診室裏，李婷媽媽擼起了女兒的袖子，露出兩隻手臂上的十幾道刀痕，深淺不一。就診前一天，李婷差點兒從15樓躍下，一家人都嚇壞了。

李婷剛滿12歲，麵容俊秀，脖子上戴著一根紅色項鏈。正是愛美年紀的她，很在意自己的形象。問診期間，李婷半低著頭，一言未發，卻不時踩下媽媽的腳。家人希望醫生盡快安排她住院。

齊軍慧是北京安定醫院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治醫師，這不是她第一次見到李婷了。一周前，媽媽第一次帶她到這裏，講述女兒從去年6月開始一直待在家裏，情緒不好時，會摔砸東西、與家人吵架，甚至自殘。

“抑鬱狀態”，這是齊軍慧給李婷的初步診斷。上次，她已經建議李婷住院，但媽媽沒同意。這次，李婷想跳樓的想法，讓她改變了主意。

齊軍慧當即聯係同事給婷婷排上了住院號，需要等多久，她也說不好。安定醫院兒科普通病房有80多張床位，常年是滿床狀態，近半住院者是不同程度抑鬱情緒的10~16歲孩子。

2021年5月，第一個有關中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患病率的流調報告發表在《兒童心理學與精神病學》雜誌上。這次流調從2012年底啟動，選取了北京、遼寧、江蘇、湖南、四川五個省（市）的約74000名兒童青少年作為樣本。

調研結果顯示，在6~16歲在校學生中，兒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礙總患病率為17.5％，其中，抑鬱障礙占3.2％、焦慮障礙占4.7％。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醫學首席專家、主任醫生鄭毅牽頭進行了這次流調。“以中國在校生數量推算，這個數字已經非常龐大，而且當時我們做流調時選取的對象是在校學生，還沒有覆蓋那些因為各種原因上不了學的孩子，如果算上他們，患病率會更高。”鄭毅說。

在他看來，兒童心理健康問題已經成為了一個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而這不是靠醫生就能解決的，它需要家、校、醫、社會融合發力。

青少年：

“腦子裏隻有難過的感覺”

在李婷準備住院時，陳蕊已在這裏住了18天。

她坐在遊廊的椅子上說，她想治病，但又不太想治好，嚴格來說，是不太敢治好。“我患病大部分是由於家庭原因。”她說。

14歲的陳蕊是北京人，父母在她眼中“很傳統”：父親脾氣暴躁，喜歡說教，典型的大男子主義，說話常帶著命令語氣。母親教育嚴格，從小給她報各種補習班，連周末都沒有空閑時間，不想上也沒辦法。

家裏的環境讓她感到壓抑。陳蕊覺得，自己三四年級時就開始有心理問題。那時她已經能考到班級前幾名，但媽媽還是會用“小學學不好，就沒有高中上”的話嚇唬她。“她想我穩定在年級第一，我覺得不可能，但她確實這麽希望。”

導火索是升入初中後，相交多年的朋友與她決裂。有同學借此傳閑話，她和同學的關係變得緊張，以致她想“避開這些同學”。後來，她情緒問題越來越嚴重，有時煩躁不安，有時又會突然痛苦難過，有兩次上著課就控製不住大哭，“一點兒征兆都沒有，腦子裏隻有難過的感覺”。

她的身體開始出現異常：有時頭腦混沌，聽不見外界聲音；有時睡醒後，看東西也出現扭曲，半小時後才恢複正常。她經常嘔吐，頻繁時，地鐵每一站都得下車嘔吐一次。她後來得知，這是抑鬱狀態下的軀體化症狀。

學習成績自然也在下降。她難以集中注意力聽課，能看懂黑板上的字，卻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麽。記憶力也變得很差，中午吃了飯，下午就忘了吃的什麽。甚至，輕生念頭也開始閃現，她會想拿水果刀捅自己，但又不敢，也因為不舍得家裏的小貓。她更希望有人在大街上突然給自己一刀。

她跟媽媽說，自己恐怕得了抑鬱症。但媽媽不信，理由是她對照了中學課本上關於“青春期表現”的內容，認為她正好符合。直到她為了清醒一些，用刀割手腕、用頭撞牆，媽媽才帶她來看病。

“孩子為什麽會這樣？”這是大多數家長見到何凡時或直接或委婉都會問的問題。何凡是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主任醫師，往往一番檢查和解釋後，她都會溫和卻不失嚴肅地告訴家長：因為他病了！

