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和日本，近期一種"離岸中文出版機構"開始興起。這些以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為主要出版人和讀者的私人機構，出版嚴肅、獨立和優質的學術文章，用簡體中文科普常識，並正在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作者和讀者：到海外，完成不受幹擾的母語寫作；在海外，實現不受審查的言論自由。這些以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為主要出版人和讀者的私人機構，出版嚴肅、獨立和優質的學術文章，用簡體中文科普常識，並正在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作者和讀者：到海外，完成不受幹擾的母語寫作；在海外，實現不受審查的言論自由。https://t.co/gKPnxPfdr9 pic.twitter.com/fR3h8ad3Oj
— 自由亞洲電台 (@RFA_Chinese) October 24, 2024
張適之拖著一隻黑色的行李箱，裝著他前一天剛從印刷廠拉回來的中文書，在東京銀座的高樓大廈間穿行。盡管剛剛向一位從中國重慶來旅遊的大姐成功推銷了圖書，但站在繁華的銀座街頭與素不相識的異國人擦肩而過，他又不禁黯然。
秋天徐徐吹過，他在朋友圈裏寫下：“拉著小推車，穿行在東京附近的高樓之間。來來往往的人群啊，你們可知道，我懷揣著怎樣的妄想，無處安放？”
千裏之外，美國紐約的榮波則正緊鑼密鼓地抓緊一本新書的出版工作。“是許良英的文集，他的兒子主動來溝通出版。”他在電話中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四年前，因為疫情轉行做出版商時，他完全沒有料到會過上這樣忙碌的生活，“我們已經出版了兩百多種書了，未來我希望能成為海外簡體中文出版的一麵旗幟。”
身在波士頓的羅小虎編輯著她的《波士頓書評》。這份以嚴肅的學術評論和書評為主要內容的網絡刊物，從去年年底創刊後，獲得了羅小虎意想不到的關注。她對自由亞洲電台說：“我一個人，沒有一分錢，沒有推廣，全靠讀者捐贈和作者投稿，已經有3000多訂閱了，真是太驚喜了。”
另一家創刊於紐約的簡體中文學術雜誌《人文中國》已經在開創自己的英文版。執行主編羅慰年在郵件中向自由亞洲電台介紹說：“一問世，就迅速引起了許多國際上中國研究者的興趣，這是中國大陸人文思想進入國際思想市場的前站”。
10月23日這天，網絡上有一篇文章的標題是《中國的政治壓迫，助長了流亡寫作的繁榮》，巧了，評述的正是張適之在東京出版並推銷的《故交半零落》。作者寫道：“不管是好是壞，中國當前的發展軌跡，讓我們所有人都成為了中國流亡寫作的參與者。”
在不可能中發現了一絲絲可能
出國之前，張適之是中國一家大型出版公司的副總，從業生涯貫穿了二十一世紀最初的二十年。他感慨：雖然沒有工作在出版最好的年代，但也經曆了出版和言論比較寬鬆的時代。這之後，選擇出國，是為了嚐試更多的可能。
出國前，他雄心萬丈，計劃的是打入日本主流出版市場，“當時覺得沒有什麽是不可能的”；真出了國，傻眼了，不懂語言，不熟悉市場，突然又萬念俱灰，覺得“全無可能”。很多移民的“前輩”不約而同地告誡他：出中文書沒有銷路。這裏的中文書店主要靠銷售功能型產品為生——電話卡，DVD、日本旅遊地圖或景點介紹等。
他無所適從，靠打乒乓球消磨時間。
轉變發生在2023年6月。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在東京大學舉辦講座，一開始安排了一間小教室，竟然不夠坐，隻好換了一間大的。張適之去現場看，居然有兩、三百人。他驚歎：“都是中國人，哪裏冒出來的？”。
8月，單向街銀座書店開業；9月，局外人中文書店開張。張適之感受到一種奇妙的場似乎正在形成，“有講座，有書店都開了，總不能隻賣咖啡吧？我可以給他們提供書。”
他找到傅國湧，後者的一句話給了他更大勇氣。“傅老師說，全日本有一百萬中國人，哪怕隻有百分之一的人願意看，那就是一萬人，也是有價值的。”
