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記得被送去醫院那天，被約束帶固定在病床上；記得第一次經曆MECT（改良電休克）治療；也記得離家一年後回家，母親重重關上的門。
27歲的靈兒，生理性別是男性，性別認同是女性。兩年前，她被父母送去一家精神病專科醫院，被診斷為“焦慮障礙和自我不和諧的性取向”，隨後在住院期間經曆了7次MECT治療。
而這些隻是她“出櫃”後曲折路途的一小段，至今她與父母關係緊張，也難以找到穩定的工作。在他人建議下，7月，靈兒將收治她的醫院告上法庭。不過，麵對送她就醫的父母，靈兒不願與他們對簿公堂。
始終無法獲得父母的認同，她有家回不得，孤獨又茫然。家庭作為她接觸社會前的第一道屏障，好像憑空消失了，她也還沒做好在社會中穩定生活的準備；而隱匿門後的中老年父母同樣可能是茫然無措的，往往為了避免受傷而做“鴕鳥”，他們需要有人告訴自己，孩子到底怎麽了，該怎麽辦。不過，眼下跨性別者的家庭能獲得的“再教育”和救濟機會仍然有限，跨性別者獲得家庭認同的路途仍然漫長。
“性取向障礙”
8月13日，靈兒訴秦皇島市九龍山醫院的線上庭審開庭。
秦皇島市第五醫院（別名秦皇島市九龍山醫院）
靈兒認為，醫院在她不同意的情況下收治她97天，進行了一係列非必要治療措施，侵害了她的人身權。
她被父母送去醫院的那一天，是2022年7月22日。
病曆顯示，靈兒的母親告訴醫生， 2021年年底靈兒回家時，家人見其留長發、穿女裝、好打扮、化妝，認為其存在精神問題。父母希望她轉變觀念，因理念不合時常爭吵。門診以“惡劣心境”將靈兒收入院，醫生分析患者“以情感障礙為主要症狀”。
醫院認為收治有家屬的知情同意，並無不當。醫院方在答辯狀中舉出《精神衛生法》第二十八條：除個人自行到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外，疑似精神障礙患者的近親屬可以將其送往醫療機構進行精神障礙診斷。
靈兒住院當年的《非自願住院治療入院告知書》上顯示，醫生張玲檢查評估，靈兒的情況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符合《精神衛生法》第三十條第二款內容，應當對其實施住院治療。
然而，靈兒入院後首次護理風險評估表顯示，她無攻擊行為、無自傷自殺行為，情緒狀態低。
靈兒的代理律師之一、北京中聞律師事務所律師郭睿認為，靈兒無暴力傾向、無自殺行為、無危害社會的可能性，且具備完全民事責任能力，應由其自己決定是否住院診療。
今年8月，靈兒當時的主治醫生王秀奎提及當年這段診療，說，“（如果靈兒的）爸爸媽媽因為這個自殺了，（靈兒）影不影響社會治安？”
王秀奎是九龍山醫院精神科門診主治醫師，從事精神科臨床工作30餘年。他始終認為，靈兒的病為性取向障礙。
秦皇島市九龍山醫院門診部
但早在2018年，世界衛生組織就發布了《國際疾病分類第11版（ICD-11）》，將性別認同及相關精神狀態問題從精神障礙分類中移除，同時在“性健康相關狀況”章節中增加了“性別不一致”的編碼。當年12月，國家衛健委發布通知，次年3月1日起，各級各類醫療機構應當全麵使用 ICD-11中文版進行疾病分類和編碼。
