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陪讀記:我讀自己的書,任女兒躺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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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思思是資深的差生,從小學三年級成績就開始倒數。她在國內讀一年級的時候,上學還挺積極。那時的班主任是個剛畢業的小姑娘,眼睛裏都是笑。等過了半年,我去找老師溝通,走到教室門口,小姑娘得把臉板得苦大仇深,鬧騰的教室才能靜下來。

結果,小姑娘最後還是被調走了,因為很多家長覺得她不夠嚴厲。後來的班主任,個個都是嚴師,就像家長希望的那麽嚴。可老師越嚴,思思就越不想上學。我遇到過家長在校門口拉著老師的手說:“我的娃,你該打就打該罵就罵,嚴師出高徒呀。”可我好想去拉著老師的手說:“我的娃,就是個渣,你就讓她坐在教室後麵渣就是了。”

到了二年級,我送思思上學,她垂頭喪氣,像是去上刀山。接她放學,她神采飛揚,就像“中國郎”。輪到要做作業的時候,她愁苦得就像書包裏麵要竄出一條蛇來咬她一口。我在家裏翻《老舍選集》,思思跑過來一看,就厭惡地說:“這個人,是專門寫好詞好句的嘛?”原來語文課的時候,老師常常大手一揮,說:“這裏那裏,都是好詞好句,你們把它抄下來,背下來!”於是小朋友就連老舍也恨上了。

8歲的思思告訴我:“老師罵人的時候,我覺得教室垮塌了,整個世界都垮塌了。那些碎片穿過我,擊碎我。”

到了三年級,思思的成績已經很差了。一天我去學校接她,看見她正在寫檢討:“對不起,我數學隻考了78分,拉低了班上的平均分。”她告訴我,數學老師會在上課的時候說:“低於平均分的同學,站起來!”然後對坐著的同學說:“看,就是他們拉低了你們班的平均分!”於是,坐著的孩子投來鄙夷的目光,站著的孩子,就深深低下頭去。

我是個溺愛孩子的媽媽,聽到這個,心都炸裂了,轉身就去找數學老師理論:“平均分就是用來拉低的!如果個個娃兒都要比它高,那個該是最低分啊。你這也是九年義務教育,我的孩子再差,你也不能這樣對待她!”

我的“義務教育宣言”氣得數學老師幾乎跳起來。後來,他在班上常常冷笑一聲,道:“思思的家長就是包庇她!我看她九年義務教育完了怎麽辦,隻有去撿二煤炭!(成都方言,撿煤渣,意思是隻能去做底層低端的工作)”

思思隻有深深地埋下頭去,但她說,她心裏有點小驕傲:“我的媽媽是和我一夥的,你們的媽媽都是和老師一夥的。”

等到思思該上六年級的時候,我們終於拿到了加拿大的簽證。臨行前,玄幻小說讀多了的我,跟女兒暢想未來:“如果我們有魔法指環就好了,一轉,我們回到家裏,一轉,就出現在加拿大。”

沒想到,思思小臉一板:“不需要,我走了就永遠不會再回來。”

看來,嚴師也許能出高徒,但對渣娃來說,“被淘汰”的傷害是拉滿了。

到了異國他鄉,我帶著思思去當地公立學校報道,英文和數學拿張卷子一測,老師連說“wonderful”,於是就把思思分配到了七年級(相當於國內的初一)。

我去過那裏的小學教室,桌子是圍成U字型的,一個班隻有十一二個孩子。教室的後麵是洗手台,洗手台邊上是滿滿的綠植和小石頭、小樹枝之類的工藝品。書架上堆滿了圖畫書。老師的講台邊上是一個藤編的籃子,裏麵放著畫了名字的石頭。每個孩子來上學的時候,就把畫著自己名字的石頭給放進籃子裏去——我想,天,這就是我夢想的教室呀,差生能在這裏當差生,也是運氣了。

思思在學校享受了將近一年的“一對一教學”——因為學校的小留學生實在太少,開不起單獨的語言班了,所以幹脆直接派了個老師和思思坐在一桌陪讀。授課老師在上麵講課,陪讀老師就在思思身邊連比帶劃,力求思思能聽懂、能跟上。我翻過孩子一張講褒義詞、貶義詞的卷子,老師在褒義詞旁都畫上了笑臉,把貶義詞畫了個哭臉。

