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衝突下，烏克蘭代孕業正在成為女性地獄

烏克蘭是世界代孕服務重要提供國之一，也是少數允許為外國客戶提供代孕服務的國家之一。和平時期，代孕產業就實際麵臨眾多倫理問題，為代孕媽媽以及使用代孕服務的家庭帶來諸多風險：棄養、胚胎被挪作他用、身體剝削、健康風險等等。跨國代孕同時還麵臨複雜的法律問題和行業監管問題。對於代孕出生的兒童來說，自身的權益也極難保障。2022年2月俄烏衝突爆發又為代孕媽媽和家庭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隨著安全局勢惡化，烏克蘭代孕行業中的風險和弊端也變得更加難以忽視。

被迫轉移的代孕母親

2022年2月24日，俄烏衝突爆發，烏克蘭姑娘瑪麗娜（Maria）和納塔莉亞（Natalia）已經在烏克蘭小鎮利沃夫居住了一周。她們剛剛成為代孕母親，都懷孕了。她們是應合作的美國商人要求，從烏克蘭首都基輔轉移到了這裏。瑪麗娜是一名高挑、時尚的女性，曾是一名美甲師。她希望能通過代孕實現買房，這是她和修車工丈夫難以實現的目標。2021年8月21日，她為一對北美夫婦植入了兩個胚胎。美國公司Delivering Dreams International Surrogacy Agency的代孕母親通常每年收入約為1.8萬美元，但由於她懷的是雙胞胎，她將獲得幾千美元的額外獎金。在烏克蘭，一名普通的教師一年的工資不到這個數額的四分之一。

瑪麗娜在火車上遇到了納塔莉亞，一名平靜、熱情的女性。兩人住在同一個車廂。她們高興地發現她們有很多共同點：她們都來自烏克蘭東南部，並且都有兩個孩子，年齡也有些重疊。烏克蘭法律要求代孕母親必須已經成功分娩過。瑪麗娜的丈夫和孩子們已經來到基輔；納塔莉亞的家人則仍在東南部和她的丈夫在一起。兩人在火車上愉快地交談，對各自的選擇表示理解和同情，最後在利沃夫成為臨時室友。

衝突爆發首日，兩人的電話幾乎同時響起，把她們從睡夢中叫醒。納塔莉亞的一個家人打來電話告訴她衝突已經爆發。納塔莉亞立即給一名表親打電話，詢問他知道什麽。“我不能說話，我有一個其他線路的電話，但我會馬上回電，”他說。但這名表親沒有回電。在接下來的幾周裏，娜塔莉亞完全沒有收到他的消息。

瑪麗亞的丈夫也打來電話說衝突已經開始。俄羅斯士兵已經進入了烏東地區。瑪麗亞的丈夫和孩子當時在烏克蘭東南部靠近赫爾鬆市，孩子們的祖母也住在那裏。他們原本打算暫住後返回基輔，但現在出城會很困難：當時赫爾鬆周圍的戰鬥非常激烈。這後來成為烏克蘭第一個被俄羅斯占領的城市。瑪麗娜感到極度痛苦。由於衝突爆發，她與孩子不得不分離。

瑪麗娜和納塔莉亞在轉移到利沃夫之前，她們在Delivering Dreams要求下轉移到基輔，以便接受更好的照護。隨著衝突可能性增加，Delivering Dreams將包括瑪麗娜和納塔莉亞在內的13名代孕母親轉移到這個遠離任何可能衝突的城市。這些代孕母親大多來自衝突最激烈的東部地區。她們通過Telegram關注前線的新聞，有時也收到親人的噩耗。Delivering Dreams創始人蘇珊·凱爾什-基布勒（Susan Kersch-Kibler）表示，許多使用代孕服務的家庭堅決要求她旗下的代孕母親離開烏克蘭，去往波蘭，以確保代孕母親和她們所懷的孩子的安全。這可能意味著這些代孕母親不得不再次轉移。

烏克蘭為何成為國際代孕中心

盡管當前代孕技術已經非常發達，但明確允許國際代孕的國家數量正在下降。這主要是出於倫理的考慮。女性主義者對代孕的倫理問題看法不一：一些人認為女性參與代孕是經濟自主的一種方式，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代孕是一種生育脅迫：如果成為代孕母親是唯一能讓家庭擺脫貧困的途徑，那麽一個女人是否真的可以說她在選擇成為代孕母親時有自由？同時，這種交易也在將生孩子這種人類最深刻的經曆商品化。

對販賣人口和剝削的擔憂促使印度在2019年通過了一項法律，正式取締了估價230億美元的代孕產業。柬埔寨、泰國和尼泊爾也曾經是尋找代孕母親的外國人常去的目的地。這些國家也對這種做法進行了法律限製。在許多其他國家中，唯一允許的代孕形式是本國國籍之間的代孕，而且不得包含金錢交易。

