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裏斯在各自的競選活動中。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11月5日)還有一個星期左右的時間。兩位總統候選人在全美多地密集舉行集會，為最後的大選投票日衝刺。兩人就國內經濟和稅收政策、移民問題、墮胎、能源和氣候，以及美國是否要支持烏克蘭、以色列等議題發表講話。中國議題時有出現，但次數寥寥。美中關係持續緊張之際，被一些任認為威脅著美國生存的中國為何並未發酵成為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熱點？新總統入主白宮後，他/她的對華政策又將如何？
10月27日，共和黨候選人、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紐約的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了集會，而民主黨候選人、現任副總統卡馬拉·哈裏斯(Kamala Harris)則前往關鍵搖擺州賓夕法尼亞州最大城市費城爭取更多選票。
哈裏斯在演講中並未提到中國。特朗普則兩次簡短地談到對華政策。他說，如果美中兩國交戰，美國會“打敗他們”。他還將通過《特朗普互惠貿易法案》(Trump Reciprocal Trade Act)，如果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向美國征收100% 或 200%的關稅，美國將對其征收同樣的關稅。
“我永遠不會為保衛美國而道歉。我會保護我們的工人。我會保護我們的工作。我會保護我們的邊境。我會保護我們偉大的家庭。我會保護我們的孩子與生俱來的權利，讓他們生活在地球上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特朗普說。
兩黨候選人沒能真正討論中國問題？
特朗普提到中國比較多的一次可能是今年7月在威斯康星州舉行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那次的演講中，特朗普說，中國搶走美國汽車製造業的工作機會，並對台灣的威脅。他還說，他在任時與中國簽署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以及根據協議中國購買500億美元農產品的承諾被“中國病毒”打亂，以及他曾向中國警告購買伊朗石油將麵臨100%或以上的關稅懲罰等等。
哈裏斯在8月份芝加哥舉辦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僅提及中國1次，“我將確保我們在太空和人工智能領域引領世界走向未來。確保美國而非中國贏得 21 世紀的競爭，確保我們加強而非放棄全球領導地位。”
在七月和九月份舉行的兩場總統辯論中，除了幾句簡短的評論之外，兩位候選人都未過多涉及中國。
特朗普在9月10日的總統選舉辯論中宣稱，他提議的進口關稅將懲罰“多年來一直在占我們便宜的中國和其他國家”。哈裏斯則批評中國對新冠疫情的應對方式，稱習近平主席“對於新冠病毒的起源缺乏透明度負有責任。”。
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9月27日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寫道，盡管美國國防戰略委員會和白宮的國家安全戰略已將中國風險提升到幾乎是生存威脅的高度，主持人及其提問卻並沒有深入探討可能是21世紀美國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問題。
“美國選民是否已經被兩極化的社交媒體和24小時新聞循環壓垮了，不再有興趣討論實質性政策問題？”羅奇問到。
羅奇對於美國大選關於對華政策缺乏全麵而充分的辯論感到擔憂：“我最擔心的是，不感興趣的選民不願探討這些及其他關於中國問題的方麵，更不用說考慮避免衝突的替代方案了……如果美國總統候選人不被推動去討論國家最棘手的問題，找到建設性解決方案將變得極其困難。”
美國民調機構YouGov10月25日發布的調查，隻有少數選民把美國外交政策列為前三大重要問題。在受訪者心目中，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僅排名第七，但在特朗普支持者心中排名第四。其中，巴以衝突位居選民最有可能關心的外交政策問題榜首，而非美中關係。
YouGov的民調顯示，美國選民在本次選舉中主要關心的是經濟、醫療保健、移民、犯罪、環境和能源、社會議題和教育話題。
國際危機組織高級研究員阿裏·韋恩(Ali Wyne)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選民通常更關注國內問題，例如經濟狀況和醫療保健成本。
隨著俄烏戰爭交戰國擴大，以及以色列和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持續交火，美國在這兩場戰爭中投入了大量軍事和外交資源，甚至越卷越深。韋恩表示，在外交政策方麵，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激烈戰爭，以及中東爆發地區戰爭的可能性，自然比美中競爭更受選民關注。
“盡管美中競爭是多方麵的且日益激烈，但尚未爆發衝突。 ”他說。
美國卡特中心中國項目主任劉亞偉告訴美國之音，今年美國大選中國不是主要議題的第二個原因是，在應對中國方麵，兩黨沒有政策上的根本差異。
“有趣的是，哈裏斯居然在唯一的一次辯論中指責特朗普對中國心慈手軟。對華強硬從特朗普開始，拜登政府延續了這一政策，並使得其更狠、更穩和更準。”他說。
劉亞偉表示，他並不擔心中國威脅沒有成為總統競選的議題。“新的總統會根據美國所處的國際態勢和自己的取舍對對華政策做一些微調。當然，俄烏戰爭的擴大和中東戰事的持續會影響美國在印太地區對中國的‘圍追堵截’。”
不過，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喬治敦大學“美國-中國全球問題對話倡議”高級研究員韋德寧(Dennis Wilder)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選舉沒有過多討論中國問題，因為美國公眾和政界幾乎一致對中國持負麵看法，但是中國仍然是這次競選中的位於中心位置的，兩邊都可以利用的“壞人”。
“拜登對中國電動汽車征收100% 的關稅，以安撫底特律並在那裏贏得選票。特朗普不斷談論對中國征收60% 以上的關稅，”他說，“在這種環境下，對華政策根本不會進行真正的辯論。”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017年11月9日在北京人大會堂握手。
曆史上總統大選如何討論中國？
據美國之音此前報道，從共產黨1949年在中國建立政權，到朝鮮戰爭，到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時期，“誰丟掉了中國？”一直是美國社會辯論中頻頻出現的話題。在1960年的大選辯論中，如何協防台灣曾經是一個重要主題。
