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科技大廠的人,都去哪兒了?](/data/news/202409/01/d94afceb7a72220443b288d6844f43fd.webp)
他們站在人生“十字路口”
圖由騰訊元寶根據文章內容繪製
大廠,覆蓋的範疇正在擴大,以百度、騰訊、阿裏巴巴、美團、拚多多、京東、快手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被稱為這個時代最引人注目的“快車”,但隨著環境的變化,大廠的範疇又不限於互聯網,房地產、手機通信、科技企業、快消等領域皆有“響亮”的“廠牌”。
大廠,似乎也正在跌落“神壇”。以往,他們是最炙手可熱的“就業池”,平台大、薪酬高、人脈廣、發展空間大……這些標簽帶給入職的人一定身份“光環”,但光芒並不持久,實際狀態往往沒有最初那般理想化。有人在企業“降本增效”中被優化,有人在投身一段時間之後,決定逃離無限且無效的內卷狀態。
《IT時報》記者對話了數名從不同領域大廠離職的員工,在房貸、生存等多重壓力下,他們深呼了一口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決定重新布局自己的生活,然後尋覓心中的那片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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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Plan B,還得有Plan C”
8月26日晚20:11,李文彥(化名)到達深圳市某跳海酒館(麵向年輕人的精釀酒館)的施工現場,這是他接下來的轉型路徑,所以尤為關心項目的進度。2023年,跳海酒館受到媒體關注,因顧客黏性高的特點,被消費者稱為“城市年輕人的庇護所”“互聯網人收容所”。或因如此,李文彥決定進軍這片“藍海”,他說:“找點小項目,試試看。”
李文彥是個80後,他的第一段職場經曆是海外留學時,在韓國的LG做管培生,後因一些客觀原因回國,創業失敗後入職了萬達。不過,工作時長沒有突破“三年之困”。
“當時事業部解散,我被迫調崗,因為不想去北京,所以選擇了離職。”李文彥告訴《IT時報》記者。此後,他又去了萬科總部的一個二級集團,職級是中層管理崗。和上一段經曆相似,公司自2022年開始釋放出優化員工的信號,產品研發、外包崗陸續有人被裁,直至優化之風吹到他所管轄的分支機構。
最後,“剩我自己了。”電話那頭的李文彥平淡地回憶那段經曆,但事實上,彼時的心情並不好受。“工作狀態很卷,可你根本不知道在卷什麽,哪怕卷的事情有結果,可能也不會被認可。”他說,“尤其遇到一些業務轉折點或是要散的時候,如果沒有‘抱’到牢靠的大腿,基本上就會陷入一個非常難受的狀態。”2023年年初,李文彥離開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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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彥常提“試錯”一詞,後續的經曆與之也有直接聯係。
離開公司後的他,以底薪配股權的形式進入一家創業型公司,四個多月後,公司資金鏈斷裂,再度出局。此後,因為喜歡音樂,李文彥又入職一家智能樂器領域的公司,但好景不長,三個月後公司再度陷入“難產”。
和記者通話前,李文彥剛和一位老同事聊完。這位同事離開原公司後入職一家地方小地產公司,原本以為是“降維”工作,沒想到現在也倒閉了,甚至還拖欠了工資,“落差比較大”。
薪水直線下降(大廠時期是小公司的2~3倍)、公司體製流程相對不健全、專業性欠缺等等,都是大廠人入職小廠之後的不適應。但中年人又往往“壓力山大”,“孩子教育、供車、供房。”李文彥無奈地笑了笑。
這幾年,房地產整體不景氣,找工作不是件輕鬆的事情。“行業已是‘夕陽紅’,很少再有像以前那樣好的Offer;其次,腰部企業有一定顧慮,怕我們水土不服,不敢用;再次,是年齡門檻和關係屬性。”現在,自由職業已在李文彥的計劃當中,不怕“折騰”的他是微博第一批KOL,目前也在嚐試做抖音、小紅書等新媒體賬號。對他來說,喜歡音樂,已經倒閉的智能樂器公司成為過去式,但正在施工的跳海酒館是他的Plan C,已成為他的當下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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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標簽帶來的優越感”
鄭博文(化名)是名95後,來自山西,畢業於北京大學。擇業期間,他順利“上岸”某省廳公務員,卻又放棄了該Offer,選擇了互聯網大廠。畢業幾年間,先後在騰訊和字節跳動就職。
在他的小紅書賬號內,有這樣一句話——“最好的學曆變現,還是按照自己喜歡的生活,過完這一生。”發帖時間是今年3月。此前的1月,鄭博文主動“逃離”了大廠。
“畢業後一直在工作,我想停下來,做自己的事感受一下。”鄭博文覺得大廠的“螺絲釘化”比較嚴重,覺得“沒意思”。
逃離大廠,鄭博文也嚐試入職創業公司,但很快就離開了。在他看來,大廠優厚的福利待遇容易給員工慣一些“壞毛病”,對於節衣縮食的小廠,往往有種天然的“俯視感”。
離職後,鄭博文依托互聯網平台做了一些創業項目:第一類是視頻號帶貨方麵的培訓產品,即教別人帶貨;第二個是教育培訓和留學輔導,比如輔導大學生、碩士、博士,輔導他們如何順利發刊。
“8個月過去了,還順利嗎?”麵對記者的提問,鄭博文坦承,沒那麽順利。帶貨培訓需要解決的一大問題是如何持續穩定地獲得流量。鄭博文和搭檔也曾模仿過一些爆款視頻,效果卻不理想,隻能說賺了點小錢,所以沒能堅持下去,於是才有了第二類產品的誕生。
