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誰贏得大選,美國庇護製度都將“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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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ZMINE ULLOA, HAMED ALEAZIZ

2024年10月29日



幾十年來,提供政治庇護一直是美國講述的國家故事的一部分。這種美國精神認為,作為一個西方民主政體,一個移民的國家,美國有義務成為那些因迫害而逃離祖國的人的避風港。

然而,從對二十多位移民律師、學者和前聯邦官員的采訪來看,無論誰在11月成為白宮的主人,2024年總統大選都有可能標誌著美國人所熟知的這一庇護製度的終結。許多批評者、支持者、甚至普通美國人說,這個製度已經壞了——因為它已經轉變成為某種與它的創始初衷無關的東西。

特朗普前總統和賀錦麗副總統在移民政策上的看法天差地別,然而兩位候選人都表示會對庇護授予製度進行全麵限製,表明這個多年來讓美國在難民援助領域領導全球的長期承諾麵臨變革。

這種轉變的起因是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對進入美國的移民產生擔憂,而長期以來美國作為保護暴力或政治壓迫受害者的希望燈塔形象將因此受到影響。僅去年一年,就有至少16.9萬人在美國南部邊境申請庇護,許多人發現自己越來越多地深陷於絕望、危險的境地,比如營地或擁擠的船隻,而其他西方民主國家也在收緊其邊境控製,專製政府的勢力得到擴張。

特朗普在任總統期間大幅削減了接納難民和庇護申請者的數量,並承諾如果再度當選,他會采取更嚴厲的行動,以抑製合法與非法的移民。

賀錦麗表示會繼續拜登總統今年發布的行政舉措,限製南部邊境申請庇護的條件。這些舉措進一步明確了民主黨人對延續多年的庇護傳統的否定,哪怕隻是不久前,這樣的轉變對這個黨都是不可想象的。

“無論誰贏得白宮,根本共識是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裏,限製庇護授予的必要性將一直存在,”拉美裔民權組織“Unidos美國”的移民高級顧問克裏斯·拉蒙說,該組織的政治部門已經為賀錦麗的競選背書。“這將是默認的政策立場。”

根據一個由條約和美國法律組成的製度,任何越過美國南部邊境的移民都有尋求迫害保護的合法權利,這個製度源起於美國和歐洲在納粹大屠殺期間未能向許多猶太人提供庇護。

美國的庇護和難民政策在冷戰期間經曆了許多演變,當時美國向逃離共產主義的人提供了優待。根據為這一程序提供了成文法基礎的1980年《難民法》,法官隻能向那些因宗教、種族、民族、政治觀點或“某特定社會群體”成員身份而受到迫害的人授予庇護。上世紀80、90年代墨西哥和中美毒品戰爭升級——一定程度上是受美國毒品需求的推動,且參與其中的黑幫成員中有一些是被美國驅逐出境——庇護申請資格在移民律師的努力下得到放寬,將更多人包括了進去,比如家庭暴力和幫派犯罪的受害者。

一些觀察人士認為,美國庇護製度的終結始於特朗普政府,這一屆政府動用了幾乎一切手段企圖取締它。特朗普和他的盟友增加了庇護申請者的舉證責任。他們頒布新規,要求移民法官增加申請獲批的難度。他們使用備忘錄和法律機製來升高申請的門檻。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之際,他們援引少有人知的公共衛生規定,基本上拒絕了南部邊境的所有庇護申請。

然而也有人說,這個製度早就應該做出反思了。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教授本村宏(音)說,庇護製度幾十年來一直承受著壓力,而白宮和國會的應對一直都是限製準入,要麽就是對庇護心存疑慮,往往會因此削減其經費。

“資源不足導致積壓,積壓導致人們覺得這個製度行不通,於是這就成了一種自證,”本村說,他認為庇護製度“急需改革”。

過去幾十年裏,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都承諾要徹底改革移民法律——但都沒能做到,與此同時庇護成了許多移民進入美國的主要途徑。

在經費匱乏、人滿為患的法庭,庇護申請堆積如山。審核申請的程序“基本上已經崩潰”,據喬治敦大學法學中心教授菲利普·G·施拉格的調查,聽證的平均等待期為四年。批評人士說,如此長的等待期促使人們紛紛在越境後自首,因為申請者在等待期間是有權在美國工作的,盡管據自由意誌主義智庫卡托研究所的統計,2024年庇護申請隻有3%獲批。

關於該製度的爭論在2011年奧巴馬任內變得愈發激烈,當時許多兒童為躲避危地馬拉、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的貧困和黑幫暴力,在沒有父母的情況下獨自越過邊境,這個趨勢在2014年達到頂峰,有超過68500名未成年人被逮捕。在特朗普任內,這個數字再次攀升,在2019年前11個月,有72873名獨自越境的兒童被捕,構成了又一場人道危機。

抵達南部邊境的移民數量在拜登政府初期創下了記錄,人手不足的主管部門麵臨愈發巨大的工作負荷,導致延誤進一步增加。許多人認為這樣的景象證明這一程序存在缺陷。

“上任初期非正常移民達到如此高度,無疑會給人留下一個印象,而這印象絕對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現實的,那就是這件事不是井然有序地在進行,”曾在拜登政府國土安全部任首席律師的湯姆·雅韋茲說。

鑒於國會僵局和美國人對移民態度的廣泛變化,這種限製性的庇護方式很可能在未來幾年持續下去。大多數人希望政府集中精力減少進入美國的人數。一個人數不多但不斷增長的少數群體(主要是共和黨人和獨立人士,也有一些民主黨人)越來越擔心移民對犯罪、稅收和國家認同的集體影響。

“邊境庇護在政治上已經變得如此有害,很難想象會有任何措施取消目前的限製,甚至擴大入境口岸的準入,”曾在拜登政府的國務院任職的史蒂芬妮·洛特說,她現在是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墨西哥安全倡議的主任。

一些人權和移民律師以及活動人士表示,他們擔心,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庇護將徹底終結。他們認為,在賀錦麗的領導下會有更多磋商的餘地,對人道主義義務的承諾會更大,其他形式的合法入境也會擴大,包括臨時保護身份。特朗普的競選夥伴JD·萬斯最近表示,共和黨候選人將徹底終止這些臨時保護計劃。

移民律師和庇護學者說,由於氣候變化和專製國家侵犯人權等幾個趨勢,全球移民人數增加,單靠強硬措施不足以阻止尋求庇護者的到來。他們呼籲繼續向移民的祖國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以促進經濟發展和安全,從源頭上防止人們選擇離開。

但總的來說,美國政策的範圍可能會很窄。拜登政府官員駁斥了對他們的批評,並指出,行政措施對南部邊境非法越境人數的顯著下降做出了貢獻。移民現在必須通過一個在線政府應用“CBP One”入境,該應用每天提供1450個名額,允許他們設定一個時間,前往入境口岸以進入美國,或者通過有限的項目入境,在有經濟擔保人的情況下可以乘飛機入境。在邊境被捕的移民也不再被問及他們是否害怕返回自己的祖國,移民活動人士表示,這一變化導致可能有合理庇護申請主張的人被驅逐出境。

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白宮國內政策委員會負責人、以及該委員會負責移民事務的關鍵人物塞西莉亞·穆尼奧斯表示,在人口販運團夥利用庇護程序為自己謀利之際,這項政策變化至關重要。

“我們的庇護製度實際上是為與我們所處的時代不同的時代而建立的,”她說。“它所依據的原則非常有必要保留,但它的機製已經過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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