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如此關注美國大選，為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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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身為歐洲人有一個好笑的地方，那就是我們相信自己也應該參與投票。這能怪我們嗎？許多歐洲人正確地認為，橢圓形辦公室的主人是誰對歐洲大陸的福祉和安全至關重要。

因此，即使歐洲正在爆發一場戰爭，克裏姆林宮一再發出核威脅，歐洲媒體對美國競選進展的關注卻比以往還要多，這也就不足為奇了。考慮到烏克蘭戰爭、中東爆發更大規模戰爭的風險，以及中國對美國主導地位的挑戰加劇，歐洲自冷戰結束以來從未如此需要美國。而且美國仍然擁有一項獨特而寶貴的資產，是它日益增加的的競爭者和對手們所不具備的：那就是在歐洲的可靠盟友和夥伴。

我曾經領導了國際安全論壇慕尼黑安全會議超過14年。多年來，該會議積累了一長串跨大西洋事務清單。其核心是美國和歐洲需要麵對的三大戰略挑戰，無論誰在11月的美國大選中獲勝。我們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將決定跨大西洋聯盟是繼續保持我們過去75年來所熟知的緊密夥伴關係，還是走向解體。

首先，我們要談談中國。歐盟將中國定義為合作夥伴、競爭對手和係統性對手，而美國的結論則有所不同，兩黨罕見地達成共識，中國現在不僅是美國的主要競爭者，而且是美國在全球政治和軍事力量和影響力方麵的主要長期對手。在如何以最佳方式應對中國的問題上，大西洋兩岸的分歧已經顯現，而且似乎必將愈演愈烈。

在應對俄羅斯問題方麵，歐洲和美國在過去70年裏一直有一個精心設計的磋商和協調機製：北約。而在中國問題方麵卻沒有類似機製。當美國決定拒絕向中國出口某些半導體芯片時，為什麽沒有征求歐洲的意見？從歐洲的角度來看，在華盛頓越來越流行的觀點是，美國應該集中力量對付中國，把烏克蘭問題留給歐洲人處理，這樣的觀點完全是危險的。許多歐洲人認為，中國很可能將美國對烏克蘭支持的減少解讀為軟弱的表現。（還記得阿富汗嗎？）

建立一個人員配備齊全、專門負責協調中國和亞太地區事務的機構，應成為我們共同議程上的重要事項。擴大七國集團，將澳大利亞、韓國和其他潛在的地區大國包括進來，這可能是一種選擇，但也許還不夠。

接下來，我們需要用成年人的方式討論支付國防費用的問題。北約最大的長期煩惱幾乎消失了：歐洲人不再拒絕承擔共同防務的合理份額。各國的國防預算都在增長；2014年，聯盟成員承諾將GDP的2%用於國防支出，大多數成員都實現了這一承諾。那麽問題是什麽呢？簡而言之，我們在歐洲花費國防預算的效率非常低，因為我們無法就在哪裏生產武器、如何生產武器，乃至購買什麽武器達成一致。截至2016年，美國使用了從飛機到護衛艦在內的大約30個主要軍事係統，而歐洲盟國則使用了大約180個係統。

更糟糕的是，歐洲超過三分之二的軍事采購是在美國進行的，這使得歐洲公司缺乏急需的投資。這對美國國防工業來說是個好消息，但從長遠來看，這對於歐洲政治來說是不可持續的。華盛頓的參議員們樂於看到本州出現很多國防生產方麵的就業機會。歐洲政界人士也樂於看到這樣的機會出現在本國。

美國要真的希望歐洲對歐洲大陸的安全承擔更多責任，就應該鼓勵歐洲夥伴在歐洲開發和采購更多武器，並以多方協調的方式進行。如果我們統一行動，在歐盟和歐洲北約夥伴之間共用與分享更多資源，我們每年可以節省大約150億歐元或更多資金，並將其用於更多更好的係統，以及更多的彈藥。

最後，我們需要談談共同的西方價值觀。英國前外交大臣戴維·米利班德曾將當前的全球混亂稱為有罪不罰的時代，我們與專製或獨裁政權之間的一個主要區別，不就是我們對人權、法治和禮度的承諾嗎？我們能夠而且應該為這一承諾感到自豪。問題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國——被指責在處理戰爭、衝突和侵犯人權問題上采用雙重標準。

當然，這不是一個新的爭論點。（在最近的大流行期間，許多發展中國家認為它們得到的承諾是，隻要有疫苗就會給它們。但實際上，要等到布魯塞爾或邁阿密的所有人都接種了疫苗，許多發展中國家才能得到疫苗。）而同時發生在烏克蘭和加沙的戰爭使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實際上已經無法控製。西方國家希望世界支持我們譴責俄羅斯在烏克蘭行為的決議，但我們卻發現很難對加沙戰爭的行為做出回應。

因此，我們的集體信譽受到了打擊。這是對我們身份認同的打擊，但也削弱了我們的集體能力，使我們無法對抗日益抬頭的專製主義和對國際法的公開和日益嚴重的蔑視。有沒有一個簡單的方法，可以消除這種信譽差距？沒有，但在我們處理國際衝突和危機的方式中，集體莊嚴地重新承諾遵守法治和《聯合國憲章》，可能是第一步。

所有這些挑戰都很複雜，不容易解決。歐洲不應抱任何幻想，不能指望兩位美國總統候選人中的任何一位能創造奇跡。盡管如此，許多歐洲人還是希望賀錦麗擔任總統後能延續拜登的做法，能夠比特朗普更願意傾聽歐洲對俄羅斯和中國以及跨大西洋安全的擔憂，而在跨太平洋問題上，特朗普的表現是不利於持續性和諧的。他在擔任總統期間和卸任後對北約所表達的疑慮，至今仍縈繞在許多歐洲領導人的心頭。盡管如此，在經濟、貿易、投資和技術方麵，與賀錦麗領導的白宮進行跨大西洋討論，可能會與第二屆特朗普政府的討論一樣艱難。

無論是誰在11月勝選，美國新總統和歐洲領導人都應該提醒自己，要注意這一至關重要的關係所帶來的真正好處——並讓對話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