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間工廠生產線上的女工。
“今年40多歲了，幹了二十多年，從年輕的小夥幹到現在中年。燃氣改革前收入還可以。但是改革後，把車子和以前業務貼進去給政府指定的公司打工，車子維修、吃飯和房租都不管，每個月才三到四千塊錢，根本沒法生活，” 湖南長沙的送氣工伍先生對美國之音說。
據伍先生介紹，湖南長沙的燃氣改革今年5月開始，工人們發現改革的結果竟然是對他們敲骨吸髓，憤怒之下就發起了抗議示威，當時政府官員一度作出保證，可是後來又反悔了。現在已經有一千多名送氣工加入了罷工隊伍，至今十多天了，什麽問題都沒有解決。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勞工糾紛不斷增加。根據勞工組織的調查報告， 2024年工人抗議事件頻仍，今年上半年共收集到719起工人集體行動事件，高於去年同期的696起，。甚至高於去年同期，除了占比最多的建築業和製造業外，還有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的工人抗議。
習近平的改革就是壓迫下層民眾
專家指出，中國勞工糾紛主要來源於工廠搬遷潮和縮小生產規模，而中國官方的政策依然以打壓工人為主。很多工人表示，他們求助無門，維權困難。觀察人士說，看來習近平所謂的改革就是進一步壓迫下層民眾。
8月23日，湖南長沙的伍先生從抗議現場給美國之音發來視頻。一則視頻顯示有十幾名送氣工堵在當地的燃氣一級站，他們用鐵鏈鎖住自己的脖子並連接在一起來以示團結。
伍先生略顯激動地對美國之音說：“送氣工已經被逼上梁山了。當地武警和特警都出動了，他們知道沒理，不敢強製驅離。他們的背後太強大了，湖南本土律師不敢接我們的案子，叫我們去北京請願。”
湖南長沙送氣工人帶著鐵鏈示威，抗議當局的燃氣改革使他們入不敷出。（抗議人士提供）
在湖南的送氣工抗議所謂“改革”的同時，遠在河南洛陽的環衛工人也在進行示威。
“8月15號那天，一百多名環衛工人跑到伊濱區的開拓橋上，抗議拖欠工資。看到很多一把年紀的人頂著大太陽在橋上，心裏真不是個滋味，”河南洛陽的劉先生告訴美國之音。
一位當地的環衛工人對美國之音說：“我們已經8個月沒發工資了，家裏生活困難，沒有其他收入，上有老下有小，孩子還急著交學費。政府把我們推給環衛公司，環衛公司不給我們解決，我們走投無路，隻能堵大橋來討個說法。”
據知情人士披露，近期中國多地出現了拖欠環衛工人工資引發的抗議和罷工。8月16日，河南許昌長葛的環衛工人們為了拿到拖欠的薪水，駕駛清潔車堵了環衛公司森源集團的大門。上個月，廣東東莞的環衛工人因為不滿環衛公司的降薪，連續罷工數日，導致垃圾堆積如山，臭氣熏天。
內外交困大環境下勞工抗議增加
據中國勞工通訊發布的報告，製造業及重工業的討薪、搬廠和倒閉抗議比去年同期更多，有233起（32.4%）。今年上半年占最大比例的抗議仍是建築業的工人討薪，一共收集到344起事件（47.8%)。
中國勞工通訊研究員周艾丹(Aidan Chau)在回複美國之音的郵件中指出：“我們從去年 3 月開始收到更多的製造業抗議案例，但這一趨勢今年仍在繼續。所以這解釋了為什麽與 2023 年上半年相比，我們今年的案例相對較多。製造業的大多數案例與外國訂單減少和工廠搬遷有關。”
在廣東深圳做廠房中介的劉女士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當地廠房供大於求，行情不好。有實力的搬走了，沒實力的縮小規模。現在不光是租的降價，買賣的廠房也降價了。每個地方價格不同，一樓從25到45每平的都有，樓上15到30每平都有。買的話深圳龍崗寶龍有8000多一平，之前賣一萬多。”
中國勞工觀察創始人李強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勞資問題麵臨兩個方麵，一個是中國國內的原來通過房地產擴展經濟的方式不可持續；在外部的話，麵臨西方對中國的製裁，再加上中國本身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所以說中國經濟上麵臨很大困境，特別是在勞工問題上麵，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勞資糾紛不斷，很大部分都是企業外遷，有些企業關掉工廠，他們遷廠，裁員。”
來自貴州的沈先生，今年29歲，初中畢業，父母離異，十幾歲就一個人出來闖蕩。
“目前在溫州做鞋子（鞋廠工作）。現在停工的時候沒事幹就躺平而已。家裏也就自己一個人。不打算結婚生子的話還是蠻好生活的。現在的人太卷了點。上班的廠裏有些成家生孩子的，一天工作起碼15個小時以上，一個月就休息一天。看著都怕,” 他對美國之音說.