劉亞偉指出，除了在戰爭期間，美國的對外政策很少成為大選的主要議題，對華政策也一直是大選的眾多議題之一，並不占據主要地位。
“尼克鬆因為訪華1972年競選大勝；克林頓1992年曾提出如果當選，他會橫掃從北京到巴格達的獨裁者；小布什2000年說中美其實是競爭對手。但北京一直隻是大選這場大戲的‘插曲’而已。”他說。
不過，杜蘭大學政治學在讀博士生史嘉辰(Jiachen Shi)在《外交學人》撰文表示，中國議題曾在美國總統大選中扮演過重要角色。比如，二戰勝利後，蔣介石的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失敗，美國共和黨人曾利用美國國內普遍存在的反共情緒攻擊杜魯門和民主黨，指責他們“丟失”了中國，這一立場在共和黨的選舉振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1989年，中國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稱北京政府為“屠夫”和“劊子手”，並指責當時的總統喬治·H·W·布什(George H.W.Bush，老布什總統)是“討好北京的暴君”。民主黨抓住機會，利用最惠國待遇（MFN）的議題譴責布什對北京的綏靖政策，最後成功將最惠國待遇問題在1992年總統選舉中突出出來。不過，克林頓上任後最終還是決定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並將貿易與人權脫鉤。
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羅伯特·薩特(Robert Sutter)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議題在克林頓和老布什的總統選舉中非常重要，在2020年新冠大流行後的競選中地位突出，但是在2016年和今年的大選中作用有限。
“中國話題曾被多次辯論。我們當時對中國非常不確定。這一點在天安門(大屠殺)事件之後尤為重要，而且由於中國的所作所為，美國支持與中國接觸的共識受到了質疑。”
而如今，美國兩黨都廣泛認同必須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薩特說，這種強硬態度已經持續了六年，就對華政策而言，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分歧範圍已經非常小。
薩特回憶說，2020年1月，特朗普準備以他在經濟上取得的成就為參選基礎。美國經濟當時的情況不錯。特朗普認為這是自己的功勞，也準備把這個當成競選中的重要的議題。然而，新冠疫情摧毀了美國經濟和特朗普的戰略。
“這是自大蕭條以來最糟糕的一次，這是新冠疫情造成的，所以他和共和黨轉而關注病毒的源頭中國。他們極力指責中國，然後又指責中國在各個領域都存在問題，將中國崛起對美國構成挑戰的事實歸咎於拜登，指責過去的失敗政策。這就是2020年競選活動中的兩大中國主題。”薩特說。
“就外交政策而言，拜登必須做出反應。當然，他的反應是對中國采取更強硬的態度，這樣他就不會因為特朗普的攻擊而處於不利地位。”他說。
薩特說，2020年是具有轉折性的一年，美國兩個政黨對中國的態度逐漸變得更加強硬，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全麵強化，國會通過數百項針對中國的法案支持這一政策，公眾輿論和媒體觀點對中國的態度也越來越負麵。
無論誰當總統，對華遏製政策不會變？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24日發布的民調顯示，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已降至曆史最低點，在過去兩年中顯著下降。該民調要求參與者將自己對中國的感受從0到100進行評分，美國人的平均評分為26分，而2022年為32分。
其中，55%的受訪者表示，美國應努力積極遏製中國力量的增長。盡管如此，美國人並不希望美中競爭演變為戰爭，近七成受訪者對雙邊關係的首要關切是避免軍事衝突。
劉亞偉表示，無論誰當選都會不會改變目前美國對中國的既定政策，而且美國國會還會繼續對行政部門施壓，希望他們更加有力地遏製北京。
“對白宮新主人最大的挑戰是如何保證兩國競爭的公平和公正，防止國家安全的泛濫成災，並不讓這一漫長而艱難的競爭轉化成可能的武裝衝突。”劉亞偉說。
目前，兩黨候選人在控製戰略物資和技術、投資創新、重新塑造供應鏈以及打擊中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方麵的立場漸趨一致。
根據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的民調，民主黨更傾向於與中國接觸，優先考慮與北京在氣候變化和軍備控製等領域的合作，以及更重視在中國推廣人權。
韋恩認為，第二屆特朗普政府和哈裏斯政府將以不同的方式挑戰中國--前者可能會更積極地尋求將美國經濟與中國經濟脫鉤，該政府的一些潛在高級官員甚至主張完全脫鉤；後者可能會以拜登政府加強美國聯盟和夥伴關係網絡(尤其是在亞洲)的努力為基礎。
“無論哪個政府在2025年1月入主白宮，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戰略競爭都可能會加劇。”他說。
曾擔任眾議院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的共和黨籍議員麥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今年八月曾在《華爾街日報》發文批評說，美國需要製定一項具有長期目標的對華戰略，拜登的團隊似乎正在製定一個戰略，但是烏克蘭戰爭分散了他們的注意力和資源。
“與中國的冷戰從一開始就沒有結束，美國戰略缺乏指導目標。我們對美國大戰略的短期手段正在形成兩黨共識。共和黨和民主黨越來越同意有必要武裝台灣，以阻止中國共產黨入侵並減少美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但對於美國大戰略的長期目標幾乎沒有討論，更不用說達成共識了。”
薩特認為，美國目前正忙於防禦，防止中國成為占主導地位的高科技強國，在軍事領域超越美國，以威脅美國的方式主導亞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打仗時，美國的最終目就是消滅敵人。但你不能對中國這樣做，你不能消滅中國。所以你不知道結局是什麽。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讓我們弄清楚如何保衛自己，我們仍在努力，仍在學習應對新的挑戰。這將是一場漫長的鬥爭。”薩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