這個生態係統。”

但“世界”認為,中國人工智能發展遇到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閉門造車”,他指的是中國網絡隔絕於世界之外,“中國AI的落後關鍵也許是與無法與他國之間建立良好的合作、無法與AI領先公司合作的現狀有關。如果中國繼續閉門造車式的‘關起門搞AI’,可以預期這種差距確實是會越拉越大的。”

他指出,與之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中文這種語言在世界範圍內使用得不多,對人工智能模型的訓練不太有利,“以中文為母語的總人數占了地球總人口的12%(2019年數據),然而,能夠進入到GPT-3的公開可用訓練材料的僅僅占了0.1%。這很難說與中國網絡封閉的現狀沒有關係。甚至連中國公司自己都無法取得足夠多的高質量語料。......各個公司都隻願意拿自家平台數據給自己的AI做訓練,這會極大地影響中文AI的表現。”他說,比起英文互聯網上“聯邦”式的信息分布情況,中文互聯網更像是一座座‘孤島’。

國家之手 華為再現?

中國人工智能發展另一個引發外界關注的話題是國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沙利文上周在講話中提到,“中國每年在科技領域增加的預算達10%,這樣的差距可能導致美國在AI研發方麵嚴重落後。”這種說法強調了政府之手對中國人工智能產業的推動。

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所今年5月的一項研究指出,中國人工智能政策戰略之一就是從2017年開始設立這一領域的國家隊,“政府選定領先的人工智能公司在特定領域內構建生態係統並製定標準。2023年7月,百度、華為、奇虎360、中國移動、科大訊飛和阿裏巴巴被選中,在上海人工智能實驗室的領導下推動大模型的國家標準發展。

阿諾德分析說,毫無疑問,中國政府對人工智能產業的介入幫助提升了這一領域公司在國內國際的競爭力,“很多中國人工智能公司很重要的一項收入來源就是政府采購,地方或省級政府購買人工智能產品,包括公共安全或監控方麵的智能應用軟件。還有就是資金方麵,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政府補貼等。”

阿諾德說,中國政府對人工智能的大量投入的確在華盛頓引起了不少擔憂,美國政策製定者尤其擔心這種情況可能會導致類似於華為那樣的實例再次發生。但在2019年,阿諾德參與的喬治城大學安全和新興技術中心(CSET)的一項研究中發現,中國政府向人工智能領域的投資可能遠低於外界的估計:該中心根據多項數據估計,2018年中國政府在人工智能相關研發上的支出約為幾十億美元(最多100億美元),而不太可能是外界估計的數百億美元。但這項研究也強調,報告中提及的總體數據是中國不太完整的公開數據得出的結果,並且分析中也涉及到許多假設,所以這隻是初步數據。

另外,報告也提及,中國政府每年通過政府引導基金在私營企業人工智能活動上的投資(最多)可達數十億美元,這些投資帶到了大量的私人投資。所以,阿諾德認為,從數據看,中國人工智能領域的投資大量是由私人推動的。

長期在信息技術產業一線工作的技術人員“初碼”告訴記者,“我在一線看到的情況是:即使算上國產信創(指“信息技術應用創新”相關產業)這種硬指標,純政策性投資也越來越少。”他指出,充分的市場化和競爭在人工智能產業發展推動中起到了主導作用,而這種市場化的行為是完全自發的、下意識的。舉例來說,對於算力券補貼的發放,政府的實操不死板不僵化,大部分會引導建設屬地的算力產業公司、大數據公司,融合更多優質資源來發展算力業務。“初碼”以化名接受采訪。

“初碼”分析說,大的產業資本、私募基金、上市公司等,目前也熱衷於參與算力投資,但即使是國資驅動的屬地資本,逐利下的風控也一定是排在首位的。賺吆喝搞投機的行為,在算力大躍進初期會經常發生,但進入穩定期後,整個產投節奏也趨於冷靜和穩定了。

墨卡托的報告強調,盡管美國政府對中國的人工智能行業日益謹慎,但是美國企業和歐洲國家對這個行業創造出來的成果更感興趣,因此對限製跨境交流和研究反而不感興趣,這意味著中國人工智能行業 “接下來還能在脫鉤的壓力下,持續維持它獨有的全球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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