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第一個被槍決的高考狀元，現在無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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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並不是所有狀元都前程可期，新中國的曆史上，曾有過一名命運極度悲涼的狀元。他叫沈元，係1955年全國文科狀元。如果活著，今年應該是86歲了，但今天很少有人知道沈元這個名字，包括他的母校北大。
熱聞之下，還有”冰點“。他是舊時學霸，以治學成名。還在北大讀書時，沈元就被譽為天才學者，可惜反右運動中被打成極右派。摘帽歸來24歲的他，在《曆史研究》發表《急就篇研究》，同題研究的論文質量被指高過王國維。25歲，他又在該雜誌發表《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後被《人民日報》整版摘錄，在《人民日報》的出版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但是，沈元最終因治學命喪黃泉。文革中的1970年“一打三反”，年僅32歲的他被以所謂的投敵叛國“反革命罪”錯誤槍決，文革後才平反。
這期間，和沈元同被槍決的北大同窗還有：中文係林昭，外語係顧文選，哲學係黃中奇，化學係張錫琨。
本是“人中龍鳳”的他們，可惜生錯時代。林昭的名字想必很多人已聽聞，但留下著述文字最多的沈元，卻鮮見公開出版物披露詳情。那麽你可能想問：被槍決的沈元，是一個什麽水準的文科狀元？
被執行“槍決”：行刑時曾想保命
前北京大學教授、毛澤東與江青之女李訥的老師郭羅基，曾撰寫過《一個人才，生逢毀滅人才的時代：哀沈元》一文。他以同窗的身份，回憶了1955年全國文科狀元沈元最後的生命時光。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召開“公審大會”，宣判“反革命分子”。一聲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審，沒有公訴，不準辯護，隻有判決。一兩個是“從寬”的典型，其餘皆“從嚴”。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癱倒在地，後麵兩個解放軍戰士把他遞了起來。
二十來個都癱倒了，隻有一個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會結束，所有被判了死刑的人，也隻有這個人是自己走出會場，其他的人都是被架著拖出去的。
到了刑場上，這個人大喊一聲：“我還有重大問題要交待！”
行刑人退出了槍膛裏的子彈，把他押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裏了。實際上這個人並沒有交待出什麽“重大問題”，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場……
“一打三反”發動群眾，破壞法治的程度在文革中登峰造極
這個人就是沈元，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實習研究員。他被執行死刑的罪名為“投敵叛國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文革”前，他發表的幾篇曆史學論文，轟動史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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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羅基回憶，當時他在江西南昌鯉魚洲北京大學農場勞動。北京來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向他敘述死刑犯沈元行刑的故事，驚歎他在死神麵前的鎮靜。
沈元，是五十年代郭羅基在北京大學曆史係的同班同學，郭稱沈元是一個才華出眾的人。“我了解他。他是想再爭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時，哪怕一分鍾，等待有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沒有等來。別人早已絕望了，他還在運用超人的機智尋求死裏逃生的機會。我知道他的腦海裏有多少曆史學的研究課題，在向他招手，鼓舞著他求生的意誌，不甘心就此了結一生。”
筆者留意到，郭羅基回憶沈元被執行槍決之細節，在張郎郎前幾年出版的《寧靜的地平線》中有交叉印證，隻是槍決時間稍有出入。張郎郎在書中曾寫道：我們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許多人被拉走了，我記得名字的有遇羅克、田樹雲、孫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濤、王文滿、朱章濤等。最後兩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執行了。那個我們還指著他給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帶走。我被留下了，筒道裏死一般地寂靜。我預感到他們再也不會回來了……
張郎郎寫到關押沈元、遇羅克和自己等死刑犯的“筒道”，即北京的K字樓監獄。2013年，曆史學者王學泰在三聯出版社出版《監獄瑣記》，就是記敘此地的故事。據他稱，前幾年他還曾回去探訪K字樓監獄現狀，結果發現那裏已經被開發成了一片昂貴的商品房樓盤。可以確認的是，沈元和遇羅克等人行刑槍決前，一直被關押在那裏。
生於書香家：以狀元分數考進北大
