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士們不能理解脫口秀裏女性的幽默，為什麽？

當女性變得好笑時

人們喜歡會說俏皮話的人，因為有趣。但隻會說俏皮話還不夠，還得有思想，這叫有料。有趣又有料的talk，你一定以為我說的是脫口秀。不不，我說的是法學院的刑法課。

怎麽才能把“高深”的思想或“不招人待見”的觀點變得有趣？這聽上去很難，但刑法圈擅長這件事的人很多。比如羅翔老師，他那些關於張三的段子，讓人笑到過癮，還順便普法。據業內人士說，“這是脫口秀應該有的樣子”。

刑法學的另一位老師車浩，寫的段子也很好。在他的新書《正義的決疑》裏，有如下表述——“我們連打嘴仗和打飛機的禁止尺度都沒整明白，還去討論打真槍的禁止尺度，有點浪漫主義了。”令人笑到拍桌子。但這個段子有知識壁壘，一旦需要解釋，就沒法第一時間發笑了。

以上兩個例子都是男老師，這可能來自人們的刻板印象——不管講什麽內容，女老師想講得笑聲四起，太難了。一位女性朋友曾經在民間教育機構管過一陣兒教學，想跟新東方學習，打造名師。於是要求老師們備課時在教案裏麵加笑點，十分鍾一個大笑點，五分鍾一個小笑點。女老師們的反對聲浪最大，寧肯不要滿意度，也堅決不肯講笑話。她們都懟她說：“要不從你做起吧？”

於是，她就在各種課堂實踐了一把，收獲了稀稀落落的笑聲，分外悲壯。

那時候，流行的T恤上寫著一句話“where is my fucking skinny?”女老師的真實心聲是：“where is my fucking funny？”別人很同情地總結：“女的，就是沒那麽好笑吧？” “也可能是太美了，所以才不好笑”。 “觀點那麽正確，所以不需要好笑”。

以上這些借口，很難不讓人頻頻點頭。但在這季脫口秀，這些借口通通不存在了。小鹿、唐香玉、山河、菜菜、鴨絨、Echo、步驚雲、漆漆……她們輪番登場，我們發現：女生們原來可以那麽好笑，比男生更好笑；甚至，又美又好笑、既正確又好笑。竟然可以這樣嗎？

長久以來，幽默仿佛就是男性的專屬。如果女性是幽默詼諧的，那她一定悖離了公眾對於女性美麗、端莊、持重的基本期待，同時也侵入了男性的傳統領域？若有女性願意走幽默這條賽道，那就意味著她得放棄淑女和美女的標簽，比如此前的大笑姑婆吳君如，再比如後來的賈玲。

所以，當賈玲變瘦變美之後，公眾會想當然地覺得她不再好笑。這是女性要為幽默付上的代價。雖然很難說這就是父權製的產物，但它至少代表了某種性別規訓，就如我們期待男性要陽剛，女性要溫柔一樣的性別規訓。

但令人欣喜的是，伴隨越來越多的女脫口秀演員走上舞台，這種刻板印象和性別規訓也被漸漸打破。公眾同樣開始接受，女性一樣可以非常好笑，而女性的詼諧幽默不會再被輕易地歸入輕浮輕佻，甚至也無需再和扮醜捆綁銷售。

在被這些女演員們一次次逗笑的過程中，我們甚至開始發現原來好笑的女生竟如此生動和美麗，比如胖胖的漆漆嬌羞地講自己如何戀愛腦，憨直的菜菜講2米9的衛生巾可能要大過自家的客廳，還有堪稱女性互聯網嘴替的唐香玉直接開懟寶寶碗，大聲宣告女性不僅要爭取上桌吃飯的自由，還要爭取上桌吃飽的自由。

所以，作為曾經羞於在課堂上講笑話的法學女老師，我甚至憧憬，或許未來也可以再試試，如何將那些看似深奧的法學原理用更好笑的方式講出來。隻要我們不再自我設限，未來不管在培訓圈還是法學院，是不是一定也會出現一群很好笑的女老師？

