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終有裁決:"煽動罪"陰影下的香港媒體和記者

《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沛權（右）、前署理總編輯林紹桐（左）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兩人被判罪成，麵臨兩年的刑期。

搜捕《立場新聞》（下稱《立場》）辦公室的那刻，《立場》前員工葉雙（化名）身處現場。那天警方把署理總編輯林紹桐帶回辦公室搜證，那幕對於葉雙來說印象非常深刻，當時林紹桐跟他們說了一些話，“叫我們幫忙看著他的家人，然後開始哭”。

那一天發生的事情，讓他難以消化。

“當時覺得我全職記者的生涯將會在此完結，因為《立場》是一個頗理想的媒體型態，編采上有很大自由度，記者可以發揮自己所擅長的事。”他還記得，在《立場》最後營運的那一段日子，很多來自其它媒體的新聞工作者都來到那裏，“好像一個最後的收容所”。

香港警方國安處2021年12月29日以涉嫌違反“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為由拘捕《立場》七名相關人士、搜辦公室那天，身為《立場》采訪主任的林彥邦同樣身在現場。事件發生之後，他忙著要去處理與傳媒聯絡相關的事宜，交代《立場》的去向。

當日下午，《立場》宣布停止運作，並於晚上將網站及社交媒體上的內容全部移除。

林彥邦憶述，早在《蘋果日報》停止運作之後，有近半年的時間，已做了最壞的心理準備。到了事件發生當天，他坦言沒有很明確的感覺。“有些事情需要去處理，那就不需要靜了下來，隻去想這件事或者傷心。”

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總警司李桂華在拘捕當天下午舉行記者會，指《立場》於《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不斷刊登多篇煽動性文章，企圖達致多個目的，包括引起憎恨或藐視特區政府、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引起香港居民之間的不滿、煽惑他人使用暴力，以及唆使他人不遵守法律或不服從合法命令。

97後首次引用煽動罪控告傳媒

2021年12月29日，香港警方國安處拘捕了七名相關人士，同日以“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起訴《立場》母公司、前總編輯鍾沛權、時任署理總編輯林紹桐，兩人還押逾一年之後，分別於2022年11月及12月獲準保釋。

香港區域法院周四（8月29日）就《立場》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一案作出裁決，負責審理這宗案件的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鍾沛權、林紹桐、《立場》母公司Best Pencil（Hong Kong）Limited 罪名成立，兩人麵臨最高兩年監禁。

“立場案”於2022年10月正式開審，曆時總共57日的審訊，原定於2023年10月作出裁決，經三度押後至今方有裁決。這是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首宗有傳媒被控“煽動罪”而被提上法庭進行審訊的案件。目前另一宗正在審訊的“蘋果案”，除引用國安法條款外，亦有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名。

過去港英政府曾用煽動罪控告左派報章，立場案是1997年後首宗有傳媒被控煽動罪而被提上法庭進行審訊的案件。

煽動罪原屬於《刑事罪行條例》下的的罪行，最早可追溯至1914年由港英政府頒布的《煽動刊物條例》，1938年港英政府訂立《煽動條例》，於1970年代才納入《刑事罪行條例》。過去該條法例曾被用於控告左派人士，例如1952年左派報章《大公報》曾被港英政府控告煽動，下令停刊。六七暴動期間，親中報章《香港夜報》、《新午報》及《田豐日報》亦被指發布虛假及煽動性報道，被引用《緊急法》勒令停刊。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已沒有以煽動罪行的性質控告傳媒。

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律中心研究員黎恩灝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表示，自1997年至2020年《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前的這段期間，港府未曾用過煽動罪去起訴傳媒機構及個人，黎指當時《香港人權法案》及《基本法》條文仍然能夠起到保障作用，“如用煽動罪去起訴，必然會觸發司法覆核現存的煽動罪是否合憲，是否符合基本法及人權法案對言論自由的保障，但國安法生效後整個法律環境完全不同了。”

