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女人，決定獨自前往阿富汗

“我去拿一杯水。”班卓忽然消失在鏡頭中。

幾分鍾以後，她端著杯子回來了。“其實我剛剛講不下去了。”她的聲音中有一絲哽咽，“因為想起來就會很難過。我們先聊別的好不好？不然我會困在這兒掉眼淚。”

於是，我們暫且繞開這個話題，暫且繞開了這個令她落淚的國家，阿富汗。

新聞中，“阿富汗”三個字似乎總是與“戰爭”聯係在一起。1979年，蘇聯入侵，2001年美國入侵，過去四十五年，這片貧瘠的荒漠始終是大國間的博弈場。直至2021年，美軍撤離，塔利班重新掌權，一種被伊斯蘭宗教教義和部落文化深刻塑造的意識形態又籠罩於這片土地之上。

2021年，美軍撤離後塔利班重新掌權

2003年，班卓獨自一人去往阿富汗旅行。盡管戰火依然零星爆發於阿富汗南部，當地文化對獨行女性懷以種種抗拒，班卓對阿富汗的印象並非“驚險”或“荒蠻”，而是“心痛”。

這種心痛的感受令人久久難以忘懷，後來，她將旅程中的見聞寫成《陌生的阿富汗：一個女人的獨行漫記》一書，並於今年再版發行。

《陌生的阿富汗：一個女人的獨行漫記》實拍 / 受訪者供圖

隻是以文字去記錄，依然無法消解盤旋於她心中的困惑。從阿富汗回來以後，班卓選擇去攻讀人類學博士學位，走上學術道路。如今，她是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的副教授，專注於文學人類學、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的研究。

旅行和閱讀是班卓理解這個世界的兩種途徑，旅行給予她直觀、真實的感受，而閱讀和學術訓練則賦予她理性、寬闊的思考。

感受與思考在二十年間彼此交織、沉澱，構成了班卓對阿富汗的深刻理解，透過她的講述，我們或許可以窺見一個更複雜真實的阿富汗。

丟來的石子

去阿富汗，是一次興致之下的決定。

2003年初夏，懷著一種“去哪兒都可以”的心情，班卓穿過帕米爾高原，進入巴基斯坦，開啟了自己的中亞之旅。在伊斯蘭堡，她去伊朗大使館申請簽證，在冗長的等候隊列中，偶遇了兩名阿富汗人。

等候時間太過漫長，他們的對話自然地開啟了。班卓與他們打聽阿富汗局勢，其中較年長的一位忽然激動起來，揮著手臂說，阿富汗很安全，“我們剛剛從那兒過來”。

他熱忱地向班卓講述阿富汗的山嶽、沙漠、城邦，三個小時以後，班卓從長椅上跳起來：“真高興碰見你們。我不去伊朗了，我要到你們的家鄉去。”

在此之前，班卓對阿富汗的印象完全來自於電視新聞：塔利班政權、基地組織和911恐怖襲擊。她隻知道，2001年美軍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塔利班炸毀了世界文化遺產巴米揚大佛，諸如此類，混雜著仇恨與暴力。

2001年，塔利班炸毀了世界文化遺產巴米揚大佛，此圖為炸毀前的佛像

當時，阿富汗境內的大範圍戰爭已經結束，但絕非“十分安全”，班卓心中清楚，但一種直覺驅使她去親眼看看。她想，既然邊境已經開放，“別人可以去，我當然也可以”。

“你不害怕嗎？”20年後，在南風窗的視頻采訪中，記者好奇地問。

在鏡頭麵前，班卓說：“真的沒有害怕的感覺。一個人即使正常生活也會遭遇災難，出門會被車撞，坐飛機會掉下來，感染新冠會病死。我隻是出門旅行，旅行並不會讓我麵臨更大的危險。”

長久的旅行經曆，早已讓她學會把一個國家的政權、媒介形象和在當地生活的人們區分看待。“我去旅行，是進入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是介入紛繁詭譎的政治和軍事鬥爭。我一直相信，各個國家的政治形態不同，但普遍的人性是一樣的。”

