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女性們，如何擺脫性羞恥？

《祝你好運，裏奧·格蘭德》

過去幾十年間，我們吸收並濃縮了西方二百多年性別運動觀念的發展，包括不同發展時期的、甚至可能是彼此衝突和矛盾的價值觀。

但性別和性，並不是同一個議題。性別中的權力與性中的權力，也並不能等同。“性”這一議題，在國內目前仍舊有著尷尬的處境，例如性權利層麵上的觀點對抗，以及在此基礎上疊加的更多維度的衝突。

“性積極”在我們的文化中已經過盛了嗎？“不沾男”的性消極觀點能解決權力之爭嗎？女性主義者應該如何看待性？我們如何才能擺脫“性羞恥”？

在今天這篇文章中，性別研究者Alexwood從性價值觀在中國的變遷講起，分析性積極派和性消極派之爭，探討女性性實踐的更多可能性。

講述| Alexwood，《別任性》主播、性別研究者

來源| 看理想音頻節目《性別不麻煩》

01.

性價值觀的變遷

關於性的討論，我們其實是在1.0的基礎還沒普及的情況下討論3.0。我們對性的觀念很分裂，前女權、女權、後女權的典型觀念在我們身邊並存，而且會集中出現在一個個體身上。

很多中國女性從小就接觸到《欲望都市》這種影視文本，也早已習慣《花花公子》的尺度。但這種性積極真的已經在中國女性中過盛了嗎？事實上並沒有，我們對性的恥感依舊很重。

我們所處的環境缺少基礎的性教育，但越被壓抑的東西越會在地下生長，色情產品照樣會通過各種非法渠道廣為傳播，而且成為了中國青少年最直接也最秘密的性教育來源。

所以我們對於色情和性的恥感是從小就被培養的，我們很小就懂得以“色情淫穢”為由去舉報別人，但同時也很懂得如何去獲得這些“色情淫穢”物品。

《17.3關於性》

回顧性價值觀的發展史，90年代是一個關鍵點，那時中國城市女性迎來了一度的自由風氣和與之同步的資本主義。我們的女權還沒得以充分發展，卻一下子就邁入了“後女權”時代。

時代浪潮極速轉向，“鐵姑娘”和“男女都一樣”的語言被批判，女人再度得以展露女性氣質，但這也意味著，對女性氣質的規範性要求也重新複蘇。

後女權時代，個人選擇的自由主義話語通行，女性是自己的主人，對於怎麽打扮自己有充分的選擇，隻是剛好追求的外貌標準都是一個樣子；“買買買”是獨立自主的體現，購買新色號的口紅就是購買“女性力量”。總之，傳統性別觀念回歸，但帶著消費主義的包裝和自主選擇的外衣。

我們在這個時間點和西方保持了同步。90年代開始，西方的新一代女性開始遠離或者挑戰上一代人，更多強調自由選擇和個人成功。在性實踐上，她們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條件。

上一代人帶來了避孕藥的普及和羅訴韋德案的勝利。不同於60年代充滿對女性不利條件的“性革命”，90年代的女孩們終於可以帶著和男性相比，雖然仍然不均等但是慢慢接近的砝碼和本錢加入“自由性愛”這個遊戲了。

美劇《欲望都市》就是這個時代新潮女性的代言，劇中女性毫無傳統道德之憂，也無養家糊口之虞，經濟、人格、生活實現獨立，與逼婚、失業、生兒育女這些凡俗絕緣。她們最大的煩惱或許就是如何在性上更加自信，更加滿足，更有把控力，以及如何找到真愛。

她們攻克了曾經性消極女權主義者們對異性戀性愛權力關係問題的擔憂，因為女性變成了欲望的主體，而非客體。女人性感不是錯，展示性感更不是錯。隻要是自主選擇的，被性對象化就不是剝削和壓迫，而是自我賦權，是擁抱自己的性愉悅和性欲望。

然而同時代的西方女性也發現了更多問題：女性現在可以自由“性感”，卻不再擁有“不性感”的自由。不展示性魅力，缺少性經驗，反而成為一些女孩被嘲笑和羞辱的理由。

學者Ela Przybylo和Kristina Gupta分別對於“compulsory sexuality”（強製有性戀）進行過深入的分析，描述這種“性解放”文化產生的壓迫。它其實與以前的貞操觀是一體兩麵，也成了一種強加的思想殖民。人們覺得必須表現出對性的積極，以及大膽談論或者實踐性自由，否則就不夠女權、不夠解放。

性積極派的女權主義雖然從當年的“性之戰”中勝出，卻在90年代被資本主義征用，喪失了革命活力。性積極本來倡導的是性的多元、開放、包容、自我探索和解放，現在卻不過是形成了新的性等級，新的理想性模版，新的規範和規訓。