2021年底，香港終審法院拒向“羊村繪本案”批出保釋許可，確立了煽動罪是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先例。黎恩灝指，那時起國安法的保釋條款或原則能夠適用於非國安法案件，“終審法院甚至認為煽動罪不構成一個嚴重違憲的問題。”他認為，目前香港有不同法律工具給予港府使用，包括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法例、23條、國安法等，立場案一旦裁定罪成成為案例，“當局可以拿這件事去威嚇或進一步審查香港媒體的報導或評論。”

2024年3月，香港實施俗稱“23條”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刑事罪行條例》中有關煽動罪的部分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條文取代，最高刑罰亦由原本的2年監禁上升至7年監禁。

“罪證”：17篇“煽動性文章”

警方搜查《立場》後將查扣的物品搬出新聞編輯室。立場案是1997年主權移交之後，首宗有傳媒被控“煽動罪”而被提上法庭進行審訊的案件，具有風向標意義。

控方在開案陳詞中指，《立場新聞》涉嫌發布17篇煽動性文章，包括專訪、報道、博客文章。涉案文章被分為六大類，分別為“民主派35+初選案”、“12港人潛逃案”、“境外勢力倡議國際製裁”、“《國安法》有關的執法行動及司法程序”、“中大暴動案”、“惡意攻擊中央和政權”。

這些內容涉及到對被通緝的流亡人士、參與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初選出線者的專訪，也有羅冠聰與區家麟等人撰寫的文章。控方表示，《立場》不隻是網媒，更是政治平台，該17篇涉案文章是協助宣揚違法行為及政治理念。

審訊期間，控方曾在庭上讀出另外六篇其認為相關的文章，當中兩篇文章由林彥邦撰寫。他對此並沒有感到太過意外，“我比較意外的是這單案件沒有我份。”林彥邦認為，在庭上曾經出現自己的名字，主要是因為一些他曾經寫過的文章，以及當時身為采訪主任，在工作中曾經處理過的稿件，包括一些流亡人士的專訪。

案件提堂及審訊的過程中，他偶有到法庭去旁聽，“我有些（前）同事是每天都去聽的，但我真的沒有那麽有心機去聽，不隻是這宗案件，其它很多所謂大案都是，我對於庭審的內容其實興趣很低。”

《立場新聞》被控煽動的17篇文章

【立會選戰】何桂藍專訪-除下記者證後，還有人與她同行嗎? （楊天帥撰）

【專訪】從“無人識你喔”到新東初選出線 鄒家成：證明本土理念是有得贏

【專訪】高歌《熱愛基本法》仍被DQ 梁晃維：可能連區議員都時日無多

這星期給香港人的通識題（陳沛敏撰）

在國安法下的新常態，我們應如何反抗和思考（羅冠聰撰）

【倫敦專訪】羅冠聰 一 流亡者，帶著愧疚展開新的戰鬥

在亂世中堅強：低穀、幽暗與希冀（羅冠聰撰）

【專訪】舉家流亡海外，許智峯：最親的人安全在側，就放心向政權全麵宣戰

【專訪】流亡美國 誓爭取金融製裁、救生艇計劃 梁頌恒：盼重返屬放港人的香港

回應國安法通緝：曆史不留白 真理永在人世間（張昆陽撰）

2020 香港新詞（區家麟撰）

穿官袍戴假發演一台爛戲（區家麟撰）

香港—美麗島（羅冠聰撰）

“煽動”作為一種法律武器（區家麟撰）

災難現場（區家麟撰）

【中大衝突兩年】畢業生憶徒步前行護校 哀山城人文精神消逝

鄒幸彤獲頒“中國傑出民主人士獎”：香港發生的一切是對世界的警號

*資料來源：控方開案陳詞

新聞編輯室裏的變化

《蘋果》、《立場》相繼停運後，另一間網媒《眾新聞》亦於2022年1月主動停辦。

2023年5月，主流媒體《明報》收到警方的信件，對於尊子漫畫涉及警隊的內容表達強烈關注，隨後《明報》宣布結束尊子的政治漫畫專欄。今年8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出席《明報》同一集團的《亞洲周刊》36周年酒會時，不具名地指有媒體專欄文章偏頗、刻意抹黑港府，令人憎恨或不信任政府。鄧又指，在專欄旁提示作品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產生憎恨，亦不能免責。