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同屬伊斯蘭國家，她的中亞之旅始終浸染在伊斯蘭文化的氛圍中，旅途上遇見的伊斯蘭人民是如此友好，她不覺得“會突然掉進一個無法接受的環境中去”。

不過，她在巴基斯坦時覺得，不少人對外來者有戒備心。

清晨的喀布爾大街 / 班卓 攝

這種感受在阿富汗尤為明顯。當班卓抵達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省，整條街的男人紛紛向她這個穿著奇怪服裝的異國女人投來警惕的目光；幾個阿富汗小孩嬉笑著跑來她近旁打量，撿起石子丟向她。

在她看來，孩子們的無意識行為，承接的是成年人的緊張與警惕，而這種社會性警惕的背後，是一種深邃的悲涼。

隻是，令她未曾預料，在這麽一個飽受傾軋、被傷害至深的國度，她卻最終收獲了來自普通人的真摯善意。她與阿富汗人民小心翼翼地彼此碰觸，向彼此敞開了心門。

女人的布卡

阿富汗女人穿著的布卡由兩部分組成，頭套和圍罩。頭套的眼睛處縫有一片網格，女人們便通過這片網格來視物、呼吸，頭套往下則是一個燈籠似的圍罩，它包裹住女人的身體，隻露出鞋麵。

一套合適的布卡，一般是母親領著女兒去找裁縫量身定製的。在阿富汗各地，布卡也如時裝一般在尺寸和顏色上各有差異。

在阿富汗，布卡的存在與其特定地理環境有一定關聯。因幹旱少雨，阿富汗的街道上灰塵飛揚，一層布卡套在外麵，可以幫助保持貼身衣物的潔淨。

它同時具有其文化意圖：布卡可以有效阻擋男性的目光，阻擋他們的偷窺、凝視和評判。伊斯蘭文化中，布卡對人的“限製”不僅針對女性，它同樣涉及男性行為。

前往坎大哈的中巴車上，婦女大多穿著布卡 / 班卓 攝

“沒有布卡，女人不能上街。”一名在聯合國下屬機構工作、會說英語的阿富汗人對班卓說。此時是2003年，塔利班政權已撤離兩年，女性必須穿著布卡的禁令已經取締，但是在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省，布卡依然是已經成家的女子上街時人人穿戴的服飾，似乎已經變成根植於國家文化中的行為規範。

班卓被要求穿上布卡，但因為尺寸不合適，頭套上的網格始終懸在班卓的額頭附近，她困在其中，難以視物和呼吸。

夏季的阿富汗，熱浪滾滾。行走一段時間後，班卓汗出如漿，昏迷過去。

醒來時，她被一名阿富汗女人抱在懷裏，女人正在用杯子給她喂西瓜汁。一旁，賣瓜老人頻頻向她投來關切的目光，見她醒來，老人讓女人又拿來一片西瓜，讓她小口吃了下去。

這次中暑以後，班卓決定不再穿著布卡。它給班卓帶去的不適感，主要是其使用體驗上的，然而當其他文化語境的人們討論起布卡，更傾向於把它的“不適”與“衣著自由”聯係在一起。

布卡給班卓帶去的不適感，主要是其使用體驗上的

我們聊起阿富汗女性的境遇，這是全世界共同關心的話題。旅行途中，班卓頻頻被旅館拒之門外、被行人騷擾撞擊，她幾次被惹惱、甚至不得不向對方怒吼起來——所有麻煩的根源，僅僅因為她是個獨行女性。

在阿富汗，女性必須在男性陪同下出門。一次，班卓想出門逛逛，留宿她的女主人納莉亞聽聞，大驚失色：“沒有沙赫伯（女主人的兒子）陪著，你怎麽可以上街！”

