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花掉50萬，中產們卷起天價“一對一”

“雙減”之後，補課需求沒有消失，市場也還在，隻是變得更加隱蔽了。

這個暑假，許多初中生、高中生在“一對一”老師的家裏、機構隱秘的角落裏集中補習。幾門學科一起補，一節課（兩小時）幾百到一兩千的費用，在暑假密集的課時裏堆疊出驚人的數據。有人一個暑假花出去上十萬元，有人一算嚇一跳，初二到初三這一年多，“花出去五六十萬”。

“孩子補課成了我家最大的開銷”“要不要補課”在社交平台上被推薦給更多家長。焦慮情緒也在進一步蔓延。中產家長對教育的投入仿佛一場賭局，投入了，未必有產出，但不投入，總有種被落下的恐懼。你補我也補，最終又來到同一起跑線上。

一年五六十萬

為了給女兒找到一對一補課老師，張潤城把所有能想到的人都騷擾了一遍。

他翻開微信好友列表，在每個頭像那裏停下思考是否也有同齡小孩，然後群發信息。聊天頁麵被“打擾一下......”刷屏。問四五個人才能問出一個老師，還得看老師們是否有檔期。張潤城足足問了半個月，才找到一個有合適時間的語文老師，“真就滿世界找（老師）”。

張潤城在北京工作，女兒小學階段一直在學而思補習英語。2021年“雙減”政策推行之後，孩子暫停了補課。2022年，“雙減”正嚴，升入初一的孩子一整年沒有參與任何補課。但到了初二，越來越近的中考以及“普職分流”的焦慮讓家長們又開始偷偷給孩子補課了，而且更多人選擇更隱蔽的一對一補課。這意味著，更多的投入，更高的費用。

“雙減”之前，想找到一個補習老師隻需要三步：查詢幾家輔導機構的評價，對比價格，然後交錢上課。“雙減”之後，找補課老師變成了一項十分考驗家長能力的活動。

一般先讓孩子找同學打聽，得到的答案大都是“沒報過”，偶爾碰到個心直口快的，可能直接回複“當然報了”，但“肯定不能告訴你”。

最終隻能靠家長“滿世界打聽”。且找老師的流程要重複好幾次，孩子不止要補語文，道法、物理等很多科目都要補，張潤城和妻子分工合作，平分聯絡任務，為了找到老師，幾乎把身邊能問的朋友都聯絡遍了。在找物理老師時，張潤城想走捷徑，直接找語文老師推薦，但老師並沒有介紹，感覺“老師之間的信息也是全封閉的”。

在找老師的過程中，焦慮還會在家長之間傳染、蔓延。張潤城向別的家長打探語文老師時，有個家長聽後立馬擔憂，他家小孩也沒補語文，“這要補麽，是不是我也得找個”。於是，找老師大軍在尋找的過程中隊伍慢慢壯大。

▲圖 / 視覺中國

同在北京工作的李蘭蘭也是從兒子初二開始找一對一老師補課。她直接去找剛中考完的孩子家長打聽，對方果然坦誠相告：“補，肯定都補”，也更願意給她介紹老師。

一對一補課不僅考驗家長的能力和體力，更考驗財力。

張潤城請的語文老師，一節課（兩小時）就要一千三，不止語文，兒子總共學了四五科，很多學科的課時費都不少於一千，最貴的是初三一模後的道德與法治，一節課就要一千五。初三這一年，補課費就快十萬了。

條件更好的家長們，會選擇在校老師來補課，尤其是名校老師。一位行業內的人告訴每日人物，在校老師的價格一小時一般是一千到兩千不等，用北京人大附中的老師來舉例，一小時就要兩千塊，“很少有老師超過兩千，因為能負擔的家庭太少了”。

北京人趙曉惠專門托朋友介紹了一個補習機構，機構裏的師資據說都是在校老師，兩小時一節課就要兩千塊，因為孩子數學、英語等很多科都薄弱，她直接報了四門課，“至少得盡到做父母的責任”。

平時隻有周末上課，一個月也要三萬多，到了寒暑假，費用直線上升，“一個假期，就要花上十多萬”。趙曉惠平時很少計算補習費用，中考結束後，一算嚇一跳，光是初二到初三這一年多的時間，“就花了五六十萬”。