張適之將一萬人的目標又降級到一千人，每本書首印一千冊，“我現在就是想去影響千人之一人”。他將這命名為“一主義”。
他也親身實踐“一主義”：一人出版，一人印刷，一人推銷，每天拉著行李箱奔走在東京街頭，向任何可能感興趣的人介紹：這是一本你在中國買不到的書。
出版社開張的前六個月，張適之都是在這樣艱難的“地推”中度過的。一度有些苦悶，畢竟在中國操持的盤子是大筆一揮就能加印兩萬冊。2024年5月，讀道社出版了第三本書，作家野夫的隨筆集《故交半零落》。一個月後，銷量突然開始上升。就在自由亞洲電台采訪張適之的前一天，這本書的銷售剛剛突破一千冊。張適之開心地在電話裏說：“我昨天去印刷廠加印了，加印了！”
張適之所感受到的“一絲絲可能”，羅小虎是從創辦《波士頓書評》的過程中發現的。
羅小虎此前一直是中國學術期刊的撰稿人。從2015年起，她感覺不能發表的稿子越來越多，“做一次專訪我要看一個多月的書，約時間，采訪，寫稿子，是非常辛苦的”，但一句“不能發”就結束了，拿不到稿費還在其次，她感到巨大的不被尊重。
喜歡讀書，有作者和學者資源，疫情過後，她“技癢”，就想搭建一個線上“讀書會”，以發表原創文章和書評為主，建立一個作者與讀者聯接的平台。
2023年末一上線，就獲得了巨大的關注與支持。半年後，她已經不用約稿了，每天都有大量作者投稿，還有熱心者主動替她約稿。“我的目標就是五千人訂閱，現在已經三千五百多了。”
這個巨大的驚喜使羅小虎開始思考原因。她對自由亞洲電台分析：“我的感覺是，現在的海外華人和之前的華人有非常大的差別。之前在美國的華人，一部分是來美國謀生，還有一些是有民運背景。但現在的海外中國人，移民也好，留學生也好，大部分不用為了生存發愁，於是就有了文化追求。”
羅小虎的感受在美國杜魯門大學曆史教授、華裔移民史專家令狐萍看來，正是華裔“新新移民”的顯著特點。
她對自由亞洲電台分析說，“新新移民”主要是最近十年的移民群體，得益於中國的大學普及率，這個人群的受教育程度顯著高於過去的移民群體，也高於其它移民族群和美國本地人口。這些人無需經曆語言、價值觀的磨合，而且得益於中國在過去四十年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新新移民”中，無論是孩子或成人，從小就通過互聯網了解世界，不少還有雄厚的經濟基礎，不需要再重複之前移民艱苦的謀生過程，有能力直接參與美國社會生活。
最重要的是，這些“新新移民”普遍擁有“世界公民”的心態。“很多人並不是一定要在美國生活的，很多留學生是要回國的，很多人還是想賺中國的錢。商界、政界、學界甚至普通百姓都在觀望‘東升西降’，特別是‘中美博弈’的現象，都在考慮規劃自己如何取勝；還有一些人，全世界跑，哪裏好就去哪裏，用腳投票。在這種世界公民的心態背景下，以及還要與中國保持聯係與交流的需要，他們不要隻選擇一邊，他們既要美國的，也要中國的。”
有錢、有閑、有文化，這樣的海外華人的增多，與海外的簡中出版者們，一拍即合。
正在萎縮的簡體中文世界
更多的支持，來自牆內。
博登書屋2020年時，成立出版的第一本書是北京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的《戊戌六章》。這本是計劃在香港出版的一套叢書中的一本，因為言辭敏感被香港出版社拒絕，榮偉果斷要了過來。上架第一個月，就售出五千冊，以至於亞馬遜的推廣經理好奇地問榮偉：你用了什麽推銷手段？
榮偉認為，現在的海外中文出版與之前已大不相同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海外中文出版主要是指香港出版，不論是香港的銅鑼灣，還是美國的明鏡出版社，出版內容也主要是政治內幕或八卦。”他對自由亞洲電台說，他將出版社取名“博登書屋”，就是向“蘭登書屋”致敬，以出版“學術思想，獨立研究”為主要方向。
中國嚴苛的出版審查，成為博登書屋的的助力。榮偉建了一個群，名叫“紐約思想者俱樂部”，網羅國內各路學術大咖，“他們在大陸都出不了書，研究憲政的不能出，研究曆史的不能出，研究小粉紅的也不能出”，最後都成了他的作者資源。