沈先生表示，現在幹一天活拿一天錢。“一天180，沒啥保障。這邊100個廠也不一定有一個廠交五險一金。頂多就交個五險。能給交個五險的廠都是那種知名大廠。從來沒聽過哪個鞋廠交什麽五險一金的，他說。
中國房地產業的不景氣，除了對勞動密集型的一線建築工人造成影響，也波及到了技術型的白領工作崗位。湖北的建築設計師李先生對美國之音說：“建築行業不景氣，很多設計院無新項目可做，強迫設計師停工待崗。隻發幾百元的生活費，很多人除了房貸和車貸，還要養家糊口，這點錢怎麽可能夠呢？說白了就是變相讓員工主動離職。”
“前幾天，武漢的一家設計院宣布從8月19日開始停工停產6個月，28名硬氣的設計師在收到通知後的第二天，就向集團總部抗議，拒絕停工停產，還集體申請了仲裁，” 李先生告訴美國之音。
中國勞工觀察的李強指出：“裁員有時不是直接讓你走掉，它是不讓你加班，或停工停產。中國很多罷工都是不讓加班，工人要加班。很多工人來自四川或邊遠地區，他們跑到廣東，背井離鄉的主要目的就是賺錢，因為他們不帶老婆和小孩，或者和老婆分開住，出來就是為了賺錢，沒有加班等於讓他們沒有積蓄了，不讓他們加班，等於變相將他們裁掉。”
中國勞工通訊研究員周艾丹表示：“工廠在財務不穩定時使用各種方式強迫工人離開並延遲支付工資，削弱了工人的團結。另一方麵，應該對其供應鏈負責的外國品牌並不了解勞資衝突，因此他們很少介入解決問題。”
農民工討薪遭遇踢皮球
來自雲南的田先生，今年32歲，在老家有老婆和孩子。
“2023年8月，我被韓姓老板叫去湖南長沙市長沙縣一個項目幹外牆塗料的點工，幹了三個月活，老板說年底結算，可是一直拖到現在都沒有結，也不回微信。甲方說錢已經結了，但是總包和分包公司一直推諉，不知道有什麽矛盾。也打過12345政府熱線請求援助，但是一直沒有結果，”他告訴美國之音。
田先生還說：“一萬多塊錢，對公司來說不算什麽，但是對農民工來說一家人好幾個月的開銷。不要把好人逼成壞人。”
在浙江打工的江先生是建築工地的鋼結構工人，他對美國之音說：“工地上沒辦法的就是天氣條件不太好，看天吃飯嘛，都是做一天有一天，能養家糊口，也有一些夢想但條件不允許。拖欠工資都是家常便飯了，還是會遇到一些不幹人事的老板，人影都不見了。我有幾個老鄉被拖欠了工資，四處維權都沒用，最後實在沒辦法，打地鋪睡在勞動監察大隊的門口抗議，才有人來問事。”
拖欠農民工工資在中國一直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2019年底，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簽發了《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其中提到“逾期不支付的，向勞動者加付應付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百分之一百以下的賠償金；涉嫌構成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及時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廈門包工頭對美國之音說：“現在就是工程都得墊資，然後回款不及時，很多包工頭家破人亡。不把工人的工資付了，不然要抓去坐牢，下麵有《農民工工資保護條例》，上麵沒來錢。”
他還表示：“接工程一般都是先幹活，再算錢，再拿錢，很難確保拿到錢。自己也有欠款沒有收到，已經向勞動監察、建設局和信訪局投訴。目前有車貸、房貸、信用貸。兩個小孩。還有一個公司，底下還有人。錢回不來，也是扛不住。”
中國勞工觀察的李強先生表示：“包工頭墊資接工程比較普遍，他拿的政府工程，建築公司付不了款也是比較常見，但是它涉及人群比較少 ，因為有些就是十幾個幾十個小的包工頭，大包工頭還沒有，比如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類似的這種案子，這種案子是非常多的，但是每次出來的就是十幾個人，不像一個工廠涉及幾千人。它的頻繁率比工廠要多，但是占中國整個經濟比例還是比較小的。”
李強還指出：“包工頭有些拖欠幾年的都有，每次涉及人群非常少。包工頭它也不是不付，等於就是給你拖，有些工頭帶的農民工都是一個鄉的，都是認識的，很少招外地的，所以它從總體來講，有些時候拖好幾年，最後有些工人還是拿到一部分錢。因為它是政府撥款嘛，政府撥款的話，總的來講如果賬麵清楚，總的來講這個錢還是要付的。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政府拆遷項目，財政上就沒錢，這個有影響。”