護理記錄顯示，收治當日，醫院給予靈兒住院宣教，靈兒不能接受並有外闖行為。醫院給予了行為幹預，用三根約束帶將患者保護於床上。14:00，靈兒情緒平穩，願意配合各種治療，遂解除約束，約束帶取下收回。
該院住院部
入院一周，靈兒一直認為自己本身沒有問題，是父母不夠理解自己。
病程記錄顯示，入院第14天，靈兒仍不願意換下女裝，不願理發，情緒較入院時穩定，但提及父母時仍情緒激動。入院第21天，靈兒思維未見明顯變化，同意理發。
靈兒回憶，當時不舍得自己的長發，但也沒辦法。“三個月時間（裏），他們一步一步逼我穿男裝，對我來說是痛苦和無奈。”她說。
入院第24天，靈兒反複詢問醫生父母何時來接出院，問醫生為什麽不做做父母工作，讓父母理解同性戀群體，病曆上寫其情緒較激動，不安心住院。
7次改良電休克治療
入院第29天查房時，靈兒麵色蒼白，說自己心難受，周身乏力，呼吸困難，心電圖示不完全右束支傳導阻滯（臨床上常見的心律失常之一），醫院將病情告知家屬。家屬說在家曾有類似情況發生，到綜合醫院做相關檢查未見明顯異常，要求繼續留院觀察。病曆上寫，考慮患者目前表現為焦慮情緒所致，進行心理疏導，安撫患者情緒，有效。
靈兒入院第38天，也就是2022年8月28日，經王秀奎主任醫師、李政主治醫師查房，認為她“具有情緒不穩，行為衝動表現”，“當前病情符合MECT治療適應症（應為證），無禁忌證”，已向家屬交代病情，並簽訂知情同意書，計劃從次日起行MECT治療。
這天晚上，醫院給靈兒發了麵包和牛奶。後來她才知道，每次MECT治療的前夜都會發這些食物。
病曆記載，2022年8月29日，靈兒第一次接受MECT治療。
她記得，排隊接受MECT治療，先注射麻醉劑，再被推進治療室。MECT治療室有10平米大小。她的胳膊和腿被固定住，手上貼了東西，一個穿白大褂的醫生按住儀器上的按鈕，“一通電整個人就昏過去了”。
河北省精神衛生中心公號文章介紹，MECT每次治療時間約半小時。她記得，再次醒來已經回到了原來的地方，身體感覺散掉了。病曆顯示，靈兒在九龍山醫院接受了7次MECT治療。
這幾次經曆成為她後來敘述中痛苦的回憶，她說自己隻能慢慢習慣醫院，等待離開的機會。
MECT是指在使用靜脈麻醉藥和肌鬆劑使患者意識消失後，以一定量電流通過患者頭部導致大腦皮質癲癇樣放電治療疾病的一種手段。
對靈兒來說，MECT治療是否確有必要？
在《改良電休克治療專家共識（2019）》的MECT一般適應證中，未提到“情緒不穩，行為衝動”即可開展MECT治療；提到“其他精神障礙者藥物治療無效或無法耐受，如焦慮障礙等”的情況。
一家三甲醫院的精神科主任醫師看了靈兒的入院診斷，結合靈兒的漢密爾頓焦慮量表和抑鬱量表分數從入院時2個15分（肯定有焦慮、可能有抑鬱症）到做MECT前8分和7分（可能有焦慮、正常）的情況，他認為藥物治療有效，考慮到MECT治療有全身麻醉風險，不建議做。
醫院在答辯狀中表示，對原告的診療過程符合相關診療規範，提及“並未讓原告超劑量用藥”，未提及MECT治療。
9月，澎湃新聞記者多次撥打九龍山醫院昌黎分院電話，想詢問當時對靈兒進行MECT治療的依據，未能接通。
“閨蜜姐姐”
2022年10月25日，醫生通知靈兒說父母第二天要來接她，她一聽感到高興，但也恨自己的父母，覺得“這就是你們想要的，給我逼成什麽樣了，毀了我的一切。”
出院後回家，她發現，父母把她的女裝和化妝品都收拾空了。父母給她準備了男裝。她想要釋放自己內心的感受，卻要偽裝成男人，引發嚴重的焦慮。