主流媒體《明報》近兩年麵對來自官方的持續關注。

其後，有專欄作者表示收到《明報》總編輯劉頌陽的信函，呼籲作者“幫我們一把”，日後下筆時務必多一份謹慎，知法守法、知所分寸，並指“否則難保說不定哪天危機會降臨”。翻查資料，《明報》自2022年1月起已開始於觀點版加上免責聲明。

煽動意圖的相關罪行，對於新聞工作者在選材、報導時候的判斷也起著微妙的變化。

林彥邦於《立場》停運之後，於2022年4月成立了一人運作的網絡媒體《ReNews》。在報導上，他會挑選一些主流媒體已遂漸不去觸碰的題目，“我隻會考慮自己有沒有興趣。”但他也意識到，這個一人媒體在處理手法上偶會引發爭議，例如有人不喜歡他把太多個人看法加進入文章裏麵，“但愈來愈難找人開口表達看法，既然那把口不存在，那我自己就做那把口（聲音）吧，我不想再去轉彎抹角假裝我對於事情沒有看法。”

然而，控方揀選出來的17篇文章，或多或少也劃出了一條紅線，讓他在選材上有了一些取舍，“我覺得立場案給了唯一的正麵效果，就是給官方機會畫了一條很清楚的紅線給你看。”林彥邦解釋，例如被通緝流亡人士的專訪，如今他已經不會再寫，但除此之外，他並不知道“紅線”在哪裏，所以盡量不為自己去設限。

林彥邦認為，作為獨立媒體，相比起主流媒體的情況，“我覺得我承受的麻煩和思考（顧慮）是少一點的”。

林彥邦在2022年4月成立了一人運作的網絡媒體《ReNews》。

電視台編輯王冰（化名）表示，這幾年間，在處理跟政治相關的新聞時候，自己都會特別小心，“以前覺得隻要平衡報導就可以保障到，即內容公允、讓被批評的一方有機會去回應。”過往他並不會太擔心進行新聞工作會跟煽動罪名掛勾，認為那是在中國大陸才會有發生的事情，但現在他會在進行新聞選材的時候，已經進行風險評估。

一些不符合政府官方認可的聲音，即使采取平衡報導的手法，王冰認為在目前的環境之下也不會帶來太大的保障，“這招現在未必有用”。判斷具爭有議性、敏感、不符主旋律的題目是否需要報導，都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另一個轉變，是相約政府官員進行訪問的時候，官方的態度也起了不同的變化。王冰說，以往訪問官員，都會事先和對方的新聞秘書或新聞官商討訪問的內容，讓官員有所準備，彼此之間仍有傳媒機構與政府的界線。但這幾年，他覺得官方愈來愈把電視台當成一個宣傳機器，“心態就好像是另一個GIS（政府新聞公報）”，對方甚至會進一步要求傳媒事先提供問題、修改問題、以及要求不要提問某一些問題。

王冰說，即使一些看似並不敏感的新聞，新聞室裏都會選擇最安全的報導方式，他以近期香港運動員舉行巴士巡遊為例，電視台所選取的畫麵裏需要呈現出熱鬧、市民熱烈歡迎的氣氛，“但那天街道上哪有這麽多人，但你不可以說很少人”。

在主流報章工作了數年的年輕記者L（化名）感受到，在《立場》等媒體相繼停運之後，主流媒體遭到來自官方的關注愈漸明顯，這讓她在進行新聞報導期間，也感受到公司在處理報導上麵的分別。

以往在六四、七一等日子，媒體大多會在事前進行一些回顧或周年報導，繼續就事件作出跟進，以及發掘一些不同角度的采訪。 L記得，有關國安法生效周年的報導，上司仍然有給予空間去進行采訪報導，“是可以報導的，最終也能出街，但不能夠在7月1日當天出，可能要等到7月中或者之後”。然而，除了講述國安法生效之後的影響外，還需要加入建製派的看法與聲音，以及大部分新聞都需要問取官方的回應，“我自己覺得是不需要的，但總之是需要有頭盔”。