何凡介紹，抑鬱障礙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疾病，就像人會骨折一樣，而非像很多家長以為的那樣：孩子變笨了、不聽話了、變懶了，或者青春期叛逆太厲害了。

她說，事實上，青春期叛逆會有些情緒問題和對立違抗，但都在可接受範圍內，不會自殘、自殺、喪失社交和上學等社會功能。從流行病學調查結果看，兒童青少年抑鬱障礙患病率與成年人幾乎相當，這是國際共識。

齊軍慧說，對於青少年而言，12歲是一個分水嶺。這個年紀，他們要麵臨小升初考試的壓力，升入初中後，又會麵臨適應新環境、處理新的人際關係的壓力，學業壓力也更大，如果不能很好應對這些壓力，就可能會出現心理問題。另外，從生理上來說，12歲也是青春期的開始，是體內激素水平發生劇烈變化的時期，他們在外形上越來越像大人，但心理成熟度卻不足以應對生活中的種種問題。

家長：

“孩子怎麽能生病呢？”

張葉的頭在輕微抖動，她能感覺到，但控製不了。

女兒趙悅生病後，她壓力很大。去年年底，她覺得自己不太對勁，總想哭，醫生說她是抑鬱和焦慮。

今年3月，是趙悅近一年來第三次住院了。第一次住院時，她剛過完14歲生日。36歲時，張葉才成為母親，她自認，從小對孩子比較寵溺，期待值也很高，但並沒有像一些城市家長那樣過度“雞娃”。

“對孩子的陪伴，我覺得並不少，我和爸爸一直盡可能全身心陪伴她。在孩子生病前，從沒覺得忽視過她的感受，在物質和精神上也沒有虧待過她。”張葉說，但女兒生病以後，她覺得那都成了“表象”。

趙悅學習很好，小升初時，考上了當地一所重點中學，但轉變也隨之而來。張葉回憶，當時小悅的自我意識逐漸增強，但她和愛人並沒有及時關注到孩子的變化，對她的“掌控”和“約束”還是比較多。“主要是在電子產品上，方式方法不太對，比較粗暴。”

暑假時，趙悅的情緒開始明顯低落，不想跟同學聯係，也不願學習，有自傷行為。張葉覺得不太對，就帶孩子去看心理醫生。

在當地一家精神專科醫院指定的心理谘詢中心，谘詢師說趙悅隻是一般的青春期問題，並無大礙。她覺得，既然是青春期問題，那就慢慢調整，於是先讓女兒做心理谘詢，但發現沒用。後來，趙悅說，她不可能對一個陌生人敞開心扉說話。

上初中二年級時，趙悅開始變得易怒，學習興趣下降，注意力和記憶力嚴重下滑，失眠，晝夜顛倒。

“回過頭來看，那時她已經生病了。”張葉說，去年3月，趙悅在安定醫院被初步診斷為“抑鬱、焦慮、雙相情感障礙”，需住院治療。但是，當時她和女兒都很焦灼，對住院也比較反感，住了一個半月之後就出院了。她承認，從現在來看，趙悅當時還不具備出院條件。

安定醫院兒童精神科主任醫師陳旭和張葉已經是老熟人。她回憶，那時，張葉和很多家長一樣，對疾病本身和孩子病情的認知都存在很多誤區，與醫生沒少吵架。

張葉坦言，起初，她和愛人都無法接受，“孩子怎麽就能生病呢？”

她們一度自責，覺得自己在孩子成長過程中做了很多錯事，甚至覺得自己把孩子毀了。“當你看到別的孩子在快樂上學的時候，不管他學習怎樣，至少健康。但看到自己孩子，總覺得受了太多罪，無論身體上還是精神上。”

“家長要學會接納孩子，隻有接納了孩子，先改變自己，孩子才會改變，而不是說隻給孩子看病，單純讓孩子去改變。”她說。

讓家長從“接納孩子”到“改變自己”並非易事。安定醫院院長、抑鬱症治療中心主任王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提到，一些家長有一種奇怪的心理，好像疾病不是發生的，而是由醫生“發配”的，隻要不看醫生，就可以當作沒有疾病。有的家長來找他並不是為了給孩子治病，而是希望他宣布孩子沒病，這樣他們就可以告訴孩子，專家都說你沒病，你要好好學習，不要瞎想。這種心態的本質是父母擔心孩子確診了精神疾病，就被扣上了一頂帽子，他們感受到社會對抑鬱症的汙名化，由此產生了病恥感。