關在同一個監所，和寫出《血統論》的死刑犯遇羅克出生不同，沈元1938年生於上海，原籍浙江義烏，是世家子弟。其父沈鵬，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理科畢業，後來從政。南京政府成立後，江蘇省政府設在鎮江，其父曾任鎮江縣縣長，抗戰時期主持修建滇緬公路。他的姑媽美籍科學家，甚有名氣。
2009年5月，浙江杭州西冷出版社出版沈元遺著《〈漢書補注〉批注》，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為其寫了序言。這讓我們得以知道，原來沈元與家世顯赫、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前校長、被稱為台灣“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為表兄弟。
沈君山稱，沈元是他的親表弟，小他6歲，小時很孤獨，“沈元出生不到一歲，中日戰爭就爆發，父親是一個出色的鐵道工程師，隨著政府撤離到西南，接著母親也帶了兄姐兩人跟去。他因為太小，就留下來由奶奶帶，等到抗戰勝利全家歸來，沈元已經7歲，父親也已在後方因公殉職。所以他從未真正地見過父親，而在稚齡亦未真正享受過父母的親情。”
而據沈元同窗郭羅基回憶，沈元告訴過他，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禮炮聲中參加了少年兒童團（少年先鋒隊的前身）。那時他剛進初中，是班上的第一個。進入高中，又是最早參加青年團。1955年，沈元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曆史係，有誌於中國古代史，專攻秦漢史。
沈元9月入校後誌趣高遠，常以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自許。他對同學們曾說：“我們就是未來的範文瀾、郭沫若、翦伯讚。”上述三人是當時史學界三大權威人物。在提倡做“螺絲釘”的時代，一切雄心壯誌都被說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誰出頭就會被削平。沈元的放言高論、出色學業，招來異樣目光。
郭羅基回憶，當時他是曆史係55級黨支部書記。全年級分三個班，沈元在一班，他在三班。一班的黨員就常常向他匯報沈元的“問題”，二年級時三班成為考古班，學考古的調進，不學考古的調出。郭羅基被調到一班後，他發覺沈元之所以成為“問題人物”，在於他才華出眾遭人妒忌。沈元被指責為“不靠攏黨組織”，然而他卻對郭羅基個人很“靠攏”，還說“我們班上隻有郭羅基是有人性的共產黨員”。
五十年代，史學界的熱門話題是中國曆史的分期問題。中國的封建社會從什麽時候開始，主要的意見是三種：西周封建論（以範文瀾為代表），戰國封建論（以郭沫若為代表），秦漢封建論（以翦伯讚為代表），另外還有一派魏晉封建論。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說：“封建製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他把三種主要意見都囊括了，但首先是肯定了西周封建論，故此論頗為時髦。
郭羅基回憶，因學生們大多是翦門弟子，受其影響都認為西周封建論最沒有道理，戰國封建論道理也不充分。按曆史分期的主流意見，中國的封建社會都在兩千年以上。因而提出：中國的封建社會為什麽那麽長？這是史學之謎，這個難題激勵了研究，史學界開了不少討論會，發了不少論文。而還是學生的沈元也有誌於探索史學之謎，他稱從初中開始就思考這個問題，也對秦漢史興味甚濃。二年級時，寫學年論文，沈元的選題是《論漢武帝》。
整風變右派：私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
從現僅存的一張公開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長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裝，戴著一副近視眼鏡，是一個麵皮白淨的書生。其北大同學回憶，沈元平時靦腆少語，循規蹈矩，他是那種天才加上勤奮的學生。在北大學習期間，他在給老師的信中寫道：幾無片刻休息，大批的參考書要看，要做摘錄。每次課一完就跑到圖書館去，每餐之後也盡速趕去等館門之開，否則搶不到座位，“我們進了圖書館，正像餓牛進入水草地。”
沈元年輕時清秀的照片
然而，好奇心害死了這位早慧且勤奮的青年。1956年，國際上發生了大動蕩。這年2月，蘇聯共產黨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大會閉幕後，召集全體代表連夜開會，作了《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長篇“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問題。國際上對斯大林問題議論紛紛，引起強烈反響。東歐的蘇聯衛星國蠢蠢欲動，反抗控製。
常進圖書館的沈元並非一味埋首故紙堆，他十分關心現實問題。這年2月，沈元在閱覽室裏看到一份《工人日報》，上麵全文刊載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讀後大為吃驚。據郭羅基回憶，當時大學生的外語都是選擇地學習俄語，不能閱讀英語報紙。沈元在中學學過英語，借助字典摘譯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私下供同學們傳閱。其中特別驚人的是斯大林在肅反中大開殺戒，受害者達七十萬人之多。
看後沈元的“翻譯私貨”，學曆史的北大學生們認為，斯大林是可詛咒的。同時又想到另一方麵，要是生活在那個恐怖的年代，如何避免成為屈死的冤魂？
郭羅基回憶有一個時期，宿舍裏每天晚上議論的都是斯大林問題。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當時他發表了許多看法，能記住的主要有兩點。