《亢奮》

回到亞洲語境，去年Lisa參加法國瘋馬秀引起的爭議，就凝聚了一些在中國共存而彼此衝突的價值觀。

首先，Lisa瘋馬秀爭議讓我們看到了一種“後女權”式女性力量的不自洽。Kpop是韓國成熟的娛樂文化產品，不同代的女團也緊扣時代脈搏，體現著微調的後女權理想女性模版。

如果說前幾代韓國女團更加迎合男性凝視，更加“擦邊”，到了Lisa所在的BLACKPINK一代，隨著近些年韓國女權運動的爆發，女團的形象隨之變得更有力量感，性感但也帥氣，從視覺展現到唱的內容打造一種“我是欲望主體，不是欲望客體”的獨立女性劇本。

在這個前提下，Lisa接受瘋馬秀的表演邀請，可能打破了這種幻象，讓人看到這種“女性力量“背後的資本遊戲內核。

對Lisa來說，其實她拿的性自由主義腳本沒有變化，隻是從東亞式的性感“大女人”（所以不能沾男），改成了西式的性感大女人，驕傲享受男性目光。

但對於一些粉絲來說，Lisa這樣一個閃光的女性偶像意味著，我們並不用辛苦與父權抗爭，自己專心變漂亮、提升業務能力就等於女性力量。但現在Lisa和男性凝視發生了關係，我們又無法自洽了，又美又有力量又不沾男的後女權主義模版破碎了。

除此之外，讓一些粉絲感到刺痛的還有民族主義的情緒。我們會看到這樣的評論：“Lisa脫掉衣服就是東亞女人脫掉衣服”，所以Lisa的”背叛“是雙重的，她屈從了父權的召喚，還迎合西方的凝視。這又讓我們看到後女權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共存和張力。

在民族主義、後女權主義之後，近些年又出現一個新的性發展趨勢，就是性消極。在這個趨勢上，我們和西方的年輕一代女孩又取得了同頻：我們都不再相信或者追求性解放。

大量學術研究顯示，現今美國Gen Z（約1997年後出生的一代）的女孩性生活活躍度低了很多，她們更傾向於把時間花在學習和工作上。研究者稱她們可能是因為擁有充分的性自由，反而更清晰了性解放的虛無，而且在時代危機中她們有更真實的困境要麵對。很多女性看到的是，性解放不自動導向女性解放，反而導向陷阱和後退。

而本國的年輕一代女孩，也感覺危機重重，“約炮”無法解決父權文化造成的女性困境，但我們又缺少女權主義的曆史和洗禮作為支撐。我們麵對一個擰巴的大雜燴，進步的、落後的、“激進”的、“溫和”的性別觀點從四麵拉扯，卻又缺少真正流通的性別討論和知識。

《性教育》

02.

性消極是答案嗎？

在這樣一團迷霧中，“不沾男”“去性緣”這種一刀切的方案成了最簡單的答案。但是對性的消極看待或“不沾男”，可能並不是解決方案，反而會造成一些問題。

性消極女權主義者Sheila Jeffreys（傑弗·瑞斯）可以說是“不沾男”話語的祖師奶。她在自己的書中寫道：“瓦解異性戀性欲望是通往女性解放路途上的必要一步”。

但事實上，Jeffreys對於女同性戀的情欲關係也有諸多批評，她認為異性戀欲望是一種把性權力差異情色化的欲望，所以隻要兩人之間有任何權力差異，並讓這種差異轉化成一種情欲，那就相當於異性戀關係。

這也是女權主義理論和性的某種不適配性體現。雖然女權主義的確是一個廣闊的理論框架，應用性和解釋力很高，但它也有局限，女權主義隻能是看待性的一種角度，並不能完全解釋“性存在”。

性別和性，並不是同一個議題，性別中的權力與性中的權力，也並不能等同。這也是性積極女權主義一派的旗手Gayle Rubin做出的提醒。

性永遠涉及到權力差，客體化，以及各種邊界的穿透。要求性的絕對潔淨，絕對道德，就如同要求一條金魚學會騎自行車。如果我們不能做出性與性別的區隔，女性的性實踐會難以展開。

性解放運動不一定能給女性帶來解放，但性消極觀念肯定會給女性帶來更多束縛。事實上已有一些對性與性別有諸多疑惑的年輕女孩會錯誤地認為，隻有對抗自己的異性戀欲求，決絕與男性劃清界線，才是實踐女權主義的唯一正確路徑。

這或許對一些人來說是一種路徑，但應該是一個個人經由探索和經驗和思考後做出的選擇，而不是作為一種教化和灌輸。

《17.3關於性》

也有人指出，目前這種“不沾男”的性消極觀點並不是說女人隻能在性自由和女性權利之間二選一，而是主張一種不需要男性存在的性自由。

女性真正的性解放必須是以女性本位出發，從女性視角推動。脫離男性的性探索，我們才可能從父權的框架脫離，識別自己的欲望和情感哪些是被父權塑造的，哪些是自己真實的需求，從而獲得真正的性愉悅。