我發現,加拿大的老師,似乎個個都是寬師,一個比一個寬——可能因為敢於在教室裏敢喊差生站起來的,都被處分了開除了?他們看見學生都是眉開眼笑,好像是見到了加元。思思初來乍到,就像小貓貓,嚇得尾巴都夾起來了,但是見老師笑眯眯的樣子,還是每天鼓起勇氣去上學。

當然,思思並沒因為老師們態度和藹就成了優等生。她的成績仍然很差,離不開課外補課。我找的補課老師是UBC畢業的,當地私立學校退休的,收費35加元一小時(約等於180人民幣)。她是上門授課的,每次帶來滿兜的圖畫書,帶著思思手把手做作業。

我租住在一個中產階級的街區,等混熟了一些,發現西人爹媽和中國人爹媽,完全是兩種當法。

西人當爹媽,主打一個“陪伴”,他們門前停著房車停著船,有的人家門前甚至停著兩三艘船,西人鄰居一碰麵,總是會問:“帶娃兒到哪裏去玩來著?”平時孩子早早下課,自己會去滑板公園遊泳打球,到了周末,爹媽就帶孩子外出騎車爬山露營滑冰滑雪。不旅遊的時候,就全家上陣整花園剪樹枝,聖誕節一家子上梯子架燈,把房子搞得燈火輝煌的,就像中國的燈光工程。他們覺得學習是孩子自己的事,帶孩子去補課?沒聽說過;監督孩子學習?也沒聽說過。

一個西人鄰居總結說:當地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是,“滿口是愛,沒得錢”,孩子成年之前,對其輕言細語,像對成年人一樣尊重,孩子成年後,要想做啥都堅決支持——至於錢,自己去想辦法。

而華人當爹媽,主打一個“奉獻”,孟母三遷是常有的事,家家都把孩子的成績當成戰略目標來抓。下午3點一下課,華人父母就來接孩子去上各種補習班,費用每月上千。媽媽之間會深切交流哪裏的補習老師好,有什麽證書。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到了升學季,你就看,麥吉爾、UBC(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滑鐵盧,好學校都是華人娃娃能去的,相當一部分西人娃,直接收拾包裹去打工了。華人爹媽說話雖然沒有西人爹媽那麽輕言細語,但對孩子的付出是實打實的,給孩子買一套房當“成年禮”是標配。

我那時在當地華人報社謀得一份工作,薪水一般(就是很窮),但“怎樣給娃買房子買得安全”的普法類的稿子,每個月都要寫一次。華人爹媽的奉獻和西人父母的陪伴,我都做不到,我隻能告訴思思:“我們家是這個社區裏最有上升空間的,他們誰家也比不上咱家的上升空間大。”

思思深以為然,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想,自己當媽媽,也很有上升空間。



七年級就像個緩衝期,熱情的寬師們帶著思思一下就混過去了。那時我的英語不夠用,和補課老師沒啥交流,等到思思要上初中,她和小學班主任聯袂來找我,說:“我們很擔心思思,中學的教程比小學快,要求團隊合作,要求演講,思思很難跟走的,要給她加倍的幫助才行。”

當時我想:哎,加倍的幫助,但是還怎麽加倍呢?思思不肯再補課,隻有等娃自己加倍了。

果然,一上中學裏,思思的難題來了。

首先是上台演講。思思有點害羞,老師喊她用英語演講,她上台之前緊張得三天吃不下飯,上台講完之後還要再躺三天才回得過神。但學校的老師偏偏特別愛布置演講,不管孩子外向內向,一個班就十幾個娃,每個人都必須自己查資料,到時上台演講。

而到“小組合作”時,西人小朋友“嗖”地就自發組起了隊,大約是他們平時在一起打球滑冰,本來就熟,團隊配合得那叫一個默契。而中國小朋友你看我我看你,最後隻能組成了純留學生組。

適應不了的思思,從十年級開始逃課,常常是課堂上要演講了,她就溜出教室,在學校的角落裏獨自徘徊,心跳得怦怦的,都想去醫院了。如此下來,她的各科成績和我的薪水一樣,非常的一般。好在老師給孩子們發考完的卷子,都要蓋著分數發,表揚成績優異的小朋友也要課後留下來偷偷地表揚,免得刺激了差生。

沒有了快遞和外賣,我在加拿大的工作和生活裏手忙腳亂,錙銖必較,走進超市都要算乘法。我隻夠時間給女兒強調:“從十一年級開始,成績單就很重要了哦,你要自己抓緊哦!”

