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億票房：胡歌高圓圓加持下的小眾電影逆風而行
6月26日，在上線17天後，據燈塔專業版數據顯示，電影《走走停停》票房終於突破1億。
理論上講，17天才突破1億票房，並不是什麽好數據，也不該有較大的討論度。然而，目前這部影片卻是近期影評者的心頭好。
斬獲北京國際電影節天壇獎三大獎項（最佳影片、最佳女配角、最佳編劇），主演胡歌高圓圓，小成本製作的小眾文藝片。拋開具體內容，光這三條buff就足夠讓該影片有較高的討論度，更別提同檔期的其他電影也不是很能打。
文藝片“叫好不叫座”基本已經算是業內，乃至大眾的共識，片方和主創所爭取的必然是獲獎，而高票房隻能算是一個美好的願景。
作為高人氣男演員，胡歌可以選擇劇本有很多，但從偶像小生出道，到如今成為中年男演員主力軍之一的他，有了更高的藝術追求。事實上，在現在的階段，胡歌更缺的是一部高票房的商業大片，而他仍然選擇了《走走停停》，這無疑是以胡歌為代表的主創對於國內小眾文藝片所呈現出的一種態度。
高人氣演員加持下的1億票房不算是什麽“逆風翻盤”的驚喜，也不是能被冠以“票房慘淡”的悲劇，但卻是一種“逆風而行”的態度，很顯然，如果還拘泥於“叫好不叫座”的討論，那實在是有些狹隘了。
二、方向失靈：探索生活未必有預設目標
拋出外界標簽，《走走停停》在內容層麵上究竟是個怎樣的故事呢？
毫無疑問，《走走停停》是一部“探索生活”的影片，該劇的呈現就是導演對於生活的提煉。
而在敘事層麵上，《走走停停》講述故事的邏輯，與大多數電影是相反的。多數電影會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主線——主人公需要達成一個目標，而在達成這一目標的道路上會發生各種各樣的事情，影片的結尾也會落腳在“是否達成了這個目標”。
在《走走停停》中，吳迪（胡歌飾）其實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北漂編劇夢的崩塌，似乎讓他的生活失去了方向，回到家鄉後，他也並不明確自己想要過怎樣的生活，他似乎失去了自己人生的主控權，就連將自己寫過的劇本拍攝成影片，也是在馮柳柳（高圓圓飾）及其他人的推動下才逐步實現的，如果是僅憑吳迪個人的意願，這部影片的拍攝會在諸多節點戛然而止。
所以這部影片一定不是那種“看了開頭就能猜到結尾”的影片，所有的意外也不會像其他影片那樣通往一條似乎符合預期的道路。
比如吳迪最後並沒能和馮柳柳在一起，他也沒有因為拍攝自己所寫劇本的影片而再次踏上編劇的職業生涯等等等等。
影片每一處可能滑向俗套的橋段，都戛然而止在了生活的匆匆之中，扭轉到了不符合戲劇故事創作邏輯但是卻符合生活可能性的下一篇章。
也因此，有人覺得這個影片“真實”“不狗血”“不俗套”，也有人看完之後覺得這個影片連故事都沒講好。
但，又有多少人的生活能真的像是戲劇故事的創作邏輯那樣，沿著一個目標衝到底。多少人生中的故事，不都是戛然而止，失去了方向嗎？甚至很多人的生活，連一個所謂的“目標”也未必存在，隻能任憑外界的推動去探索一個可能會存在的方向。
而這，不就正是影片中吳迪生活的呈現嗎？
三、喪與躺平：後疫情時代的時代情緒
縱觀整部影片的基調，盡管穿插了無數點到為止的笑點（順便一提，這些笑點並沒有過分渲染，令人欣慰），似乎一幫人也在忙碌的做著“大事”，但“喪”與“躺平”氣息從未停息過。
近幾年來，這類帶著“喪”感的“躺平”電影，可以說是後疫情時代下，時代情緒的集中反映。戲劇創作者們也都抓住了這一現實又好用的題材，或者說是一種現實又好用的生活態度。在此基礎之上，無論是從“喪”到崛起，亦或是“喪”到一蹶不振的故事內容都頻頻出現在影視作品之中。
但很多電影的處理都非常粗糙，呈現流於表麵，更沒可能真正觸碰這種時代情緒的內核，拚了命地往不切實際的狗血劇情裏渲染一種所謂的“當代人的苦難”，似是想把“我超喪”三個字呐喊出來。
而在《走走停停》中，這種“喪”的表達，是融入整個影片的角角落落的。
