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餘熱:風口浪尖的全紅嬋和穀愛淩](/data/news/202408/25/78b24b424cd5ce59681878a5de838721.webp)
剛蟬聯奧運會跳水冠軍的全紅嬋,肯定想不到自己會因為給媽媽買東西引發全網爭議,居然還上了熱搜。
8月22日,剛在奧運會廣東省總結表彰大會上被記大功的全紅嬋,現身廣州番禺萬達的蘋果授權專營店,買了一台iPhone 15 Pro Max。據店員說,全紅嬋進來就問什麽是最好的,要“拿個內存大的”,說是要送給媽媽。
一堆人都對此不滿,質問她“為什麽不買華為”,“國產的質量也不差”,認為“公眾人物就應該支持國貨”,更進一步,“不愛國”、“給美國人送子彈”這樣的話也洶湧而來。有的人甚至斷言:“一點都不懂事,也許還小,不懂政治,將來也不會大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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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對此事的快評雖然呼籲《別道德綁架全紅嬋》,然而底下的最高讚仍然抵觸全紅嬋不買國貨:
我們喜歡全紅嬋,但是對於他買蘋果手機這個這個我是很有抵觸的,美國封殺華為,我們為什麽要買蘋果?雖然是他自己掙的錢,但是人不是要有愛國之心嗎?
當然,也有人支持她,認為她這樣做無可厚非。不過,如果說反對的人是咬定這“不愛國”,那麽支持的人的論據則五花八門:有的人讚賞她“孝順”,言下之意,隻要想到給媽媽買手機,哪個品牌都不重要;有的人說那是她自己掙的錢,想買什麽是她的自由;有的人純粹厭惡道德綁架,還有的人甚至揶揄:那有本事你們送她一台華為手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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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策略是指出“別人也一樣”:“各級政府都在用(豐田)考斯特做接待用車,你們怎麽不去噴?”這擱置了全紅嬋行為的對錯評判,而是譏諷指責的人隻是在“揀軟柿子捏”。
耐人尋味的是,反對者在給全紅嬋扣上“不愛國”的帽子,但有一種支持的聲音認為,這是親痛仇快之舉:
她也是個青春期女孩,有這個年齡段孩子的各種喜好。她是承受多少辛苦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不要為了搏流量過度消費她好麽?別讓不良輿論毀了一個為國爭光的運動員!求放過!!!
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主張,隻要運動員能“為國爭光”,別的細節都不重要,而應該受到加倍愛護。據此,那些指控她的種種說法,並不是出於愛國,而隻是動機不良的“搏流量過度消費她”。
不論如何,這樣一件事竟然能產生如此之大的爭議,本身就證明時代發生了巨變:公眾人物的一舉一動,都可能在“愛國/不愛國”的民族主義善惡二元框架內經受嚴厲審視,而一旦被判定“不愛國”,就可能被打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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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穀愛淩忍不住回懟黑子,究其本質也在這裏。那些人為什麽指責她?因為他們期待的不僅僅是她為中國奪得冬奧運金牌,還期待她是完完全全是“我們自己人”。
根據這種身份政治的邏輯,試圖出入於兩種文化、保有兩種身份是可疑的變節者,既然代表中國參賽、在中國名利雙收,那就必須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愛國(當然是“愛中國”)立場。
穀愛淩在成名之後,這一爭議就沒斷過,類似的段子在網上很多,都是譏諷她在身份認同上的模糊性。在知乎上有人提問“如何反駁尺八是日本的”,一個高讚評論稱,這是“反向穀愛淩定律:一種文化,在日本它是中國的,在中國它是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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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愛淩現在也懟了回去:“5年來代表中國參加41次世界大賽,為中國獲得39枚獎牌,為國家隊介紹3個主教練,為國家隊捐贈自由式滑雪板,為中國和女性在世界發聲,黑子為國家做了什麽?”
然而從本質上說,這一回應雖然巧妙,卻是錯位的:她做出的貢獻,是黑子們也不能否認的,但他們質疑的不是“你為國家做了什麽”,而是“你是誰”,那是身份政治而不是貢獻高低。
穀愛淩的說辭,所利用的其實是中國社會盛行的資格論:你什麽也沒做,就沒資格批評我。這回避了對方批評的對錯問題,轉而質疑對方沒有批評的資格。
在這些爭議背後的關注點,和全球化時代的價值觀背道而馳:像霍米·巴巴的後殖民理論強調的是跨邊界流動、滲透所造成的身份疊合、模糊與糾纏,讚頌文化雜交,然而在我們這裏,強調的仍是身份邊界的清晰,這不僅表現為對政治“忠誠”和種族、文化“純潔”的偏好,有時還表現為對“境外勢力”和移民的恐懼、厭惡。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在現實中常常表現為“愛國/不愛國”的爭論,但反對者其實也無法正麵去讚頌身份的流動、模糊,更多是在強調“愛護為國爭光者”,又或“買蘋果與愛國無關”,也就是說,爭論的雙方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共享著相同的價值基底。從這一意義上說,那些質疑者並沒有真正被駁倒,因為“愛國”始終是無人敢攖其鋒的大義名分。
為什麽他們那樣理直氣壯地質疑?這不僅是對身份純潔的偏好,還因為這樣一種觀念:名人作為公眾人物,就必須表現得符合公眾期待。也就是說,“作為個人的全紅嬋”可以想買什麽就買什麽,但“作為公眾人物的全紅嬋”就沒有這樣的自由。
不僅如此,他們還相信,公眾人物必須在身份的純潔性上、一舉一動中表現出來的政治道德都表現得無可挑剔,否則他們就無法成為投射自身想象的完美化身。換言之,根據這樣的邏輯,一個人越是完美地符合公眾期待,就越可能喪失自我。
全紅嬋曾說,成名後,社會的關注和爭議讓自己身心備受煎熬,我想,這首先就應該源於這種撕扯感:一個才17歲的孩子,難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又不知道怎麽做才能符合公眾極高的道德期待,那可想有多不容易。
這樣的爭議,不會就此平息,因為這不是“寬容”的問題,而有賴於社會價值觀的變遷:隻有當一個社會更注重個人自我、讚頌身份的流動性和模糊性的時候,我們才會覺得這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