如果說幽默、自嘲、調侃都是對羞恥感的超越，是對外在處境的另一種對抗，那女性是不是同樣可以擁有這種稟賦和權力？這就是女脫口秀演員們帶給我們的勝利，是她們用一場場顛覆性的表演帶給我們的勝利。

脫口秀裏的女性表達

當越來越多的女性脫口秀演員站上舞台，自然就會有更多的女性表達。也是在這季的脫口秀中，我們看到了有更多女演員講熟悉的催婚、催育，而女性議題的廣度也從職場、婚姻、家庭拓展到外貌焦慮、月經羞恥、生育問題，甚至是重男輕女的原生家庭給女性造成的持久傷害。

這些優秀的女演員們以輕鬆詼諧的方式，揭示出男女不平權給女性帶來的尷尬、困擾甚至痛苦。大笑之餘，我們同樣為這些女演員輸出的女性力量所吸引。如果說幽默已經代表了一種反抗，這些打動人心的女性表達中，同樣包含了異常強大的女性力量。

印象深刻的一期，是菜菜講女性的月經羞恥。她講外賣小哥怕暴露，最終還是將代買的衛生巾放在了牛奶箱子裏，而將牛奶放在了透明塑料袋裏。這個爆梗和她的“我是來賺經費的”一樣，將深埋在每個女性心裏的月經羞恥徹底攤開在陽光下。在感受羞恥背後的荒繆時，內心那個曾經因褲子滲了經血而被男生譏笑，那個每次從書包裏取衛生巾時總會左顧右盼，生怕被別人看到的小女孩，好像被徹底治愈了。

可當越來越多的女脫口秀演員訴說女性議題時，爭議也越來越多地冒了出來。比如唐香玉第一期講催婚異常火爆，第二期還將這個主題進行到底時，竟然連女性點評嘉賓也在提醒她，“更希望看到的是你怎麽走出困境的？”“你又回到熟悉的話題裏去了，如果你有更大的視野用這套方式去講，也會很好。”

但這些要求背後其實忘了，脫口秀本身就是要從自己真實的體驗出發，揭開自己最狼狽、不堪甚至自卑的一麵，嘲諷自己娛樂他人，也在這種娛樂中袒露真相，並與自己和解，也向世界宣戰。所以，要求女脫口秀演員不要隻講女性議題，就跟要求黑燈不要隻講盲人的人生體驗，要有更廣闊的視角一樣荒謬無禮。黑燈在總決賽時說，我一直在說盲人的生活，可我感覺說的還不夠，你們感受的同樣不夠，所以我還要說，即使在總決賽也還要說；而楊笠在串場時也說，我們女演員就會說這個，我們也就願意講這個，如果你覺得冒犯，那就看點別的吧。

有人說，總是圍繞著女性困境吐槽，近似於祥林嫂的“我真傻，真的”，開始會讓人同情、產生共鳴，反反複複就會讓人避之而不及。但這種擔心，不正是一份恐弱的心態嗎？不想聽到這些困境被反複言說，不願被稱為弱者。而恐弱又是因為，自己身上有軟弱的部分，有羞恥的部分，所以才格外激烈地排斥，對相關表述表現出了強烈的厭惡。

二戰之後，猶太人幾乎不討論納粹大屠殺，因為這令整個民族感到羞恥。但明明遭受了那麽大的罪惡，為什麽還不能說呢？我們現在明白，一個人、一個民族都得非常自信，才能把過去的傷疤暴露出來。後來，猶太人終於正視大屠殺了，這是曆史正確的方向。而女性的處境，我們身在其中，反複感受，為什麽不能說呢？那些尷尬的、可恥的、不公的、無處不在的困境，也必將通過言說和暴露，最終得以治愈。