在博登的出版名錄中，有《鄧小平在1984》這樣的熱門書目，也有《憲政中國：迷途與前路》、《國家主義的陰影：學者、民粹與少數派》這樣的學術研究；有《劉亞洲：大國戰略與中美關係》這樣在中國也無法找到的舊作集納，也有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研究著作。
“隻要不是謾罵，是認真的學術研究，為什麽不能出？大家都可以討論的嘛。”榮偉說：“左中右的觀點都能出版，這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
張適之同樣感慨於簡體中文世界的萎縮，“大家都說現在國內簡體中文是垃圾場，沒什麽可看的,連訓練GPT都不夠用。”
據Web Technology Surveys網站對全球網站使用的語言排序，2024年，中文在全球網頁使用語言數量排序中僅排第13，排在意大利語、荷蘭語、土耳其語、波蘭語、波斯語之後。而在2013年，中文還是第7名。 這10年間，中文網頁數量的世界占比從2013年的4.3%，降低到2024年的1.3%，下降了70%，僅略高於印尼語和越南語。
即便發表出來的文字，也被認為是大量“汙染的”，充斥了官僚的空話套話，“擼起袖子加油幹”這樣故作貼近民風的俗語，或以“靈活就業”替代“失業”的新型詞語。
漢學家林培瑞2012年在China File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將中國使用的語言稱為“毛氏語言”；中國作家慕容雪村2015年為《紐約時報》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將這種語言風格定義為“粗鄙和殘忍”。他認為，其“目的就是要降低公共討論的質量，……在這種野蠻的話語空間中，許多詞語都漸漸失去了其真正的意義。然後，黨可以運用這種語言來裝腔作勢、混淆是非。”
“很多海外華人都拒絕閱讀簡體中文，或者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學中文，都是這種語言汙染的心理創傷。”張適之說，“但我們的中文其實是很優美的，很有文化的。我所做的，就是在垃圾場裏做些建設性工作，努力保存一些有價值的文字。”他將這一係列出版命名為“存”，每本書都有一個編號。
傅國湧的《去留之間》便是這種情況。這本講述了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選擇的曆史記錄，2004年就在中國出版了。2017年時，出版社打算再版。傅國湧為此重新做了修訂，重新寫了序言。沒想到，印刷完畢，“上麵來了電話，說不能賣”。出版社幾番溝通，回複都是“絕無可能”。所有書籍最終化成了紙漿。
這本書如今就是讀道社的“存001”號。
《人文中國》走的則是另一條道路。執行主編羅慰年曾在中國南部媒體重鎮廣州工作多年。疫情中，他被“十幾億中國人綿羊一般被關在家裏”的景象震撼了：中國人究竟怎麽了？
思考的結果，他認為是政府力量過於強大，社會力量過於微弱，“民族被原子化”，社會失去了活力，而“一個社會要有活力，必須要有自由的思想市場”。但中國的思想市場，在他看來已是“孤島”，中國知識分子的寫作與世界已經割裂了。和主編陳漸離討論後，他們決定要創辦一本“回到改開、又超越改開時代”的人文雜誌。
何為“超越改開”？羅慰年解釋說：因為現在有互聯網，有到世界各國留學並成為思想精英的海外華人知識分子，還有接受普世價值、信奉自由主義的國內知識分子。這個時代的《人文中國》，不隻麵向國內，也立誌於成為國內寫作與海外的連接，讓國內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聲音能夠被海外聽到。
也正出於這個目的，《人文中國》在創辦了中文紙質雜誌和頻道後，又迅速開辟了英文版和英文頻道，並進入美國國會圖書館期刊發行渠道。效率之高，離不開AI在出版業的應用。羅慰年說，“過去，一些很有水準的中文作品，由於翻譯渠道相當曲折，沒有翻譯成英文，不為英文世界所知。現在，靠新技術與出版文化的無縫對接，他們與國際的‘時差’基本抹除了。”
“不是反抗的英雄，隻是想過自由生活的普通人”
張適之不願稱自己的出版物為“禁書”，他更願意使用“在中國買不到的書”，表達自己的立場。“我不是什麽反抗的英雄，我也不是流亡，我隻是想過自由生活的普通人。”