“收入不是特別多,甚至還沒有打工期間多。”正處於創業期的鄭博文,每天比在大廠時更加忙碌,但也更加迷茫:脫離原有平台比較豐富的資源後,資源隻有“自己”,同樣,沒有了大廠的光鮮身份,有些事情的完成變得不易,更不用說,自己欠缺的技能還有很多。
“要告別標簽帶來的優越感。”鄭博文直言,TOP 2的大學,TOP 3的互聯網大廠,讓他不自覺高估了自己的價值,以為是自己的能力決定了一切,但真正出來後卻發現,一個人獨立和市場進行交易的價值,要小很多。
魯莽、成長和視野,是鄭博文為自己過去這段經曆提煉出的三個關鍵詞。魯莽,在於他沒有意識到創業的難度很大,因此,這是一段痛苦的成長,但創業接觸的信息、環境、人以及觀念,卻也開拓了他的視野。
如今,鄭博文決定為自己的未來賭一把。先回到打工體係,保證自己的生存,同時利用業餘時間做副業,沉澱資源和資產,最終目標還是自己創業,“任何事情都要從0開始搭建,但不賭就永遠沒機會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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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攢夠錢再考慮Gap”
張晗琳(化名)回複消息的時候,上海是清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則是深夜。2023年,過完25歲生日後,她踏上了荷蘭之旅。
和被大廠“優化”的情況不同,離開和Gap Year(職場間隔年)在她的計劃之中,也在她的意料之外。
張晗琳曾是某Top快消企業的Marketing管培生,工作時長近兩年,在數百比一的競爭中,她順利“上岸”。公司對自己一手培養的管培生非常重視,會安排同時接觸很多項目,新品上市或者舉行大型活動時,更是經常加班到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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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管培生的晉升漲薪相對較快,可張晗琳依然在忙碌的工作中感受到喘不過氣來的“壓抑”。一次意外,她骨折了。“這是上天給我的一個信號,暗示我應該要休息一下,開始心靈‘康複’和新的探索。”張晗琳決心裸辭。
離職後,張晗琳先把自己想去的國家都轉了一圈,然後又惡補了一圈IT技能,比如Excel、SQL、UX設計,她甚至去學了烹飪,“比起單純地做飯,烹飪更像是一種心理療愈”。
到荷蘭之後,沒有朋友、語言陌生的張晗琳,很是顛沛流離了一段時間。如今,為了生存,她和朋友一起做餐飲落地的項目,“非常累,比上班累多了,要自己跑渠道、找客戶、印刷素材,以及各種網站設計,而且賺的錢也不多,剛夠在歐洲生活。”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本人比較理想主義者,希望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而不是隨便找個工作上岸,否則仍然很痛苦。”如今的張晗琳,對工作十分“挑剔”,她甚至推掉了一家世界500強的Offer,隻因感覺與自己的職業發展路徑不符。她並不建議年輕人隨意“Gap”,“實在累了就休息,但一定要有足夠的資金,確保生存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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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生活終於平衡了”
水有水路,山有山路,沒有哪條路是最正確的路,也沒有哪種活法,可以直接用好壞來定義。
在和這些大廠離職員工的交流中,他們各有離職的原因,但在目標上都有一個相似歸宿——追求想要的生活。
1990年出生的黛溪如今定居廣州,終於過上了Work-Life Balance(工作與生活平衡)的生活。從A大廠離職後,入職了廣州某外企,現在的她剛生完二胎,休產假的同時,在社交平台做起了情緒療愈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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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黛溪從英國某商學院畢業回國後入職聯合利華。彼時,線下商超深受互聯網電商衝擊,加上結婚等因素,工作兩年後,她跳槽至一家互聯網創業公司,工作了三年。
“那會兒的我,覺得是人生巔峰狀態,每天都能量滿滿。”憑著這股衝勁,黛溪又入職了A廠,月薪一度高達6萬元。“雖然是廣州地區的崗位,但因為工作原因要常去杭州”,那兩年,她的飛行記錄高達180次,幾乎每周都要來回飛一次,加上正處於疫情防控時期,她經常見不到1歲半的孩子。
當然,離開的最主要原因,是心太累了。“部門間的鬥爭讓我很無力,我逐漸變得不再像自己,會和現在的老板‘對付’以前的老板,甚至關係還不錯的小夥伴。”強調“狼性”的大廠,往往有“賽馬機製”,同方向的項目可能會讓多個團隊一起研發,最後數據優秀者勝出,並獲得令人豔羨的獎金,但也正因如此,為了成為最後的勝者,各團隊之間明爭暗鬥,不配合、搶功勞、相互踩踏、背後告狀等情況屢屢發生,尤其是“團隊的普通員工,更是各種背鍋”。
辭職後的黛溪,找工作並非一帆風順。她優先排除了互聯網大廠,而是關注新銳品牌。“和以前相比,薪資和崗位肯定會有落差,其實心裏還是有點恐懼,不知道未來要怎麽走,但想到自己最主要的目的還是陪伴家庭,所以也沒有考慮太久。”黛溪入職了一家外企,雖然薪資待遇與在A廠時相差甚遠,但她對目前的狀態感到很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