中國勞工通訊研究員周艾丹也表示：“對於建築工人的抗議，工人麵臨的主要困難是承包商將責任推卸給他人，通常說他們沒有錢支付工人的工資，而工人對這些公司的實際財務狀況一無所知。”
一位自稱本科畢業，由於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無奈進工廠打工的匿名工人對美國之音說：“正常離職，無故被扣了工資。維權沒什麽用，勞動監察部門隻是幫你和企業協調，不滿意讓你去法院起訴，可是我們勞動者耗得起嗎？”
中國勞工觀察的李強指出：“勞動者沒有辦法維權，就是抗議、示威，要不然就罷工，在中國實際上沒有辦法，政府現在這個政策實際上還是以打壓工人為主。中國的工會也沒用，國家擴展工會在地方的影響力，其實還是沒什麽實際用處。”
事業部門也出現抗議示威活動
據中國勞工通訊披露，今年上半年，教育及黨政機關的抗議事件搜集到各8起和6起（加總約占2％）。這些事件大多來自教師罷工，不滿學校拖欠工資。此外，中國北部、東北部一些與政府相關的機構，例如林場、自來水公司、糧食局等拖欠工資的情況也引起職工抗議。
今年中國的《政府工作報告》依然提出，各級政府要習慣過緊日子。早在2021年，中國各地都傳出公務員減薪的新聞，尤其是經濟發達的沿海省份如江蘇、浙江、廣東、福建等地。去年7月中旬，中國多個社交平台盛傳廣東省政府宣布公務員降薪25%的消息。近日，上千名哈爾濱退休鄉村教師在當地教育廳抗議維權。
李強指出：“中國勞工糾紛的影響不會很大，中國的控製是非常大的。中國對軍隊、警察的福利還是很好的，現在動的是事業部門事業編，地方教師這一塊，它執政的工具這一塊是沒有動的。而且中國是一個很大的經濟體，它還是可以支撐的，從很多地方它還是可以去把它剪掉，做一些扶貧，最低生活保障它還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說它還是慢慢的一個衝擊，緩慢的過程，不知道哪一會兒會崩潰，別的東西崩潰了，勞工問題會起一些作用。如果完全是勞工的事情，我覺得它還是有很多低保的方式來安撫這些工人，” 李強補充說。
李強先生指出：“整體來講，我覺得現在還沒惡化到很嚴重的程度，抗議基本可控，當然我們要一直關注，可能要一兩年以後，才知道什麽時候到底，現在還不知道到底是什麽程度。中國就業的人數越來越少，肯定受影響，什麽時候到底，還不清楚。”
“被解雇和欠薪的工人中，相當一部分是工齡長的工人，他們希望拿回欠薪和社保金，因為他們希望退休後有保障。考慮到工作越來越少，而且他們年紀越來越大，他們在工廠和建築工地工作越來越困難。年輕工人要麽感到有壓力要贍養退休的父母，要麽麵臨與年長工人更激烈的競爭。無論哪種情況，政府都需要處理更多沒有得到養老金和社會安全網充分保護的年長工人群體。官方工會需要在勞資糾紛中主動代表工人。外國買家也應該盡職調查，確保當地供應商遵守與養老金、工資支付和經濟補償有關的勞動法，” 中國勞工通訊研究員周艾丹說。
工廠老板也參加維權示威
中國除了工人維權現象日益普遍，一些工廠老板也麵臨維權難題。從今年5月起，拚多多海外版Temu因為不合理罰款和扣留貨款引發了商戶的多輪抗議。
廣州奧園拚多多總部，Temu商家舉行維權抗議，安保人員試圖控製局麵。（抗議人士提供）
在廣州做服裝生意的劉先生，目前也是Temu的供貨商，他因不滿Temu的罰款而加入了維權的行列。
他說：“2022年開始和Temu合作，2023年底出了售後罰款合同，2024年1月份把2022年到2023年整年所有售後，1.5倍到5倍的資金去罰，罰款沒有憑證，被押的資金也沒有理由。一罰都是幾百萬上千萬，一些商家直接就破產了。”
劉先生表示：“現在每個星期的星期一廣州奧園都有人，有的時候幾百人，有的時候一百多人，現在告不了它，因為合同寫的要到愛爾蘭去告，要通過香港的法院才能告到愛爾蘭，香港開個庭請律師要30萬人民幣。還有不能集體訴訟，隻能一個一個訴訟，所以告不了它。奧園不承認它是Temu公司總部，它隻承認是第三方服務商。”
“周一（8月26日）那個跪下來的商家做了2500萬的營業額被罰了1000萬，工人把她告到勞動局去了，100多號人的工廠，現在已經有十幾個工人把她告到勞動局了，” 在廣州做服裝生意的劉先生告訴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