一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中揭露的事實，為何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蘇聯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樣的曆史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國封建王朝的史官還能秉筆直書，社會主義時代為什麽不能寫信史？學習和研究史學的人對於如何書寫曆史，當然是特別在意的。沈元提出的問題，引起熱烈的討論，大家不能不聯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將來做一個什麽樣的曆史學家？誰來繼承太史公的傳統？
第二是斯大林為什麽能夠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幹了壞事為什麽能夠長期隱瞞？赫魯曉夫隻是譴責個人崇拜。沈元認為，根本上是製度問題。這也是國際輿論對斯大林問題的普遍看法。鐵托在普拉的演說也這樣講：這裏不僅僅是個人崇拜的問題，而是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製度問題。
長期以來，關於沈元翻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來源，有兩種迷糊不定說法：一是英國共產黨的《工人日報》，一是美國的《工人日報》。50年代，外文報紙並不是每個人都能閱讀到。為一探究竟，筆者曾前往中大學圖書館查閱史料，在典藏室裏找到了這份報紙，核實為美國的《Daily Worker》，翻譯成中文即《工人日報》。
1956年2月14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報告。當時中蘇處於蜜月期，中共派出的是以朱德為團長、鄧小平為副團長的代表團參加了蘇共二十大。
根據現有史料，筆者暫時無法證明兩人是否當場聽取了赫魯曉夫的內部秘密報告。不過據筆者查到的報紙版麵，《Daily Worker》在蘇共內部會議開完的第三天，即2月16日即以“獨家報道”的醒目導讀，分2天連續全文刊登了這份報告。
在意識形態尚存的時代，信息管製到今天也有，隻是形式稍有不同。據沈元的另一同班同學雷光漢回憶，赫魯曉夫做二十大報告時，國內是絕對保密的，隻傳達到高級幹部，老百姓不得與聞。但沈元以自己的學識和敏銳度，在圖書館看到了這幾張報紙後，將它翻譯了出來供人傳閱。從這個角度講，沈元所做之事，超出了一個學生的視野範疇，也極為冒險。
筆者推斷，與他同處於一個大學時代的學生比，學曆史出身的沈元關注時局，比同齡所有人都走得遠。後來反擊右派運動中湧現出北大的林昭、張元勳，人大的林希翎，1956年年初當時他們可能什麽都還不知道。可以確定國內當時，幾乎沒有幾個人全文閱讀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而沈元是一個例外，且他還隻是一個在校大學生。
1956年，中共正式提出了所謂的“雙百”方針（百家爭鳴，百家齊放）。這一年，是難得的思想寬鬆的年頭。接著1957年春天，毛澤東和中共各級黨委千呼萬喚鼓勵“鳴放”，要求黨外提意見。得風氣之先的北大學子，用不著等待邀請，自己就鳴放起來。曆史係宿舍外的鳴放標語以及牆報《準風月談》，批評某些黨員和黨支部壓製鳴放，據稱就是沈元與四二三號宿舍的同學所寫。
北大“五一九”以後（5.19這一天，北大自發鳴放開始），沈元雖然也同意人大林希翎、北大譚天榮的一些觀點，卻不同意他們“煽動情緒，搞得燕園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他在大飯廳前的辯論台上與他們多次辯論，在老同學眼裏沈元是標準的左派。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沈元因翻譯傳播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被定為極右分子。翌年他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這一年，沈元正讀大三，19歲。
社科院收留：連發雄文轟動史學界
1957到1960年，沈元到農村改造，期間得了肝炎。因未受適當治療，始終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暫的一生。據他同學雷光漢著文回憶，雷同被打成右派後，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門頭溝的齋堂背石頭，修水庫，很苦很累。當時沈元和他的一個姨表妹談戀愛，人很漂亮，曾到齋堂看過沈元，但表示要和他這個右派斷絕戀愛關係。
沈元大受刺激，痛不欲生。他說：政治上沒希望了，愛情上也沒希望了，活著沒意思了。他甚至想輕生，跳水了斷此生，為此雷光漢在北海橋上勸了沈元兩小時。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開始在街道上勞動，摘掉右派帽子後幫助街道辦事處做點事。因他在北大和家居時寫的一些文章，其才華見識為史學界前輩激賞，被破格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
據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劉誌琴2008年回憶，她與沈元並非同事，也與他沒有交往，但她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觸到沈元的問題。上個世紀60年代初，她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哲學社會科學部學術處工作，協助領導處理學術事務。她回憶，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薦給學部負責人劉導生的，劉導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薦到曆史學者黎澍的門下，他差一個助手。