作為一個北漂文藝圈中青年，吳迪不是沒有掙紮過，不是沒有努力過，但他的才華或許確實有限，大環境也不好，他沒有辦法在北京的編劇圈混出名頭，於是妥協回到了老家，但在老家仍舊因為影視行業發展落後、年齡超過35等諸多原因還是找不到工作。
活在哪裏，都不體麵，都很艱難。
為了平衡內心的不滿與現實的無奈，他才會跟馮柳柳“死裝”，談及什麽“追求生活的意義”，他從不承認自己在世俗意義上已經算是“失敗”，也不承認自己的“喪”與“躺平”，但這種否認，反而是“喪”的另一種表達，是一種“自我催眠”。
這樣的“自我催眠”源於對於現狀的無能為力。如果改變不了現狀，那就隻能改變自己的想法。這觸及了“喪”與“躺平”的內核，是一種對於生活的麻木。生活沒那麽好，也沒那麽糟糕，沒有那麽多為什麽，習慣就好。
四、人生如戲：“戲中戲”的凝視與被凝視
在這部電影中，攝像機是一個作用很大的道具，基於這一道具，影片中出現了“戲中戲”的設置，而且還是兩個“戲中戲”，一個是吳迪拍攝劇情片鏡頭裏的“戲中戲”，一個是馮柳柳紀錄片鏡頭裏的“戲中戲”。
吳迪既是自己劇情片的掌鏡人，他在用自己手中的鏡頭拍攝其他角色，同時自己又是馮柳柳紀錄片鏡頭裏那個被拍攝的對象。
既是主體，又是客體。其實除了吳迪外，所有人都承擔著審視與被審視的雙重角色，且沒有辦法脫離任何一種身份。
就如同本片的升華之處，吳迪的父親對於吳迪拍攝的電影分外嫌惡，做出了許多腔調，當被馮柳柳的紀錄片鏡頭捕捉時，他表現出了強烈的抗拒，但最後為了實現亡妻的理想與願望，從戲外人的身份轉變為戲內人，走進了吳迪的電影鏡頭裏。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不過如此。
你在審視他人，同時也不可避免地也被他人審視。我們每個人都是自己故事裏的主角，別人在看著我們，同時我們又是別人故事裏的觀眾，我們在看著他們，無一例外。
而導演沒有止步於這樣的一個巧妙小構思，他進一步挖掘，在這樣的錯位審視下，人類社會會碰撞出怎樣的差錯。
於是，原本打算以正麵視角記錄吳迪的馮柳柳，被領導剝奪了創作權利，後領導在惡意剪輯與加工下，吳迪變成了一個不學無術、吊兒郎當、徹頭徹尾的失敗返鄉中年。這一劇情設置其實也並不罕見，例如年初的《熱辣滾燙》裏，主人公樂瑩同樣遭到了惡剪。
這種“惡剪”現象，其實就是放大了我們現實生活中遇到的非常實際的問題。
他人定位或者說世俗定位與個人定位並不完全相同，被片麵定義，被誤解，甚至被誹謗，實在是太正常了。
就像是吳迪雖然在北京混不下去，但仍覺得自己“擁有才華”，馮柳柳認為吳迪“很有想法”，而馮柳柳的領導則覺得吳迪就是徹頭徹尾的“失敗者”。
五、反說教反煽情：多給觀眾一些自我思考的權利吧
叨叨個人喜歡的電影都有一種共性——不把觀眾當傻子。
有些電影的“爹味”實在是太重了。
或許是因為導演敘事功底的不足，又或者是急於表達導演思想，很多影片的導演都喜歡直白淺顯的給觀眾“講道理”，將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盡可能快準狠的傳輸給觀眾，甚至還用各種試聽語言誇大這種情緒表達與說教口吻，從而煽情戲泛濫。
此外可能還有一些導演出於票房考慮，想要捕獲下沉市場，因而致力於降低觀影門檻。
但這種操作在我看來實在是“把觀眾當傻子”。
所有觀眾看完一部影片以後幾乎都被導演牽著鼻子走，每個人做出了相似的主題提煉，確實能有效防止觀眾看完以後怒喊“講的什麽玩意”，從而保障自己的影片立意無誤。但這樣的處理，對於電影這一藝術來說，未免有些太“去藝術化”與“中心製”了。
這部電影的導演顯然並不想急切直白的把自己對於生活的探索像是給學生灌輸知識那樣灌輸給觀眾，畢竟這部影片本來就是想表達“生活並不一定總有方向”，自然也沒有什麽結論性的東西需要闡述，更是舍棄了過分渲染，用平實的表達緩入人心。
說教氣越弱的影片，越容易激發觀眾產生不同的理解與感悟，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賦予了觀眾主權——自我思考的權利。基於此，導演與觀眾實現了思想碰撞，共同書寫影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