普通工薪家庭會有意控製課時費，但長時間積累下來，也是一筆大額支出。李蘭蘭和丈夫是北京雙職工，每月各自到手一萬出頭。她把課時費上限定在每節課900塊，兒子總共補了三科，每周上三節課，可一個月算下來，還是要花將近一萬塊，“一個人的工資就扔裏了”。

▲圖 / 視覺中國

即便不在一線城市，長時間的一對一補習積累起來，也是滴水成河。鄭建軍家在濟南，一對一單價比一線城市低很多，初中時一節課三百塊，但女兒每天都要上課，累積下來，一個月也要將近一萬，“占到了家庭總支出的一半以上”。等到了高中，一對一的價格翻了倍，每節課漲到了八百塊，每天上課的情況下，“補課費就能占到家庭總收入的一半”。

初中高中下來，算一算這麽多年花在一對一補習上的費用，“沒有一百萬，七八十萬也有了”。

補課遊擊隊

一對一補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個需要動態監測的係統工程。家長相當於項目經理，要製定KPI，監測效果，管理老師，安排學生，還要定期複盤，並及時調整策略。

“找到”老師隻是第一步，是否合適還需要進一步磨合和篩選。篩選老師，成績是一個尺度。但成績是不可控的，到最後最省事的辦法還是，“用錢砸”。

李蘭蘭最頭疼的是兒子的數學成績，幾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請數學老師上了，每請一個老師就要用幾個月的時間測試，看成績是否有起色。有段時間，李蘭蘭找了一個900塊一節課的數學老師，上了一學期，結果成績一出來，就提高了兩三分，“這不就白扔錢嗎”。

初二到初三一年多的時間，兒子換了四五個數學老師。到最後，幹脆請了兩個數學老師，“一個負責基礎，一個負責拔高”。

鄭建軍在篩選一對一老師的時候有明確的標準，“必須保證成績能提升三十分”。初中隻有三年的時間，半年的大班課沒什麽起色，再除去衝刺考試的半年，也就意味著女兒的學習時間隻剩下兩年，要在這兩年從下遊衝到中遊，至少要提高二十分。考慮到執行過程的浮動，最終把KPI定在三十分。

▲圖 / 視覺中國

隻要成績有起色，家長對教師的資質也不會那麽較真。今年6月，南京一位家長花費70萬給孩子請一對一家教補課的事被“捅”上了熱搜，原因是，孩子上初中後數學成績不升反降，調查後才發現老師沒有初中教師資格證，家長要求退錢。

李婉瑩在上海的一家一對一培訓機構做助教，她透露，有時，即便機構的老師良莠不齊，選擇匱乏的家長們也別無選擇。一對一老師和機構是鬆散合作的關係，身份資質沒有統一管理，有的說是在校老師，其實是曾經在學校工作過幾年，早早離職出來單幹，“專門跑機構的”。

老師講課的水平也有差別。有的老師會提前就布置好作業，每節課的知識點也很豐富，“很有規劃性”。但有的老師就顯得很隨意，一個半小時的課程，讓學生直接做一小時的試卷，“感覺很水”，這類老師的日報是最難寫的，李婉瑩得盡可能“讓日報看起來好看”。

機構的管理也比想象中混亂。考前衝刺時，一些學生選擇在機構進行封閉式學習。一對一老師的檔期很難確定，經常是一個老師來了，就隨機叫一個學生過去上課，“管理很混亂”。雖然每個學生都有課表，但實際上大多都不會按照課表走，有的學生甚至一個月都沒上過幾節英語課，那段時間，李婉瑩每天都在擔心，甚至有些愧疚：學生們在這裏上課真的能考出好成績嗎？

▲圖 / 《墊底辣妹》劇照

老師不穩定，上課的地點也是遊擊式的。

向宇的女兒一直在老師家裏補課，每次補課，他就在樓下轉悠，抽煙，或者去車裏睡覺。有陣子，老師將補課地點挪到商場較為隱蔽的公共區域，向宇覺得不錯，自己閑逛的地方也多了。但上了一次課後，老師又決定還是回到他家裏補，在公共場合補課，總有點心驚膽戰，怕被人舉報。