不過，出於種種考慮，在公開場合，他還是使用“適之”這個假名字：是對自己的保護，是對胡適之先生的致敬，也寄予了“適應新生活”的自勉。他在電話中無奈地說：“從個人興趣上，我也是更喜歡思想和曆史的作品。但如果這樣我還要受到鐵錘的暴擊，那我也隻能承受啊。”
除了安全考慮，“無趣”是不想成為“反抗英雄”的另一個原因。在《波士頓書評》上，有人物訪談、新書序言、學者舊作，有深圳日本男童遇害事件的評論，還有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的專題。羅小虎說，“我就是想做個有常識的正常人，讀點兒高質量的書，說點兒有人味兒的話。什麽是正常人的生活？就是既不用因為害怕去逃避什麽，也不用為了迎合誰去拍誰的馬屁。”
相比之下，已頗有聲譽的博登書屋覺得自己是有“使命感”的。榮偉說，“我們博登書屋就是要在國內、香港的出版比較艱難的情況下，慢慢擴大成一個平台，樹立起一麵旗幟，倡導華語世界真正的言論自由表達。”這個畢業於北京大學，多年輾轉於北京、深圳、紐約的藝術界與思想界的老人，越說越激動：“難道我們這個民族就這樣毀了嗎？”
羅慰年說，“我們生活在一個政治無所不在的時代，問題是怎麽涉及政治？是以激烈的方式還是以溫和的方式？是以戰術對抗的方式還是以戰略的高度去介入政治？”在他看來，不與當下的中國政治產生直接衝突，用人文主義的立場，各種生動有效的表達，漸進地推進文明的進程，“這就是最大的政治”。
孤島外的“排氣孔”
出人意料的是，當自由亞洲電台提問這些出版物能否反哺中國時，幾乎所有人都給予了樂觀的回答：當然。
《波士頓書評》創辦後，羅小虎收到了超出預期的訂閱，從郵箱判斷，有不少都是中國讀者；還有人免費幫她推廣，甚至幫她約稿。她說沒有稿費，對方答“不必擔心，我來替你付稿費”。深圳男童遇害後，她收到了日本著名漢學家阿古智子主動發來的評論；芝加哥大學教授羅賓森獲得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後，台灣大學經濟學係教授林明仁，馬上就將為羅賓森的台版著作《自由的窄廊》導讀免費授權發表。
羅小虎有種突然踩到了“中文領域的空白”的感覺。這使她開始有了“一點點事業心”。她剛剛注冊了非營利公司，想著再注冊一個獨立網站，“要好好做一下”。
《人文中國》的編委會成員幾乎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大集合。當自由亞洲電台詢問是否經曆了艱難的說服工作時，羅慰年回答“不必說服，都願意支持”。他說，中國的學者把他們當成“孤島文化”的一個“排氣孔”，否則，他們的寫作就可能隻是“抽屜寫作”。
這樣的鼓勵，榮偉也收到了很多。許章潤稱博登書屋為“自由之聲的象征”；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則將博登書屋比做“清末民初著名的文化出版社群”，是作者們的“精神戰友”。在出版了《高耀潔畫傳》後，哥倫比亞大學政治係教授黎安友對榮偉說，“我相信你們現在正從事的工作是一種對知識和道德資產的投資，從長遠來看，也將使中國受益。”
即便已經完成了最初定的一千冊的目標，偶而，張適之還是會陷入疑惑，“就算影響了1000人，也很微不足道”。是他的作者、中國散文家土家野夫讓他感到了釋然。“野夫說，因為不能出版，他早就不想寫了。但我這個出版社的出現，讓他又感到寫作是有價值的。我也為他的寫作提供了一點點意義和可能性，他現在又覺得，他還可以再寫一些。”
更讓張適之感動的，是許多在日華人主動幫他賣書，有開飯店的，有開中華特產店的，在網上與他結緣，就在自己的店裏為讀道社辟出一席之地，幫忙向客人推銷。
一次次送書，成了網友見麵，沒有“見光死”，張適之反倒發現大家個個“身懷絕技”。比如在一個奶茶店討論導購海報時，店主說：我就是搞廣告設計的，等我想到合適的靈感和文案，我就給你做一個。
這些都讓張適之受寵若驚。他說，“我還是要堅持，反正我的目標就是百分之一嘛！我可能不知道哪一本書是最後一本，但有一本書，就出一本書。”
他的下一本書已經策劃好了，是中國作家吳思分析“官家主義”的一部分，取名：頂殘——來自頂層權力對中國市場的殘害。“封麵設計是把‘頂’字砍上幾刀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