可思思不知道怎麽抓緊,她迫切地想要融入中國小留學生們的圈子。小學時,孩子還可以忽視的貧富差距,此時成了問題——班上的小留學生見了麵,先斜著眼睛看彼此的鞋子,如果對方腳上穿的是椰子鞋或是耐克的空氣鞋,那就一下定位了同類。聽說有個小留學生,家裏衣櫃一打開,一地的鞋子,上萬刀(加元,下同)。

其實,送孩子留學,是把娃大部分的學習壓力轉嫁為家長的經濟壓力。相當一部分的華人小留學生,家裏是真的有礦的。有個女孩說要炒股,她爹直接劃給她2萬加元,讓她炒就是了(相當於11萬人民幣扔水裏了)。還有一個女孩,爹媽直接在本地買了房子,請了保姆來照顧她。可那女孩並不領情,每天中午都坐在學校食堂點外賣,跟同學們說:“你們要吃啥,我一起點了。”

思思的鞋子都是說不出名堂的品牌,而每份外賣價格十幾刀,配送費還要十幾刀,如果要回請,幾個同學那就是一百多刀。思思的社交門檻被抬高了,她感到很孤獨。說什麽留學是豐儉由人,都是騙鬼的,對富人來說,豐,就是給娃買個房子,儉,就是隻買鞋子不買房子。

我忍痛給思思買了一兩雙貴鞋子,一兩件貴衣服,看她還想配齊包包,便忍不住訓斥她:“你是不是傻呀,為啥要比鞋子呢?要和他們比學習呀!你看媽媽的朋友們,媽媽說喝五塊錢的咖啡,她們家裏就算再富,也不會說要喝十塊的。一個團隊的消費要以最窮的這個為準,否則就是故意排除這個最窮的。”

思思眼含熱淚,比我還要悲痛,大聲給我吼回來:“你喊我和他們比學習,那你為啥不去和他們的爹媽比賺錢?上學要做team work的,我不和她們玩沒人帶我組隊,那分數從哪裏來?!”

進入青春期的思思,開始成天照鏡子。她就像個閃電娘娘,每天在衛生間裏對著大鏡子,拿著小鏡子,拍照片,再PS一番,360度無死角地研究自己的盛世美顏。我見到,忍不住潑冷水:“腹有詩書氣自華,我看一張名校的通知書最好看。”

思思不愛聽了:“你自己更年期,就要打壓青春期。你不要用你的價值觀打壓我。”

她作業做不來,不知道問誰,也不去問。打開學校的個人頁麵,都是紅的,一堆沒完成的作業,一堆overdue(未完成的事),我偶爾看一眼,血壓噌噌升高——幸好,加拿大的學校是沒有平均分這一說的,否則她在教室裏站起來可能就坐不下了。

要陪思思一起做作業,我要從早上“請”到晚上,她才願意坐在桌子前和我一起看欠下的作業——其實看到那些作業,我也頭皮發麻,真希望給她點撥一下,她就能自己做去了。可是人家自己並不著急,反正就是抱著手機,手機比我這個親媽還要親。各種遊戲,我看她都有個賬號,每天的時間被手機排得滿滿的。

中國爹媽的做法自然是“嚴打”,我試圖定規矩:晚上10點鍾關網,每天隻能玩2小時遊戲。可思思對這個規矩嗤之以鼻,大聲抗議:“你關了網我就要學習了嗎?我就算沒有任何玩的,把牆壁摳一個洞出來也不學習!”