在家長們的描述中，一對一補課的地點五花八門。有的藏在小區深處，從外麵看去跟住宅毫無兩樣，根本不知道是補習班。有的躲在其他非學科類培訓班後麵，比如有一個補數學的機構，進去之前要先穿過一個少兒畫室，裏麵是一個個輔導“教室”。嚴格意義上來說，不能算教室，小孩們挨著坐，隔著一塊板，“像工位似的，一個格一個格的”。

機構還要隨時做好轉移的準備。

李婉瑩的機構就被舉報過，為應對突擊檢查，老板幹脆租了兩個辦公區，準備隨時轉移。

社交平台上也有人分享，補習班為了迎接檢查，把上課地點臨時從小區裏轉移到一個空蕩蕩的待租賃寫字樓頂層，“很難找，因為迷路還差點遲到”，結果上課一半聽說檢查組還是找上來了。於是老師“以這輩子最快的手速退掉上課筆記投屏並迅速改為英語電影投屏。當被問及“這是在幹什麽？”時，老師回複“英語配音興趣課程”。

更隱蔽的“卷”

隻要在社交平台上搜過“補課”，大數據就會不斷推送“補課”相關的內容。

“在上海，暑期補ke花費六萬算多嗎”，“孩子補課成了我家最大的開銷”，“要不要補課”，焦慮感不知不覺就產生了。家長們被卷在一個巨大的教育焦慮信息繭房裏。

張曉梅的女兒在上小學，一打開微信，翻開朋友圈，每隔幾條就會彈出一個教育機構的廣告，“今天是編程，明天是藝術”。不止微信，幾乎每天都有機構給張曉梅打電話，電話裏不會明說學科輔導，語文是閱讀素養，數學是邏輯思維。

“雙減”之後，學校不提倡公布成績和排名了，家長卻在主動定位自己孩子的“位置”。

每次考完試，張曉梅隻能看到A、B、C、D等級。但家長們自有辦法知道具體成績，比如每個家長用花名把小孩的成績發給群主，群主收集好後再排好序發在群裏，這樣，家長就可以知道自己孩子的排名了。

張曉梅自稱“仰臥起坐”式家長，一會兒想躺平，告訴自己你看現在國家也在給孩子減負，也在治理教育內卷，現在孩子有情緒問題的也很多，別把孩子給整得咋樣了，“這個時候就躺下了”。但是過了幾天，看到別人家孩子已經這樣了，或者看到那個博主說的也對呀，“就又開始著急了”。

對待孩子的態度也很分裂。一麵盡量保持“和顏悅色”，鼓勵小孩；一麵偷偷內耗，替孩子著急。一次期末考試後，學校公布了成績，但沒公布排名，女兒興衝衝地拿著91分的數學卷子回家，認為自己考得很好。張曉梅嘴上鼓勵著“真棒，一學期辛苦了”，帶女兒吃麥當勞，可又忍不住在心裏嘀咕：這個成績肯定是在班上靠後的一小撮。

▲圖 / 《小歡喜》劇照

當明麵上的競爭被轉移到暗處，“不透明”的恐懼感甚至加劇了一部分家長的焦慮。

讓張潤城內耗的是一套基礎的邏輯。他沒有真正見過“別人家的小孩”，也無法具體確定補課的都是誰，學到了什麽進度，會不會有名師。可如果別人都在學，都在進步，自家的小孩如果不一起進步，就相當於退步，“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道理肯定沒錯”。

家長和孩子都能感受到這種競爭暗流。

上初中後，女兒不止一次地跟鄭建軍抱怨過老師講課速度太快，家庭作業也很晚才完成，鄭建軍跟身邊的家長一打聽，才發現超前學習是普遍現象，補習的人多了，“沒補過課的人就落下了”。

從初中才開始補課，鄭建軍明顯感覺到“趕不上趟兒”的壓力。他用吃饅頭作比喻，一百個饅頭分一百天吃完，會很輕鬆，可如果沒吃完，就得積壓到下一個一百天，但新的一百天又有新的饅頭要吃。為了趕上進度，女兒每天都要補課，數學、語文輪著來，堅持了好幾年。

