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國”與“我國”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維舟”
網絡圖片
近幾年來，常看到有人把中國戲稱為“你國”，起初頗感不慣，很多人更是反感、抵觸，但我現在倒漸漸覺得，這或許是一種新的國家意識。毫無疑問，“你國”一詞是對戲仿自曆來慣稱的“我國”。自近代以來，中國各政治組織的動員機製，多訴諸一種“我們感”（we feeling），即強調國民人人有責、且責無旁貸，務必為集體無私獻身，以救亡圖存、共克時艱。所謂“主人翁精神”、“人民當家做主”雲雲，固有一定的權利賦予，但究其實仍是動員手段。
在這樣的集體主義氛圍下，每個人都被假定應當無條件地奉獻自己的力量，必須深明大義地“舍小家，為大家”。甚至統治精英與人民之間，也須一再強調彼此一家，“軍民魚水情”、“人民子弟兵”等等，在在強化這種人我不分的意識。既然彼此一家，無私奉公，那麽個體利益也無正當性可言，故此須“狠鬥私字一閃念”。
由此可以理解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既要你發揮主動性，卻又“嚴禁突出個人”，那麽究竟應該怎麽做才對？答案是：這裏的“我”，不是作為私人的自我（ego），而是“作為集體一份子的我”，是社會的基本單元。換言之，這需要人們將社會的角色規範完全內化，自覺自願地完成被賦予的使命。
回想下《大話西遊》就能明白這一點：孫悟空本來一直抗拒去西天取經，對師父唐三藏更是難以忍受，然而他最終開悟，戴上金箍，決意不顧艱險，承擔起取經的重任。在儒家傳統中，這被視為“成人”的必由之路：個體放下無約束的自我意識，主動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並不隻是頭銜而已，而是一種角色規範，用俗話說便是“做父親要有父親的樣子，做兒子也要有兒子的樣子”。
“我國”的意味，由此也就意味著“我主動認同為其中一份子的那個國”，還隱含著“做一個合格國民”這層意思。不僅如此，就像吳飛在《浮生取義》中所說到的中國家庭政治中一樣，每個人都要積累“道德資本”，也就是“一個家庭中被公認為對全家有益的言行或地位”。也就是說，個人的“自我”要立足，必須使自己的所作所為看上去是有益於集體的，而不能“自私自利”。
網絡圖片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我們感”的喚起，本身需要激發人們認同奮鬥目標，自視為其中一分子，國族自豪感、集體主義視角（“國家也不容易”之類）都由此而生。這被激發之後，的確強大無匹，但如今個體主義興起、階層分化、上層又未能及時響應權利意識，越來越多人遂察覺到這種“我們感”其實是極具欺騙性的——“你”和“我”並非不分彼此，甚至口口聲聲說“一心為公”的，其實也都難免帶有主觀傾向和自身利益。於是，人們開始對這些話語產生動搖、懷疑，進而免疫，或覺所謂“我們”，其實和“我”無關；你說的“我們”，常常也並不是“我”自己的意思。“你國”、“被代表”等嘲諷性的話，無不隱含這層自我意識。在一個主體性覺醒了的自我個體麵前，要想再去訴諸這種“我們感”，變得比以前困難多了。
所謂“你國”，意味著這個“國”不再像家庭那樣是原基性的了，而是像公司那樣一個自己可以選擇的組織：如果它沒有考慮到“我”的感受和利益，那“我”很難對它產生認同感，那是你們的國，不是我的。在這裏，已經不是“無論父母對你做什麽，總歸你是父母”那樣無條件的認同，而變成了有條件的忠誠。
這種疏離感和主動認同的意識，對中國而言是非常現代的，因而毫不奇怪，直到甲午戰爭後的第一批現代知識分子身上才開始萌生。康梁雖然主張變法，但康有為的學生何樹齡就曾將“大清”改稱為“大濁國”，這可謂是這種用戲仿來表示自己在國家認同上的疏離感的先聲。