“現在又有一個問題，家長的病恥感比孩子重得多。”齊軍慧在接診中發現，患兒家長分兩類，一類是意識到孩子問題的嚴重性，願意配合醫生治療。另一類則是來“扯後腿”的，家長來了就說：“我也不知道怎麽了，我覺得沒事兒，就是手機玩兒多了，都是他要來的.……”總之，竭力尋找各種解釋，證明孩子沒病。

何凡曾接診過一對母女，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被診斷為抑鬱症。在被確診前，女孩在其他綜合醫院至少耽擱了2年時間，軀體化症狀很嚴重，無法上學，但媽媽覺得她在各種科室都做檢查，沒有問題，就一直逼她上學。

得知診斷結果後，這位媽媽完全不能接受，其反應之激烈讓何凡也為之驚訝。“我很少見到反應那麽激烈的家長。”何凡說，看到孩子痛哭流涕地講述自己的病史，又看到這位媽媽的反應，她特別可憐那個孩子。

後來，她再也沒見過這對母女。

醫生：

“出院往往才是治療的開始”

“每個月，兒科病房都有十幾個孩子在達不到出院條件時被家長提前接出院，醫生對每個家長苦口婆心勸說繼續治療，但無濟於事。”陳旭說，擅自給孩子停藥、更改劑量、不按醫囑出院的家長並不在少數。

齊軍慧沒少和這樣的家長打交道。她記得，有個孩子是她們科室的“老病人”了，但她隻見過這個孩子一次，之後全是她爺爺來給開藥。她猜測，這位老人應該是一位高級知識分子，因為每次他都帶著很多資料，指導她怎麽用藥。

“我一要求見孩子，他就說孩子忙著上學呢。他不讓你說話，隻說自己的判斷，然後讓你承認他的判斷是對的。”齊軍慧說。

作為醫生，她需要反複跟家長強調，精神科的麵診不可替代，一定要把孩子帶來。何凡表示，精神科的所有疾病都是臨床診斷，這意味著診斷的準確性，更多是依賴於醫生的經驗和專業素養，其中主要通過與患者直接交談的精神檢查尤其重要。

3月29日，是安定醫院兒科病房家長開放日。當天，家長可以看望孩子、參觀病房，但最重要的環節是一場座談會，醫院希望通過這種形式增進和家長的溝通。

這一天，陳蕊的媽媽來了。她在座談會上講述了一件事，因為沒買到一場演唱會門票，女兒就突然情緒崩潰。講完後，她提出了一個很多家長都有的困惑：孩子生病後，父母該怎麽和孩子相處，怎樣才能在孩子麵前堅守教育原則？

在場的心理治療師田老師給大家舉了一個例子，有個孩子跟她說，自從她生病後，家人對她所有要求都無條件滿足。“她們滿足的時候，我都愣了，我的要求明明是錯誤的，她們為什麽答應，她們難道不帶腦子嗎？我做錯了事，她們還說我是對的，她們沒有基本的是非觀嗎？”這個孩子說，其實她知道為什麽，因為家人覺得她生病了。

田老師想通過這個案例告訴家長，由於年齡原因，孩子有時會產生“疾病獲益”的心理，這同時也在考驗家長的養育智慧。家長應該在“生命安全第一，傷害最小化”的原則下，守住基本底線。

施道明是一名中級心理治療師，也是這場座談會的主持人。他建議，家長在麵對孩子時要保持基本的是非判斷。比如，什麽事該做，什麽事不該做，什麽東西能買，超出多少錢後，就不能買。

“要把這些底線傳達給孩子，在保證他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堅守底線，而且全家要就這個底線達成一致，不然就是無效的。”施道明說，可能每個家長都想要一個固定答案，但其實沒有，因為每個家庭的情況都不一樣，孩子的病情也在不斷變化，家長要在跟孩子的互動中像蹺蹺板一樣達到一個動態平衡。

多位醫生表示，某種程度上，包括抑鬱障礙在內的精神障礙類疾病是一種慢性病，就像糖尿病、高血壓一樣，患者除了長期服藥外，還要改善生活方式，調整心態，因此，家庭的照護至關重要。

“出院並不代表治療的結束，可能隻是開始 。孩子出院後，一個家庭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這是施道明常和家長說的一句話。