在允許國際代孕的國家中，以色列代孕費用約為7.5萬美元，遠高於烏克蘭的4到5萬美元。在美國，這項費用在10到20萬美元之間。鑒於差異，許多渴望擁有生物學孩子的父母選擇前往烏克蘭，這裏有明確的指導方針，明確承認預期父母擁有所有合法權利，且隻要能證明她們已經用盡其他方式懷孕的可能性或懷孕會對預期母親構成風險，她們的名字會立即列在出生證明上作為父母。

“烏克蘭不允許同性戀家庭或單身父母與代孕母親簽約，因此這兩類需求人群往往會選擇俄羅斯。在俄羅斯，單身父母可以聘請代孕母親，而同性戀家庭可以讓伴侶中的一方簽署合同，伴侶中的另一方隨後在本國通過收養的方式成為孩子的監護人，”美國領養與輔助生殖律師學會的主任尼迪·德賽（Nidhi Desai）解釋說。

由於各國限製國際代孕，各機構都急於利用烏克蘭市場。在衝突爆發前，烏克蘭每年進行大約3200次代孕手術。通常，選擇代孕的家庭飛到烏克蘭，與當地診所合作，進行胚胎受精，然後將胚胎植入代孕母親的子宮中。選擇代孕的家庭會與代孕母親建立聯係，定期發送短信，甚至飛來拜訪她。選擇代孕的家庭在九個月後會飛回烏克蘭，或者在所有各方同意的情況下參與分娩，或者接收新生兒並將孩子帶回家。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這種國際代孕安排也可能充滿困難。選擇代孕服務的家庭也會因此麵臨諸多製度和法律問題。

代孕母親權益無法保障

俄烏衝突也暴露了代孕安排中的諸多倫理緊張。代孕母親在這種安排中是將整個身體的權利都簽了出去。人權組織La Strada-Ukraine副主席瑪麗娜·列根卡（Maryna Legenka）質疑在衝突期間代孕的安全性。 “烏克蘭今天沒有安全的地方，”她說。“所有診所都麵臨著非常嚴重的安全問題。” Delivering Dreams的情況並非個例。La Strada-Ukraine支持了數百名代孕母親。根據列根卡的說法，大多數烏克蘭人並不認同代孕業務，對選擇代孕的女性存在汙名化。“絕大多數代孕母親隱瞞她們參與代孕母親項目的事實，甚至經常向自己的家人隱瞞。” 一些代孕合同還對女性的行為有很多限製，包括禁止她們提起超過三公斤的物品，以及其他指示，如飲食要求。“代孕母親合同的限製性質旨在減少流產的風險，通常禁止她們抱自己的孩子或提購物袋，”她說。

與此同時，數千名烏克蘭年輕女性依靠生育行業維持生計。據曾擔任代孕母親的女性稱，代孕機構BioTexCom通過公交車廣告、社交媒體，並雇傭代理人在烏克蘭各地招募年輕女性。德國媒體WELT采訪了7名BioTexCom的烏克蘭代孕母親，其中大多數人表示，她們後悔自己的決定。

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遺傳學與社會中心副主任凱蒂·哈森（Katie Hasson）多年來一直專注於人類遺傳和生殖技術的倫理問題。她表示，隨著代孕成為主流生育實踐的一部分，代孕已成為一個熱門話題。“關注女性健康和女性權利的倡導者們都對烏克蘭缺乏保護代孕母親和卵子提供者的法規表示嚴重擔憂，”她說，“這確實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更具體地說，哈森表示，BioTexCom和其他全球代孕公司提供的一些醫療程序對女性構成了重大健康風險。將多個胚胎植入代孕母體以增加成功懷孕的機會，或因為準父母想要兩個孩子，她說，這大大增加了嬰兒和代孕母體的並發症風險。

烏克蘭在2022年6月獲得了歐盟候選國地位。這可能是推動官員進一步監管該行業的一個壓力點。烏克蘭正在增加對代孕實踐審查的步驟。2023年4月，擬議的立法草案提出禁止外國人代孕。烏克蘭的醫療委員會正在審查這一草案。但在衝突沒有盡頭的情況下，這些事項的優先度更低。而現行的烏克蘭法律既不能保證母親的權利，也不能保護兒童的權利。總體而言，這一領域幾乎沒有監管。因此，不道德的診所從中受益。

盡管多年來，歐洲人權法院已經審理了許多關於代孕的案件，但是歐盟以及各成員國對於代孕沒有共識。在過去十年中，荷蘭海牙的國際法律專家努力製定框架，更不用說實施全球貿易的法規。2021年2月，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支持“維羅納原則”，以製定保護通過代孕出生兒童的指導方針。同樣，在2022年5月，歐洲議會譴責代孕，並在關於俄烏衝突的報告中呼籲采取“具有約束力的措施”來保護女性和兒童。但實際上，很少有措施來賦予代孕母親權利、保護兒童或監管該行業。歐洲委員會的一名新聞發言人表示，代孕不在其職權範圍內。“歐盟沒有權力通過立法來協調國家法律，特別是家庭法和代孕母親協助人類生育的方法，”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