但更為普遍的，則是一種特殊的自我意識，那就是“我愛祖國，祖國卻不愛我”。1979年，白樺的電影劇本《苦戀》轟動一時，後來據此改編的電影卻遭禁演，就是因為它直白地表明了這一痛苦。楊奎鬆曾說，這段話“不僅混淆了‘祖國’與‘國’的區別，而且頭一個‘祖國’與後一個‘祖國’也遠非同一個意思。”但這畢竟是意識分化的第一步。
這種“愛”，既可能是原基性的自發紐帶（就像我們本能地“愛父母”），也可以說是一種主動認同。對於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現代人來說，正如海德格爾所言，“歸屬於某處和‘參與’有實質的關係”——如果你在某一社群中沒有參與的權利，那就很難有歸屬感，不會覺得這是“我的”，因為這牽涉到一個平凡世界的每日生活中與他人共在。
海外移民會更深切地感受到這一點：他/她是剛從外麵到達本地社群的人，原本沒有資格進入，是否覺得自己屬於其中的一份子，事關一個人的理性選擇和複雜互動。一個人在海外仍保持“我的中國心”，雖然廣受讚揚，但其實和“祖國的陌生人”一樣，都是對自己日常所生活的社群缺乏歸屬感。正如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所言：“民族乃是全體公民的集稱，他們擁有的權力使他們與國家利害相關，因此，公民才會真心覺得國家是‘我們自己’的。”
網絡圖片
常常為人所忽視的是，在這種情況下，甚至即便是“我國”，其內在的意味也變了：它已經未必僅僅是個人無條件認同為其一份子的那個集體，而在不知不覺中被替換為新的內涵，體現出一種新的權利意識——“既然是我們的國家，那就應當響應我們的權利訴求”。在當下撕裂的社會輿論場中，這一點可能很難被接受，遑論得到理解。很多人隻是將集體傾向的年輕人簡單地貼上“小粉紅”的標簽了事，但卻未能解釋這樣一種似乎矛盾的現象：為何一方麵是年輕人中個人主義興起、權利意識高漲，但另一方麵卻又更“粉紅”了？即便僅僅看看周圍，都能看到這兩者在很多人身上交疊出現。
這是一種值得重視的社會心理變動，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說，這正指示著中國政治構造的重要調整，表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已經進入到了深水區，正麵臨著從原先那種傳統的模式向更具彈性的模式轉變的關口。
在此不妨對比一下近代英美的情形。曆史學家Maya Jasanoff在《自由的流亡者》一書中指出：美國獨立戰爭時，站在英帝國一邊的效忠派雖然選擇了對國王效忠、對帝國盡責，但他們構成複雜多樣，作出效忠的邏輯也大不相同，他們“顯然並非無條件地擁護英國統治者”，相反，他們在流亡英屬北美等地時，對當地總督們提出了各種政治代表權要求，“其詭異程度一點也不亞於他們的愛國者同胞們提出的要求”。1800年弗裏敦殖民地的叛亂表明，這些效忠派甚至和之前的美國愛國者一樣，與帝國官方徹底決裂。
英國是世界史上第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因而它的遭遇或許可以說正是後發國家也要經曆的困境：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大眾的權利意識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其中難免有些人激進，有些人保守，但即便是保守的那些人，也不是說沒有自己的權利訴求，他們隻是覺得隻有在原有的框架下才能更好地滿足這些訴求。他們的差別隻是尋求在體製外還是體製內來達成。
問題是，如果這個框架真的毫無變動的話，其實是無法響應其權利訴求的。也就是說，現代化進程的結果，勢必要求更新原有的框架，更好地滿足其支持者。事實上，忠誠者所帶來的挑戰也許更嚴重，也更有可能實現：它意味著一種全新的訴求，那就是從內部變革製度框架，來響應自己的訴求。這將是真正的“老革命遇上新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