女性在父權的培養中已經太習慣把男性作為自己與社會的中介，這樣的不平等的經驗限製了我們的通道，也限製了我們對於自我主體的想象、對於異性戀關係的想象。

或許通過“不沾男”，大家可以開始想象“女本位”的性解放是什麽樣子。但目前，我們沒有經曆充分的父權排毒，我們很難徹底分開真正自主的性愛和一個父權文化培育的性腳本。總之，對性本身的反思，還是要回到瓦解父權上。

但很重要的是，這個排毒的過程是為了正向的探索，而不是被羞恥感驅使。女人的性已經處在自我否定中太久，如今大家對於“性緣腦”或”戀愛腦“的討伐，仍是一種女性性存在的否定，甚至羞辱。

這種“不沾男”實踐也不應該為恐慌感驅使。年輕女孩愈發警惕異性戀性實踐中可能的利用和剝削，擔憂自己吃虧，但一味的退避無法讓我們壯大，我們可能要經曆與男性視線的交涉，與之對抗，最終才能到達一個安全舒展的自我位置。

而無論我們最終做什麽選擇（也可能是“不沾男”），這個決定應該是因為“我想做”，而不是因為“做這件事剛好讓男性愉悅了所以我不做”。那不是“女本位”，而依然是在讓男性的需要指導自己。

《祝你好運，裏奧·格蘭德》

03.

女性與性的關係

性積極和性消極話語不該分孰對孰錯，我們不要讓所謂“派別”統治自己的判斷，而是要在具體議題上做具體獨立的思考和選擇。不要因為社群歸屬感，而把一整套行為標準照單全收，並以此規範自己。無論是“性積極”還是“性消極”，女權主義者最終的目標是一致的：女人能夠自己掌握自己的性存在。

性積極運動也不是在說“性就是積極的”，而是關於性的一種自我接納的積極態度，這包括積極的看待性，也包括積極看到它的一切風險。對於風險充分的知情，我們才可能避免，才能有效地保證生殖健康和個人福祉。所以性積極運動一個重要的遺產，恰恰是性安全的提升和性教育的倡導。

正麵積極和主流化的性教育，才能與充滿物化和暴力的色情品對抗。這種性教育不應該隻是機械式的生理知識，而是應該“賦予年輕人一種更勇敢的性想象力”（埃米婭·斯裏尼瓦桑，《性權利：21世紀的女性主義》）。

甚至色情品本身也可以是很強大的對抗力量，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酷兒女權色情片出現，它們不僅會從女性的視角拍攝，而且顛覆了一係列主流色情拍攝行業長久以來存在的那些對女性和少數人群有害的規範、規則、流程、底層邏輯。

它們會非常注重拍攝倫理，強調知情同意、演員安全、不以市場需求劃定片酬，展現各種性主體的可能樣貌，重新喚起那些被長久以來的主流色情切斷的想象力。這樣的色情品或許恰恰正是最好的性教育。

女性真正的性解放，必定是在現有主流商業體係之外的，現有父權權力體係之外的。所以我們必須積極地鼓勵盡可能多元的存在和嚐試，而不是止步於“不做xxx”和“脫xxx”的消極指令。

《大學女生的性生活》

最後和大家分享法國女權主義哲學家Luce Irigaray（露西·伊利格瑞）關於性的一些理論，對於整合我們對性的各種看似衝突的觀點會有所啟發。

Irigaray批評針對女性的“性的商品化”，這其實一定程度上把美國的性消極和性積極兩派所反對的，集中到了一體——性消極派反對色情行業對女性身體的消費（比如性工作者），性積極派反對傳統性別文化對女性身體的剝削（比如純潔的處女，忠貞的妻子）。

Irigaray指出，無論是處女、妻子、母親，還是妓女的身體都是被父權文化標定價值，都是被商品化的。而女人必須重新定義和掌控自己的性吸引力。對她而言，性積極或性消極的標簽就全部無效，這再次說明，具體的議題和具體的立場，遠遠比站隊和標簽重要。

Irigaray強調女性相對男性的獨特差異，認為女性的性欲是多元的、分散的、流動的。所以女性的性愉悅探索不應局限於單一部位，而是遍布全身的多重敏感區域。她鼓勵女性通過自我接觸來了解和欣賞自己的身體，也鼓勵夥伴間更交互、更富創造性的性互動，和更多樣化的性實踐方式。

她強調女性欲望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女性在性關係中需要爭取更多主動權和平等地位，而不是僅僅滿足他人。而且女性的性存在本身就是非二元的，但現有的父權語言難以充分表達這種流動性，也限製了我們，所以她鼓勵女性創造新的語言來描述自己的性體驗。

在Irigaray看來，女權和性權一點都不存在矛盾。麵對女性權利和女性性自由，我們也不該隻能二選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