在這樣的氛圍下，孩子甚至會主動要求補課。向宇的女兒就是主動提出要補課的。女兒小學階段成績一直靠前，上了初中孩子當上了班級學習委員，有一門課成績不算理想，感覺和學委的身份有落差。即使是主動提出的補課，每周末去補課前的狀態也和不補課的時候大相徑庭。不補課，早上老早就起床，收拾，打扮，準備去和同學玩。補課之後，會賴床到十點多，狀態也很萎靡。

你補我也補，大家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線上。

想象中的同輩競爭是焦慮的根源，中考和高考就像是催化劑，催著家長們抓緊時間，不計成本投入金錢。

“中考”這幾年被營造出一種比高考還要恐怖的氛圍。教育部2017年發布了《高中階段教育普及攻堅計劃（2017-2020年）》，其中提出了一個目標，即“普通高中與中等職業教育結構更加合理，招生規模大體相當”。“大體相當”慢慢變成了五五分流的傳言：初中生會有50%的孩子考不上高中，隻能去職高、中專等學校。

在國家的層麵，分流是為了優化教育資源，合理分配人才。但在家長眼裏，分流就是一種“篩選”，被分流就意味著被“淘汰”。

▲圖 / 電影《青春派》劇照

在教育資源集中、家長實力雄厚的一二線城市，“中考”分數線被“卷出天際”。2024年中考成績已公布，北京東城、西城、海澱和朝陽四個教育強區，超過一半的學生都達到了600分以上，總分670分，以100分製對照，相當於考到近90分隻是中等。

一般而言，考試成績會遵循正態分布原則，中間多，兩端少，學霸和學渣都是少數。但翻開北京各城區的中考成績分布圖，每個區都是一朵朵恐怖的“蘑菇雲”，大多數學生的成績都集中在頂部，形成了碩大的蘑菇頭，成績差的很少，變成細細的蘑菇柄。也就是說，幾乎所有的家長和學生，都使出了渾身解數，用盡了資源，衝刺成績的天花板。

▲北京各城區的中考成績分布圖。圖 / 網絡

“中考”上岸後，孩子們又紮堆上“初高中銜接班”，因為高中難度會上一個台階，不補課就跟不上。一對一補課費也比初中翻了一倍。

麵對著一張張蘑菇雲分布的成績圖，家長們更不敢停下補習的腳步。於是，家長的焦慮，內卷的分數和價格日漸上漲的一對一補課班形成了一個飛輪三角，根本停不下來。

社交平台上有人分享，自己高考結束後，媽媽催促她提前“預習大學的課程”，評論區網友調侃：再不玩這輩子就玩不到了。

一場賭局

“雙減”政策落地三年，減負效果如何？據《財新》報道，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魏易調研後發現，政策實施以來，中小學生校外學科類培訓的參與率和家庭支出顯著下降，家庭開始轉向校內課後服務。不過，高收入家庭正投入更高成本讓孩子繼續參加課外培訓，其子女所在學校往往也能提供更優質的課後服務，與低收入家庭拉開差距。

這也和家長們的感受相互印證了：現在的升學是用父母的資源、金錢和時間精力堆起來的。現在的教育競爭是整個家庭資源的競爭，包括文化水平、教育環境、投入金錢，當然還有孩子的配合。

社交平台上有人提出，當高價一對一補習成為常態，這意味著那些月薪隻有幾千元的家庭不得不退出競爭？

而對於不同的家庭來說，教育支出所帶來的性價比是不同的。

當手裏牌過少時，家長會格外關注教育的投入產出。對於普通工薪家庭來說，家長們為了教育不得不壓縮生活質量。自從給孩子報了一對一後，李蘭蘭已經很久沒逛街買衣服了。

教育支出所帶來的最近一次陣痛是在兩個月前，那時兒子剛報了化學和物理的競賽班補習費，林林總總加起來就要四萬多，可無論李蘭蘭怎麽騰挪，也掏不出這筆錢，又不好意思向親戚張口，她幹脆用京東白條給兒子“貸款補習”。

在李蘭蘭家，教育支出占最大頭，可在某種程度上，這筆花銷又像是一場賭局，用錢來賭孩子的成績會有提升。輸的代價變得更難承受。

學習之外，兒子“幾乎沒有缺點”，但一到學習，母子倆仿佛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尤其每次考完試出成績，家裏都免不了幾場戰役。戰火最集中的是數學，數學花得功夫最多，每次看到成績沒提升幾分，李蘭蘭的火會“噌”一下起來，“家裏花了這麽多錢，卻不好好學”，幾乎每次都會脫口而出。