按那時的人事常規，一個從北京大學曆史係三年級被開除的右派學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調進最高學術部門，有幸的是，劉導生和黎澍都是有膽識而愛惜人才的領導，那時又正值三年困難的調整時期，對知識分子政策也相對寬鬆，沈元才得以走進近代史所大門。1962年四五月間，沈元就被分配到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組工作，歸丁守和管理。
24歲的沈元一到社科院，便展露才華。劉誌琴回憶，沈元在1962年第3 期《曆史研究》發表了《研究》一文。劉誌琴回憶，這是一篇對漢代兒童啟蒙讀物《急救篇》進行社會文化研究的學術論文，文章展現了作者對史學、文字學和音韻學的深厚功底和新穎的視角，這在言必稱階級鬥爭的論調中是一縷春風，使人耳目一新，尤其是一些老學者對該文備加稱讚。筆者周一在中山大學圖書館的防空洞書庫，逐一查實了這些資料。
1962年沈元摘帽歸來，在《曆史研究》發表《急就篇》研究，學術水品被譽超過王國維
來自耿法的撰述稱，當時沈元對《急就篇》的考訂研究超越了同樣關注此問題的大學問家王國維，而從《急就篇》研究漢代社會的性質，更是前無古人，在史學界引起極大轟動。郭沫若讀後稱讚：“這篇文章寫得好。”另一位史學大家範文瀾讀後也說：“至少比我寫得好。”而劉誌琴稱，給她印象最深的是她老師周予同先生，他一說起沈元就眉飛色舞，興奮不已。
接著，沈元在1963年第1 期《曆史研究》又發表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長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報》用一整版刊載他《論洪秀全》一文（改了標題）。筆者查詢獲悉，中共建政後《人民日報》從未以這樣大的版麵刊載學術文章。劉誌琴稱沈元得此優遇後，再次博得滿堂喝彩，一時間從南到北的學者，人人爭說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說。“沈元道路”的說法，據說是來自北京大學。
就在此時，北京大學曆史係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報刊這樣發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揚白專道路，對抗黨的教育方針，這對擔任黨團工作的學生幹部是嚴重打擊。
沈元問題有人控告，有人讚歎，沸沸揚揚，這一下引起主管宣傳部門的注意。為有一個準確說法，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發話，要學部就此問題調查，就這樣劉誌琴親自參與了這項工作。
劉誌琴近年在《炎黃春秋》撰文回憶，被調查的對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員對沈元的反映，凡被調查的對象對沈元的為人和治學都有所稱道。接納沈元的曆史學家黎澍喜滋滋地說:“ 近代史研究要有十個沈元，麵貌就能根本改觀。”
對一個小輩作出如此高度的評價，實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極大震撼。
調查的結果最後認為：社科院對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黨的政策，其人在街道監督勞動期間表現良好，在來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應該以右派論處，文章的檢查也沒有發現政治錯誤。
劉誌琴稱，其實這一調查僅限於沈元個人，而對社會反響最激烈、最尖銳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談。在當時情況下這是保護沈元，息事寧人的唯一辦法。作為參預調查工作的成員，她也樂於保護一個難得的人才。
其時，沈元再度寫成《馬克思主義與階級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張玉樓”的筆名在《曆史研究》發表，《人民日報》準備再次加以全文轉載。
劉誌琴回憶，沈元改用筆名發表文章也是有關領導在調查後的建議，可這一舉措並未完全平息風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還用筆名發文後，又再次告狀，甚至告到毛澤東那裏，不依不饒。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讓沈元發表文章為止。此後的幾年，想必被剝奪出版自由的沈元有多苦悶。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到來，為沈元問題不少人遭受折磨。劉誌琴回憶，社科院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認罪，而接納沈元的劉導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鬥。文革結束後劉誌琴調到近代史所，得知沈元已槍決多年。後來她獲悉沈元文革中曾結婚，寄居在親戚家，紅衛兵運動一來，將他們一家掃地出門，迫使他們到處躲藏。
當時，文革浪潮席卷中國。治學惹禍的沈元，怎麽也不會想到自己竟然有這麽一天：夫妻兩人走到哪裏，紅衛兵就追到哪裏。曾經接納他的研究所，也根本不可能再度接納他，兩個年輕人連棲身之地也找不到。期間，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但姐姐早已自顧不暇，不可能再接受一個“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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