納莉亞示意女兒把班卓的鞋子藏起來，以防她獨自出去。她的兒子沙赫伯盡管隻有十五歲，他卻擁有家中其他成年女子都沒有的行動自由。班卓隻好留在家中，等男孩放學。

終於，沙赫伯回家了。班卓和他一起前往集市。

位於阿富汗喀布爾的老市場

就當他們穿梭於集市之中時，一名推著自行車賣冰棍的男子在不遠處窺視並尾隨班卓。他突然靠近，用不懷好意的目光透過布卡去辨認班卓的臉，並伸手去扯她的外罩，嘴中嘟嘟囔囔。這個男子大概“辨認”出了罩袍下是一個外國女人。

直到班卓踉蹌跑開，抵達沙赫伯身旁，男人才悻悻站定，不再繼續施行騷擾。而這就是阿富汗女性所必須遵循的生存規則，必須走在某個男人身旁，處於他“不可侵犯的尊嚴範圍之內”，才不會在街道上被別的男人輕易冒犯。

對他者的投射

走在路上，班卓有時候會覺得一陣恍惚。

她時常會想，為什麽是他們而不是我在這裏生活？他們如何成為了他們，我又如何成為了我？

在印度的火車上，她曾看見一個膚色烏黑的小孩兒像泥鰍一樣趴在地板上清掃垃圾，坐在自己掃出的垃圾堆上，伸出烏黑的小手向人要錢。在柬埔寨的空調中巴上，她看見幾個小孩在路邊的泥潭中遊泳。巴士駛近，他們從泥水中鑽出腦袋，在遺留著彈坑的簡陋道路旁，呆呆望著這些載滿異國遊客的車輛疾速駛過。

而在阿富汗的時候，一個名叫德娃的十三歲阿富汗女孩曾坐在班卓身旁，手中捧著書，愣愣地大睜著眼睛“看”書。德娃沒上過學，並不識字，阿富汗女性大都是文盲，塔利班掌權、禁止女孩上學之前，識字婦女在女性總人口中也不到五分之一。因為貧窮、供不起所有孩子上學，德娃還是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

德娃有時候會把書拿反，班卓不忍心去糾正她。望著她捧起書本的樣子，班卓心中屢屢泛起酸苦。

而這些令人心痛的場景，一度讓班卓因自己的遊客身份而感覺羞慚。在書中，她曾叩問自己究竟可以為這些人們做些什麽，最終卻發現什麽也做不了。這種心痛似乎變成某種“廉價的同情”，令她自我厭惡。

生活在山崖洞窟裏的貧民女孩兒 / 班卓 攝

我問班卓，她後來是如何麵對這種羞慚的？這種羞慚無處不在，隻要一個人還在關心遠方的哭聲，就必然永遠與之為伴。

班卓說，她現在對此的理解是，這種幸運者對不幸者的愧怍“本質上依然是自我想法對他者的投射，並不是對方真正的感受”——這是人類學研究後來給予她的嶄新視野。

“貧窮”隻是一種概念，某種程度上，它們就如“現代化”這個術語一樣，以一種經濟和社會標準作為預設前提，把全球民族劃分為發達的和欠發達的、傳統的和現代的兩大部分，並不假思索地認為，凡是低於這個標準的社會就是停滯的、失敗的社會。

阿富汗就是一個在此價值體係中遠遠落後的國家。一直以來，阿富汗並未形成現代意義上完整而統一的國家政權體係，其政權體係基本上由互相衝突的黨派、軍閥、民族、部落等混雜構成。過去幾十年，西方國家一直試圖主導阿富汗政治製度構建的進度，將西方政治製度移植到阿富汗，這其中隱含的邏輯起點便是：隻有西方式的國家才是現代的、“正確的”，而部落社會則是“落後”“愚昧”“非正常的”。

阿富汗的街頭一景

與個人的羞慚相似，這是一種現代價值觀對他者的自我投射。

於是，當一個傳統部落社會被突然卷入民族國家的政治格局和風雲詭譎的大國博弈之中，並始終“處於這個格局中的最底層，被反複擠壓”，它對世俗化、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激烈反抗便繼而產生了。