陳旭說，家長需要正視抑鬱障礙這種疾病，既不要輕視，也無需恐慌。不能輕視，那是因為50%以上的精神疾病首次發病是在青少年時期，無需恐慌，那是因為在這個時期，往往處在疾病發生的早期階段，早期識別和規範幹預能夠預防疾病發生和慢性化，隻要通過充分治療，保證病情穩定的情況下，所有孩子都有很大希望恢複到健康狀態。

專家：

家長認知存在不足和偏差

陳旭畢業後，便一直在兒科工作。這十幾年來，她見證了兒科情緒障礙患者數量變化的過程。她記得，2007年前後，兒科月門診量最多300人左右，年門診量不到1萬人，20張病床就夠用了。

“那時兒科患者兩極分化，一部分是多動症、抽動症等神經發育障礙患者，門診就能處理。另一部分則是重症患者，比如精神分裂症。”陳旭介紹，2018年，安定醫院兒科的年門診量已達六七萬人次，病床從20張增加到57張，一周之內就收滿了，此後，再也沒有不滿床的情況。從那一年開始，安定醫院兒科患者開始激增，去年門診量已達10萬人次，病床也增加到了80張，依舊是一床難求。

“增加的這些病人裏，雖然有部分發育問題的孩子，但50%以上是情緒問題的孩子，包括抑鬱、焦慮、雙相情感障礙、童年情緒障礙等疾病。”她說。

徐濤是北京某區級醫院的成人精神科醫生，今年他到安定醫院兒科病房進修。這幾年，找他谘詢兒童青少年心理問題的親戚朋友越來越多，受限於專業知識，他無法回答很多問題。然而，問的人多了，他開始好奇，為什麽有情緒問題的孩子越來越多？

多名兒童精神科醫生表示，在醫學界，抑鬱障礙的病因至今無法明確，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是一種跟生物學因素、社會心理因素、環境因素高度相關的精神疾病。生物學因素更多跟遺傳因素有關，非人力可控，理論上並不會成為一個社會中兒童青少年抑鬱患者激增的主要因素。

鄭毅表示，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最大的原因還是家庭關係出了問題。世界衛生組織曾做過一項調查，家庭因素對人心理健康的影響占70%，而生物學因素、遺傳因素影響隻占15%~25%。

何凡的感受是，近年來，總體上，跟遺傳因素關聯高的疾病，患病人數沒有明顯增加，但跟社會心理、家庭環境關聯高的疾病，人數則在顯著增長。“這些年，情緒問題的孩子明顯多了，其中焦慮、抑鬱情緒問題又比較突出。”

有家長曾告訴鄭毅，自己看到孩子玩兒心理就發慌，因為別人都在學習。

施道明認為，一些家長之所以對孩子有那麽高的要求，是因為他們在社會上感受到了很多競爭壓力，這些壓力自然而然就會傳遞給孩子。

“隨著社會發展，學校對孩子的包容度也越來越小。‘課間十分鍾不自由’現象、頻繁叫家長、開家長會，還有課業負擔就不必說了……這些都會增加孩子的壓力，而壓力對人的影響是倒U字型的，適當壓力對孩子的心理發展有促進作用，但壓力過大就會起反作用，這種壓力在他們這個心理年齡又無法解決，就可能會導致各種情緒問題和行為問題。”何凡說。

流調顯示，兒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礙總患病率是17.5%，但實際上得到合適診斷治療的青少年隻有不到20%。

“這是個大問題，為什麽有這麽多孩子沒有得到診治？”鄭毅說，最重要的一個原因還在於家長，一是認識不夠，二是認識有偏差，因為社會上對精神類疾病還存在嚴重的歧視和病恥感問題。

何凡的觀察是，跟孩子的心理健康比起來，很多家長更重視孩子的功能，隻要能上學，學習好，一切都好。隻有當孩子無法上學時，才會真正關注孩子的心理問題。其實，一個孩子從出現抑鬱症狀到不能上學已經過了很長時間，這是延誤兒童青少年早期識別和診斷的主要原因。

醫教協同是防治重要一環

鄭毅在這個領域已經工作了40年。他回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兒童精神科醫生鮮被重視，收入也不如很多科室，很多大城市的醫院的兒童精神科，都是開門了關門，關了又開。即使是醫療係統內，對兒童精神類疾病也存在很多認知誤區。他曾聽一位醫療係統的領導說，“兒童還有精神疾病嗎？”