出院第二年，她買了5次激素藥，說服藥能改善自己的性別焦慮，但被父母發現後，藥被拿走了。出院後的大半年，她感覺性別焦慮很嚴重，到了會抓耳撓腮的程度。
靈兒回憶，去年9月，父母對她說要是繼續這樣下去，別在家鄉了。靈兒選擇離家，她帶了自己的粉色行李箱，放了衣服和藥，找地方臨時借宿一晚，第二天坐車走了。
自那天起，她過上了在外流浪的生活。在微信朋友圈，她自稱去過北京，想讓人幫忙找工作未果；還去了沈陽、秦皇島城區；今年除夕夜，她說自己在山東燒了年夜飯，給父母打電話，對方沒接。
沒有家庭的幫助，靈兒隻能依靠其他人暫時的支持。
王雲是靈兒常掛在嘴邊的“閨蜜姐姐”，比如她會幫靈兒洗替換下來的衣服。今年3月，跨性別者王雲通過LGBTQ網絡群聊結識了靈兒，讓靈兒去天津找她。
王雲38歲，個子比靈兒高，皮膚白皙。她早些時候和一個女性結婚，說自己生了孩子後，“家裏任務都完成了，我就自由了”，在那時和家人表明了自己跨性別的身份。據王雲轉述，父母讓她盡量先不離婚，等孩子大了再說。
她自稱在天津的一家國企工作，上班也穿女裝，時間長了沒什麽不好聽的聲音。
相比王雲的口中的“穩定生活”，靈兒則在持續流浪。靈兒把行李存在王雲家樓下的地庫裏，有化妝箱、被單、衣服、心髒疾病相關的藥。在王雲家小區不遠處的一個舊商場邊上，她和一個後來認識的外賣騎手搭伴，晴天打地鋪，雨天住帳篷。白天，靈兒就去附近的便利店裏待著。她和外賣騎手說自己有心髒方麵的疾病，外賣騎手有時會給她帶早餐。
靈兒在天津露宿的地方
一麵，在王雲的陪伴下，靈兒感覺自己不會受到父母管控，沒那麽壓抑。另一麵，她也會“吃醋”王雲有其他人關心。
8月的一天晚上，她如往常一樣進入王雲開的直播間連麥，看到一個和王雲互關的大哥，那位大哥也認識她卻沒有關注她。她提高了音量，生氣地說，“我心髒不舒服的時候，他都不來關心一下。”
在外漂泊了一天，那天晚上到了打地鋪的地方，靈兒從行李箱裏翻出自己的藍格子被單、粉色的枕頭，還有一隻伴睡的玩偶小熊，是別人半年前送她的。
靈兒的小熊
感受不真實，憂慮或是真實的
除了與王雲的聯係，靈兒還通過網友認識了陳軍米，一名紀錄片導演。陳軍米之前拍過紀錄片《曉迪》，講述被扭轉治療的跨性別者的故事。
那時，他聽靈兒說在醫院的經曆，且在經濟上不穩定，建議他起訴醫院索賠，退還醫療費用。
陳軍米覺得，靈兒身上經受了一種背叛，父母原本被視為會給予無限的愛、無限支持，把她帶到這個世界上、撫育她長大的人，但是在將其送往精神病醫院，同意醫院收治的那一刻成了加害的人。“我覺得這樣的人，他們經常覺得沒有一個安全空間了。無限信任和依賴的家庭垮塌了，不知道還可以信任誰，在哪感到安心和安全。”
律師提供的訴訟證據顯示，靈兒填寫的心理量表表明，她有較為嚴重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症狀表現。心理谘詢師提到，靈兒在谘詢中呈現出較為嚴重的創傷反應，如難以感覺到安全、有極度憤怒的感受、感覺到他人對自己有惡意等。
8月的一晚，靈兒準備入住北京一家提供男士床鋪的酒店。但那晚，她告訴記者和自己的代理律師郭睿，酒店拒絕了她入住。她當天還說自己心髒不舒服，暈倒在了路邊，郭睿當晚帶她去醫院檢查，結果顯示心髒結構功能未見異常。記者後續致電她想入住的那家酒店，前台工作人員表示那晚並沒有女裝男性想入住酒店。