初一和初二的那兩年，幾乎“三天一大吵，兩天一小吵”。初二時，李蘭蘭發現自己經常血壓高，還冒虛汗，在常規醫院查了一圈都沒找出病因，最後在北京安定（精神衛生醫療機構）確診了焦慮症。

情緒沒有出口，玩手機也會成為爆發的導火索。有一次兒子剛考完試，在家玩手機，李蘭蘭看著窩在沙發裏玩手機的兒子，瞬間氣不打一處來。兒子覺得考完得放鬆，但李蘭蘭覺得考完還得學。李蘭蘭氣到把手機摔了，這已經是李蘭蘭摔壞的第二個手機了。丈夫一邊安慰李蘭蘭一邊調侃，“有這錢能報多少補習班啊”。

▲圖 / 《小歡喜》劇照

當受過高等教育的小鎮做題家們為人父母，“卷”的習慣天然延伸到了子女教育中。李偉亮曾在一家在線英語教育品牌做班主任，客戶將近一半都是北京和上海的考一代家長們，他發現，和其他家長相比，考一代家長們“更上心”。

如果小孩不認真聽講，不等李偉亮反饋，家長就把電話打來了，然後開始分析原因。課堂上如果運用了自然拚讀法，家長們也會問清楚具體含義和操作方法，李偉亮得隨時準備翻開參考手冊應對他們的提問。

考一代家長們雖然“難搞”，但卻是粘性最強，最容易續費的。一節課（25分鍾）170塊的線上外教課，曾經有個家長，一次性繳了五萬多的費用，“一下充了三年的”。

但家庭資源之於子女前途的作用，並不體現在家庭對教育支出傾注的上限上，更多似乎體現在家庭為小孩準備的退路上。

劉川顯然是更有“鬆弛感”的家長，他的小孩從沒補過課，直到初三時第一次模考成績下來，李川才發現兒子的成績比想象中還差了一大截，他趕忙給孩子報了一對一衝刺班，一個半月的時間，就花了六萬塊。

兒子最後的中考成績依然不理想，可天沒有塌。中考前，兒子已申請了香港身份，那是劉川準備的plan B，成績好，就繼續在內地讀書，成績不好，就去香港讀書。

▲香港轉學考試考場。圖 / 受訪者提供

中考成績出分的隔天，劉川就帶著兒子坐上了去香港的飛機。香港沒有中考，中學有六年，一直上到高考，有的學校會空出一些位置留給插班生，想轉學到一所學校，需要經過麵試和筆試兩部分，“就像找工作一樣”。對兒子來說，香港的教育似乎更加合適，兒子的文化課成績一般，體育很好，尤其擅長打籃球。

在北京讀書時，老師不看重體育成績，覺得是浪費時間。但在麵試一所香港學校時，麵試官一聽他籃球打得好，立刻把體育老師叫來打招呼：“體育老師肯定很喜歡你。”

▲香港社區的球場。圖 / 受訪者提供

趙曉惠也早早放棄了內耗，主動脫離戰局。70後的她是家裏的獨生女，家裏雖非大富大貴，但也較為優渥，“藏書量是數一數二得多”。她從小學習拔尖，但高考失利，隻上了一所普通本科。可她畢業後找工作依然非常順利，沒幾年就升了管理層。趙曉惠清楚，除了綜合能力外，她有一部分幸運是借著時代的東風，“如果是現在找工作，完全是兩種態勢”。

趙曉惠對女兒的教育也十分佛係，報補習班隻是為了盡責，“至於學成什麽樣完全是孩子自己的事”，她也不執著於孩子未來一定要上名牌大學或者留學海外。她身邊有很多親戚家的小孩，清北畢業，或者藤校歸來，畢業後依然找不到工作，即便找到了，也多低於預期。

“我們教育孩子，就像在汪洋大海中操控一條機械臂，最多隻能用大臂帶動一點手臂，但是手臂之前，手指前方，還有很多很多東西，是你抓不到的，夠不到的，你能把握的隻有這麽一條線而已。你焦慮了半天，最多卷到上了一個985或者211，但這隻是非常非常少的，可控的部分，所以根本沒有必要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