女性議題對女演員到底是不是種局限？未來的脫口秀女演員們，是不是要想方設法地超越女性身份，去講一般意義上的人，而不是隻講女性或與女性有關的事情？這就見仁見智了。

如果說高級的脫口秀是將個人經驗引向社會議題，女性議題自然就是最重要的社會議題之一。至少在男女平權還未實現時，我們還需要有人站在台上，大聲講出女性的訴求和希望。

所以，在現階段就要求女脫口秀演員不去演說日常女性的真實遭遇，又何嚐不是隱藏在父權製下的厭女文化對如此嚴肅議題的輕蔑和鄙視？

被冒犯的男性和被抵製的女性

但脫口秀畢竟是冒犯的藝術，而當女脫口秀演員講女性議題時，男性往往就會感覺被冒犯。比如楊笠最為大眾所熟知的梗，就是她吐槽男性，“他為什麽看起來那麽普通，但是卻可以那麽自信。”自此，“普信男”成了擁有性別優越感的男性的指代。很多男性卻覺得被嚴重冒犯，而楊笠也因此被沒完沒了地一再抵製。

當然，很多男性對“普信男”的提法如此反感，有很大原因是話語本身的溢出效果。“普信男”的梗在劇場可以引起觀眾哄堂大笑，沒有人會覺得被冒犯，走出劇場卻引發如此多男性的“不耐受”，很難說不是脫離了文本和情境之後的斷章取義和過度演繹。

很多人解釋楊笠被抵製，是因為她挑起了性別對立；但動輒就將女性表達歸類於性別對立和性別撕裂，從根本上也還是將男性放在那個不可被輕視、不可被調侃的有權者的高位，本質上也仍舊是為了維護既有的社會格局，而不願意觸發任何改變。

如果男性隻是在聽了“普信男”的梗就覺得被嚴重冒犯，如果一個社會還要以男女平權作為目標追求，那麽廣大男性是不是需要提高一下被冒犯的閥值，而不需要動不動就感到被冒犯、被傷害？

其實正如上野千鶴子所說，父權製將男性永遠放在那個有權威、有話語權的高位，又何嚐不是對男性的過度要求乃至隱形傷害？所以，恐弱與其說是很多開始主張自身權利的女性的反應，同樣是那些抵製楊笠的男性的真實心理。據說，最反感“普信男”說法的群體，恰恰就是那些在婚戀市場上因為收入、學曆、外貌而被女性嘲諷和挑剔的男性。

所以，男女不平權傷害的絕不隻是女性，同樣有那些從小就被寄予了必須當個成功者的男性。他們向楊笠發起反撲，卻沒意識到自己也是個受害者。

不過換一個角度，把男性的抵製看做公民意見表達的覺醒也未嚐不可。有不少男性開始介入這一話題，為“普信男”或者類似的標簽激動，甚至組團采取了行動。即便這個行動是抵製，也讓人眼前一亮。這種主動性，哪怕是無意識的，在中國也很少出現。除了粉絲圈，人們很難為了喜歡誰、討厭誰、支持什麽、反對什麽而進行站隊，甚至采取行動。

上一次這樣的嚐試，還是2015年的超女比賽。那一年的夏天，從3歲到80歲的人，幾乎都成了這場賽事的參與者。當你手中的票可以決定點什麽的時候，某種主動性就在萌芽。盡管它未來還要學習如何對話、如何協商，但這個開始，也許就改寫了順從和沉默的故事線。如果我們的脫口秀女演員，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調侃自己的“被抵製”，這個世界是不是會變得更好呢？

小鹿在半決賽的段子裏講出“我想奪冠”，之前這個想法她一直都不敢說出口，這也許是她本季的最大勝利。因為讓一個女生大聲講出她的雄心，幾乎和要求女性既美麗又好笑一樣困難。但這一季的脫口秀，有那麽多女演員站在舞台，我們親見女性的力量、女性的血肉在瘋長，這何嚐不是女性的勝利？

再回到開頭，對於所有喜歡聽別人說俏皮話的女生，也許也可以試著出口：好笑，我可以，我也想試試。畢竟，幽默與勇敢、聰慧等所有人類的美好品質一樣，絕非男性所專屬，我們女性同樣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