幫助靈兒的社工鹿蘋告訴記者，靈兒對自身的問題可能會有一些額外感受，有幻想成分，有時會對幫助者推進工作的過程帶來困擾。
回龍觀醫院今年8月給靈兒出具的明尼蘇達多項個性調查表結果分析報告顯示，靈兒有輕度或中度的抑鬱傾向，容易自我貶低、容易喪失信心；中度或重度的非社會化傾向，包括慣於欺騙或操縱他人；自我強度（精神動力）的水平較低：常為尋求幫助而誇大問題的嚴重程度，不利於心理和軀體疾病的康複。
北京回龍觀醫院給靈兒作出易性症診斷，“建議保護自我，盡可能修複親子關係”。
“可能你覺得她的一些感受是不真實的，但是她的擔憂可能是真實的，在她不會影響到別人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共存，去傾聽她，給到一些陪伴和支持，”鹿蘋說。
鹿蘋之前擔任過北同文化跨性別部門項目經理，她說之前工作時也會遇到心理、精神狀況不佳的跨性別者。
北同文化發布的《2021年全國跨性別健康調研》，報告人數為7625人，調查發現，在受訪者中，71.7%的跨性別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鬱狀態，69.8%存在不同程度的焦慮狀態，61.2%的受訪者近一年有過自殺想法。
值得回溯的是，一名跨性別者怎麽會陷入這樣的境地？
在家庭關係方麵，鹿蘋結合自己的觀察向澎湃新聞介紹道，父母在知道孩子是跨性別者之後，可能由於缺乏了解，會與孩子產生比較激烈的對抗；而跨性別個體沒有足夠的社會經驗去應對家庭的排斥，可能會被迫離家出走、遭遇嚴重家暴或被送去進行同性戀治療。
《2021年全國跨性別健康調研報告》顯示，92.4%的跨性別者在18歲以前開始對性別認同產生自我覺察。在知曉受訪者的跨性別身份後，父親或男性監護人反對的比例占55.7%，母親或女性監護人反對的比例占49.5%。
在成長期間，跨性別者還麵臨校園霸淩問題。2021年調研報告顯示，即使在隱藏身份比例極高的前提下，有40.2%的受訪者報告遭遇了校園霸淩，包括遭到孤立或排斥、被散播謠言、被起不好聽的綽號、被當麵嘲諷或辱罵等。
“如果有幸度過這一段，到了求學畢業，跨性別者變性後可能麵臨修改學曆證明性別的困難，”鹿蘋說。北京同誌中心的《2017年中國跨性別群體生存現狀調查報告》顯示，36%的跨性別受訪者在申請變更文憑和教育證書中的性別時遇到困難，12%被拒絕。這會影響他們求職。
再推進到工作，2021年調研報告顯示，有過工作經曆的3381位跨性別者的失業率約為城鎮登記失業率的2.7倍。有34.1%的跨性別者曾因跨性別身份而遭遇過職場歧視，最常見的是被拒絕錄取。30.7%的受訪者年收入低於1萬元。
鹿蘋覺得，“跨性別者麵對的很多問題源頭是不理解和歧視。跨性別者越被歧視，經濟狀況越糟糕，精神狀況可想而知。”
攔在父母和孩子之間的門
與其他環境，如校園、職場相比，性少數在家庭中完全或部分公開身份的比例最高。但與此同時，家庭中對性少數的歧視發生率也最高。
對於靈兒來說，和父母的關係是她內心的隱痛。她已近1年沒有和父母聯係，說自己有時會夢到他們。8月的一個雨天，她回想起自己6月的夢境——同樣是雨天，回到老屋，父母沒有指責自己。律師問過她要不要起訴父母，她表示不要，擔心二老接受不了此事。
8月5日，澎湃新聞記者陪同靈兒去了她的家鄉青龍縣。
青龍縣城