閃光

一些人將阿富汗稱作“製度的墳場”。這個國家已經嚐試過人類概念中所有可能的政治體製，君主立憲、威權共和、神權政治、西方民主，甚至是無政府主義，至今卻還沒有一種可以讓這個國家實現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還有一些人稱阿富汗“帝國的墳場”，過去百年，英國、蘇聯和美國在這片荒原先後開展的軍事行動紛紛折戟沉沙、铩羽而歸。

阿富汗深陷於傳統與現代的罅隙之中，不知去往。對於阿富汗來說，這個探索與轉型的強烈陣痛期遠遠還未度過。

巴米揚殘窟 / 班卓 攝

曾經令班卓略感吃驚的是，旅途中遇見的一些阿富汗人對她說：“塔利班並不壞。”比起被反複侵略，在幾十年的戰亂之後，一些阿富汗人寧願接受塔利班的嚴苛法規，以換來相對的穩定與和平。

2021年，這個政權重新在阿富汗站穩腳跟，在班卓看來，它的確“與當地人民的需求有一定契合度”。這其中就包含著伊斯蘭世界對現代化和西方影響的抵製願望。“像被逼到絕境一樣”，她比喻，“一個人被欺負得狠了，就會把菜刀拿出來。”

如今，與其說追求“世界大同”，班卓更願意去理解前現代國家在轉型過程中的痛苦，尊重他們基於本土文化之上的差異化探索。而在尋得傳統與現代的平衡之前，阿富汗女性的處境，乃至於每個阿富汗人的具體命運都會與這個國家緊密勾連在一起，風雨飄搖。

對於班卓來說，比起這些人類所構建起的觀念大廈，更重要的是去接觸真正的生命。

阿富汗男孩們坐在馬紮裏沙裏夫清真寺前

她並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名旅行作家。她並非為了寫作而踏上旅程的，是旅程中的見聞驅使她寫下這些文字。

她偏愛去前現代國家旅行，盡管人們往往把它們描述成貧窮、混亂的土地。很長一段時間中，班卓不願意向朋友和同事提起自己的阿富汗之旅，因為人們的反應總是出奇一致：“你怎麽會去那種鬼地方？”

在班卓眼中，消費主義早已讓處於現代化進程上的國家變得大同小異。比如土耳其，早就變得世俗化、市場化，“人與人的交往基本就是買賣關係”。隻有那些前現代國家還會經常給她帶去強烈的文化反差感。

她在旅行中看見，前現代國家人們的真實生活與新聞媒介對它們的描述相去甚遠。

在阿富汗，盡管硝煙依然彌漫，炮火聲從未止歇，但班卓所看見的阿富汗人，一旦能暫時離開戰爭，他們就會開始過上正常、普通的生活。伊朗同樣如此，這個二十一世紀以來與美國、以色列頻頻發生衝突的中東國家，在新聞敘事和人們印象中“戰火遍地、民不聊生”。事實卻並非如此，當地一戶人家邀請班卓去家中留宿，她看見他們是如此平凡且堅韌地生活著，就和世界上這麽多人一樣。

在沙赫伯家吃的第一頓晚餐 / 班卓 攝

而這些普遍人性中的閃光，就是班卓幾乎走遍了全世界依然心向往之的東西，是吸引著她一次次踏上旅途的原因。

人性中的刹那閃光是如此珍貴，即使在十字軍東征、焚書坑儒這種充斥著理念對立、價值交鋒的曆史事件中，它依然清晰可辨，班卓說。

就像在阿富汗街頭遞給她一片西瓜的老人，抱她在懷中喂水的婦人，送給她八隻塑料鐲子的懵懂女孩，這些人與人之間的善意雖然渺小，卻熠熠生輝。

這些年，班卓已經很少“旅行”了。交通和住宿條件的便利極大程度上抹去了旅行中觸發奇遇的契機，旅行者們無需在當地人家中借宿，或者為一輛去往遠方的汽車無所事事地等上三天。

阿富汗班達米爾國家公園

班卓慶幸自己在這些變化發生以前曾抵達過阿富汗，曾由此參與過一些阿富汗人的生命。

這些吉光片羽，最終也成為了她生命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