陳旭說，這幾年，隨著社會就醫需求增加，很多省級精神專科醫院也開始增設兒科，增加病床，兒科門診和病房像雨後春筍般出現，北方某省級醫院一建就是400張床的兒科病房，西南某地級市專科醫院都有200張兒科病床。

鄭毅說，一些醫院開設了兒童精神科，但又沒有醫生，就讓很多以前的兒保醫生、成人精神科醫生轉崗到兒童精神科開門診，而他們很可能並不具備足夠的專業素養。最近在調研一家孤獨症治療中心時，他就發現，三個孩子，有兩個都被誤診為孤獨症。

根據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兒科吳金蘭教授團隊2019年在《柳葉刀·精神病學》的文章，中國兒童精神科醫生稀缺，全國兒童精神科醫生人數不足500人，且分布極不平衡。多位醫生表示，在當年來看，這個估算隻多不少，但現在的準確數字很難估計，主要是中國還沒有建立獨立兒童精神科醫師執業體係。即使是像鄭毅、何凡，他們的醫師資格證也隻寫著“精神科醫師”。

“沒標準就會導致混亂。”因此，鄭毅一直呼籲盡快建立兒童精神科醫生認證體係。

在鄭毅看來，與很多疾病一樣，早篩早治是防治關鍵，兒童精神類疾病也不例外。其中，醫教協同理應是防治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這從曆年來國家製定的多項政策法規就能體現出來。比如，2019年12部門聯合印發《健康中國行動——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動方案（2019—2022年）》提出，到2022年底，要基本建成有利於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社會環境，形成學校、社區、家庭、媒體、醫療衛生機構等聯動的心理健康服務模式；2021年6月修訂實施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規定：教育行政部門應當加強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未成年人心理問題的早期發現和及時幹預機製；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門聯合印發《全麵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提出的工作目標是“健康教育、監測預警、谘詢服務、幹預處置“四位一體”的學生心理健康工作體係更加健全，學校、家庭、社會和相關部門協同聯動的學生心理健康工作格局更加完善。

讓醫院、學校、家庭、社會共同參與到兒童青少年抑鬱防治過程中，也是鄭毅一直以來的觀點。在一次亞洲教育論壇上，他曾指出完善“心理健康服務體係”的必要性，讓學校心理服務平台、社區心理服務平台、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成長輔導中心、社會化心理健康服務機構以及兒童專科醫院共同參與，協同支持，構建強大的保障網絡。

“實際上，醫院能起到很好的穿針引線作用。”鄭毅說。

鄭毅坦言，以前，精神科醫生很不受學校歡迎，這幾年，隨著一些國家政策的發布，學校對精神科醫生的態度有所改觀，甚至有學校請精神科專家去做兼職副校長，但現在的問題是，學校對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認知還是流於簡單化。

“文件是下發了，學校不得不重視。但有些校領導沒有從內心真正接受精神科醫生，往往是表麵很尊重，但對精神疾病本身的歧視、恐懼，還是根深蒂固，沒有具體的深度合作意願和方式。”他說。

一位兒童精神科醫生表示，從公共衛生視角，他們想做很多事情，但往往想做的越多，挫敗感就越多。“我們想做一些早期篩查，把那些高危孩子篩出來，做提前幹預，從而減少疾病的發生和發展，但學校不願跟我們合作，所謂的聯動完全談不起來。從政策上來看是非常重視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了，但具體執行層麵存在很多困難。比如，多部門協作時，誰聽誰的，誰去統籌呢？”

在他看來，很少學校校長願意讓醫生篩出自己的學生有多大比例的抑鬱情緒和精神障礙，他們覺得自己知道了數據也解決不了問題。真出現什麽意外事件，還可以說自己不知道，如果篩出來再出現意外，性質就不一樣了。

“真篩出來，又由誰去告訴家長？後續幹預怎麽做？怎麽說孩子處在高危狀態，需要關注？那肯定得醫生承擔最後的解釋責任。我國自古以來就有‘醫不叩門’的傳統，醫生怎麽能主動找人家說‘你孩子有病’！”這位醫生說。

鄭毅表示，醫教合作應該是整體上的合作，職能部門的責權應該如何劃分、如何調動醫生的積極性，以及在早篩過程中發現問題後該如何幫助孩子，這些都應該在製度層麵有所保障。“這樣才能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機製，而不是現在少數醫生靠私人關係、個人興趣推動工作。”鄭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