青龍縣是少數民族自治縣、原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位於河北省秦皇島市、燕山東麓，距離秦皇島市區約90公裏。
靈兒的家是位於縣城的平房，趟過地麵積水，靈兒走到老宅邊上。敲門之前，她表現出抗拒，“沒用的”，她覺得父母不會接受自己。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2年調查報告，推測在亞太地區，15歲以上的跨性別者有千分之三。假如按此比例推算，擁有55.4萬人口的青龍縣可能有超過1500名跨性別者。
在靈兒的回憶裏，她2021年年底向父母坦白，自己想做一個女孩子。父母表情嚴肅，堅決反對。
她在家裏服用激素類藥物，發現自己的胸部在變大，感覺父親看她的眼神有厭煩和惡心。一年夏天，她穿著一套運動衣，衣服是白色的、帶兔子耳朵，配粉色長褲，記得父親看到了特別生氣，動手拽了自己。靈兒說，在家鄉，她這樣的人被稱為“二椅子”，意思是不男不女的，沒陽剛之氣。
屋門被敲響，靈兒母親戴著金絲眼鏡開了條門縫，聽說我們的來意後，表現出強烈抵觸。她壓低嗓子說，家裏有老人，都是病人，沒讓靈兒進家門。她向我們表達自己的想法：靈兒自己做選擇，後果自己承擔。
三分鍾內，老屋的院門“??嘭”的一聲被重重關上，攔在父母和孩子之間。
靈兒又去了姑姑家。看到她目前的女裝，姑姑愣了一下。靈兒說自己隻想跟男的結婚，姑姑說，“你本身就是男性，還跟男性結婚，這是啥做法？”
姑姑記得，靈兒的父親去年說了她兩句，之後靈兒就走了，給她打電話沒接。這一年來，靈兒的父母不會向別人提起靈兒，“要是別人問孩子做什麽工作，他們也不知道啊”。姑姑在靈兒向父母出櫃那年去他們家勸過架，這一次靈兒上門，她繼續勸她對父母多些體諒。
在一次演講中，北京大學第三醫院跨性別醫療團隊的醫生潘柏林說，跨性別孩子的父母往往會經曆這樣的心理過程：否定-懷疑-審視-扭轉-絕望-放棄。在他們團隊的醫療步驟中，和跨性別者的家人溝通、心理疏導是重要的一部分。
潘柏林提到，他在工作中總是需要回答家長的“靈魂三問”：我的孩子到底怎麽了？我的孩子為什麽會這樣子？我的孩子到底能不能恢複正常？
潘柏林說，“跟家長解釋這些問題其實不太容易，往往一說一個多小時就過去了。家長在診室裏哭了一鼻子，把我桌上的抽紙都用光了以後，還是問我：大夫，我的孩子到底能不能變回來？”
50多歲的林林就是一名跨性別者的母親 ，她說自己真正接納孩子是在孩子向她坦白的5年後。
孩子向她出櫃後，她先有自責，覺得孩子會這樣有自己教育的問題，後來想糾正孩子的自我性別認同，跟孩子商量能不能試著和異性交往。一段時期內，她和孩子有過冷戰、口角、對抗。
直到孩子對身份認同產生嚴重的認知障礙，產生反複失眠、抑鬱、自我攻擊等症狀後，林林心疼孩子，便嚐試著開導。她感到壓力很大的時候，就去尋求親人的支持，同時也自己補充相關知識，慢慢學著接納孩子。
在孩子的建議下，她加入了“出色夥伴”（原同性戀親友會）。在這裏，她觀察到，不僅是跨性別者，家長也有困惑，也會陷入困境。性少數者的家長往往有著相似的、難以邁過去的坎。
一個是麵子上過不去，不敢和別人說，不知道怎麽麵對家人和朋友。“有的家長提到很害怕去參加婚禮，害怕周圍的朋友、同事問自己，你的孩子耍朋友沒？”有的家長慢慢不跟人社交了。