L表示，在她工作的新聞機構裏，上司並不會明言有哪些題目不能報導，不會直接否決記者提議的題目，但可能會以一種拖延的方式去處理其眼中認為“敏感”的題目，當時效性過去了之後，“覺得好像沒什麽意思”。久而久之，L認為自己也慢慢有所轉變，“可能不會特別去追問上司，我自己思考題目的時候沒有太多顧慮，但在再次爭取時候的積極性會低了”。

作為前線新聞工作者，在日常處理新聞報導裏，她自己也會有一些考量與判斷，例如若要尋找回應及評論的時候，“在海外的人就可免則免，先不要管他有沒有被人點名，人在海外本身已經會小心一點，但找人去回應這件事已經愈來愈難。”

媒體煽動罪的寒蟬效應

香港記者協會最新公布的“新聞自由指數”顯示，香港新聞從業人員對新聞自由指數評分創下2013年成立以來的曆史新低，隻有25分。在受訪的251名新聞從業者中，有92%認為23條立法對新聞自由造成頗大或極大損害。

中國外交部回應香港新聞自由評級降至曆史最低時，強調香港國安法不是針對遵紀守法的媒體記者。外交部發言人毛寧稱，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的新聞自由在安全、穩定的環境下依法獲得更好的保障。

《香港國安法》2020年實施，同年《紐約時報》宣布將香港辦公室的數字新聞業務遷至韓國首爾，今年23條生效之後，《華爾街日報》、《自由亞洲電台》亦遷離香港，而《華爾街日報》駐香港記者鄭嘉如亦因擔任記協主席而遭到解雇。

“如果立場案有了判決，那一定不會將外媒和本地媒體分一個界線，簡單來說，我不會因為覺得自己做外媒而安全了。”目前在外媒工作的香港記者羅雪（化名）向BBC中文表示，過去一直從事跟香港有關的采訪報導，自從國安法及23條相繼生效之後，公司開始會去拿取法律意見，也會找律師為記者做一些簡介。

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表示，國安法沒有任何罪行涉及傳媒，目前傳媒涉及的案件主要協助、煽動等罪行，“傳媒來講，協助或煽動的機會當然是有，但仍要視乎煽動的效果和意圖。”他認為雖然傳統媒體幹犯煽動罪的機會很低，但由於傳媒的感染力及影響力大，故亦有幹犯煽動的機會。“但要看有沒有犯罪意圖，即你的目的是否煽動別人去幹犯國安法，如果從傳媒角度來說，要證明意圖的門檻相當高，傳媒會中招的機會亦相當低。”

在23條審議期間，香港政府設立應變反駁隊，當中亦有譴責不同外國媒體的報導及評論，包括彭博社、《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BBC等。近期，港府再出聲明反駁《紐約時報》一篇有關國家安全展覽的報導。

羅雪指，公司的管理層有留意到港府的舉措，對此處於一個比較觀望的態度，暫時來說，也未有向記者明示或暗示有什麽題材不能觸碰。

如果處理一些被政府點名的海外流亡人士相關的新聞，羅雪指仍然是根據新聞的專業去作出判斷，“那個判斷是有沒有需要尋找，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不會避忌，如果有一宗新聞是有關這個人的話，你不能不找他去做一個回應。”然而，他也坦承，在如今的形勢之下，如有需要跟相關人士接觸，腦海裏麵也會提醒自己要謹慎注意，“我想是認清現在的風險是什麽，明白目前的局勢，但亦都不可以讓自己什麽都不做”。

《立場》停運後，葉雙坦言有種創傷的感覺，在這段期間，他開始以自由記者的形態繼續去從事采訪工作，並且也開始拍攝記錄片作品，希望能繼續紀錄香港正在轉變的麵貌。然而，從事影像報導的他，有感近年愈來愈難以進行拍攝工作，“有些跟社會運動相關的題目，可能是找不到人做訪問，又有可能是拍攝完後，受訪者害怕，那些片段就不能用了”。另一方麵，對於之後的路向，他也有點不太確定，“也有種身份危機，不太肯定自己是否仍要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