有的家長本來給孩子規劃了人生，比如兒子長大要戀愛、結婚、生子。但是突然之間，計劃就被打破了，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孩子不可能成家、育兒，那麽孩子老了以後怎麽辦，誰來陪伴？
也有家長擔心自己的孩子在工作中受人歧視，遇到霸淩，遇到困難。
真正的幫助
那對跨性別者和他們的家人來說，怎樣做才會有幫助呢？
從醫療手段、緩解性別焦慮角度來說，潘柏林說跨性別的醫療是一個多步驟、多學科協作的過程。他發起了國內第一個“跨性別多學科綜合門診”。在他提供的跨性別臨床診療與基礎護理指南中，有四個步驟，明確診斷、自我探索與精神支持、內分泌治療、性別重置手術。
潘柏林說，沒有哪一步是必須要進行的，會根據實際情況來謹慎判斷。比方說，內分泌治療可以讓TA接納自己，緩解焦慮，那就可以不用做手術。
林林說，如果孩子向家長出櫃，家長可以先了解相關知識，也可以帶孩子看心理醫生，但一定要去正規醫院。“好多家長覺得（同性戀、跨性別）這是病，不能接受，但醫生會告訴他們這在醫學上已經去病化了。”
她建議，家長可以和孩子坐下好好聊一下，孩子什麽時候開始認為自己不同，不同在哪些方麵，這樣也能幫孩子梳理對自己的認知。家長可以繼續觀察了解，也可以進家長群傾聽其他家長的故事，一些情況可以在群裏請教，大家討論溝通。
一些組織可以為性少數者的父母提供幫助。出色夥伴是國內的性少數親友會，通過同誌親友熱線，為性少數父母提供陪伴、傾聽、解惑。國外有類似Strong Family Alliance（堅強家庭聯盟）、The Rainbow Project（彩虹計劃）的非營利組織為性少數者的父母提供幫助。
以堅強家庭聯盟為例，網站上有跨性別家長指南，告訴父母孩子麵臨的風險、自己可能經曆的階段、孩子的出櫃階段、對跨性別者常見的誤解、變性方式、需要理解的術語。
最後能不能接納，林林覺得要看家長自己。林林說，“孩子走過那麽長、黑暗的‘櫃子’之後，能走到你麵前可能已經是用盡了全身的力氣。你可以暫時不接納，但也不要去傷害他。”
除了這些，鹿蘋提到了對跨性別者的兜底網絡。在美國洛杉磯，一個跨性別者離家出走後有完整的社會支持係統。據洛杉磯LGBT中心官網信息，他們為18-24歲無家可歸的青少年提供多項住房計劃。跨性別經濟賦權項目（TEEP）為跨性別、性別多元化和雙性人提供就業準備和職業發展服務，可以為他們聯係包容性雇主。
鹿蘋說，“隻要你想獨立去生活，想去工作，這個體係能很好地支持到個體。”
無論是專業醫療、家庭支持、還是社會兜底，這些都是社會可能呈現的包容。
接納可能是能做到的第一步。一起2019年的跨性別者勞動糾紛案，當事人在做了性別重置手術後，被公司解除勞動合同，且公司發給當事人的函件中稱其為精神病患者，法院最終判定公司解除勞動合同的行為違法，二審法官在判決裏寫道：
“我們習慣於按照我們對於生物性別的認識去理解社會，但仍然會有一些人要按照自己的生活體驗來表達他們的性別身份，對於這種持續存在的社會表達，往往需要我們重新去審視和認識，這種重新審視和認識或許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但確實越來越多的人選擇包容，我們也確有必要逐漸轉變我們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