我二話不說,給家裏的網絡安了個監控軟件,每天晚上10點就在APP上把所有的設備網絡連接一關,世界清靜了。而思思則在她的房間裏把門一關,鴉雀無聲。

我們娘倆這樣耗過了幾個月,思思的成績和以前一樣差。一天半夜我驚醒,打開手機一看:天啦,APP為啥又自動把網絡打開了呢?一查,才發現原來思思也下了同一個APP,直接把自己設為“管理員”,實現了上網自由了。

我氣炸,想要物理消滅手機,幾次把思思的手機搶過來、鎖起來。思思以牙還牙,也把我的手機偷走、鎖起來。我們娘倆針尖對麥芒,我吼她,她就吼回來。我想打她——哼,還不敢,我不想招來警察給自己搞個犯罪記錄。什麽天地君親師,在加拿大這邊,是人人平等的。

最後,思思和我對放狠話:

“你等著,我一到十八歲就搬出去住,再也不會回來!”

“你等著,我給你把行李清理好,我自己去住養老院!”

思思作業一塌糊塗,成績每況愈下。我和社區裏的陪讀媽媽一起走路聊天,她吐槽:“我家的娃,嫌棄我不會說英語,又沒本地工作經驗,覺得我啥也不知道,啥都不肯聽我的意見。”我也深深歎口氣:“我說兩門外語,做國際新聞編輯,我的娃也不肯聽我的呀!叛逆期的娃,就不聽人話的。”

我在家裏養了一隻貓咪,陽光好的時候,我踮著腳把貓咪往葡萄架一送,貓咪就手腳並用地往上拚命爬。我被此情此景搞得很是感慨——我也是踮著腳把我的娃往上送,但我的娃不肯往上爬啊。

加拿大這邊的家長會都是“一對一”的。我不安地坐在老師麵前,等著老師說思思的各種不足,思考著要怎麽用英文狡辯,還不能把老師給得罪了。不料,老師拿出個小本本,告訴我,思思這樣good,那樣better,反正就是excellent。

這時,我聽到走廊裏叮咚作響,一個手腳明顯不協調的孩子,推著咖啡車過來了。整個教研室的老師都放下手頭的工作,圍過去,各種彩虹屁,好像那個娃是省長的娃一樣:

“You are excellent,你可以給我加點奶油嗎?”

“你能給我來點紅茶麽?”

我伸頭一看,那個娃一隻手抽著,半邊身體不聽使喚,但他滿臉深感自己有價值的笑容。

我縮回頭——好吧,既然我拿手機和拖延症都沒有辦法,就讓思思在學校excellent吧。



疫情來了,加拿大剛開始管得挺嚴,雖然政府沒本事封城,可一旦有病例就封校。老師殷切打來電話,問每個小朋友有沒有電腦,有沒有iPad,如果沒有,就發一個——因為學校要開始上網課了。

“不用,謝謝,我家很多了。”我真想告訴老師,我家電子設備已經多到我恨不得把它們都砸了。

網課材料是緊急拚湊的,教學質量隻有天曉得,老師顯然也知道,所以根本就不布置作業,隨便學生大爺們愛聽不聽。老師安慰焦慮的家長說:“疫情是個黑天鵝,遇到黑天鵝,我們就做好自己可以做的就好了,學習這種事情,一輩子都可以學的。”

三天兩頭,老師在網課裏放PPT,思思躺在桌子旁邊舒適安全地玩手機。看到她寶貴的時光倏然飛逝,我就像自己被挖掉了一坨肉,痛得不行。我忍,我忍,我忍了再忍。一到忍不住了,又開始收手機,拔網線,母女就又是一場惡戰。

母女大戰完了,我還得當媽,還得重新懷柔。既然之前“專政”的做法不起作用,我也隻好開始學習西人爹媽的輕言細語。

輪到學校恢複上課的時候,好了,祖宗不肯去了。我急得眼冒金星,好話壞話說盡,祖宗戴著耳機,就把房間門一關。打吧,加拿大不讓;罵吧,人家戴著耳機呢。我真恨呐,恨不得政府把遊戲廠家統統幹掉——跑到加拿大來玩手機,幹嘛不在中國用5G玩呢?還節約了路費!

我四處取經,打聽家有“逃學狗”怎麽辦。一天,社區裏有個白人媽媽來敲門,上門給我傳經送寶了——差生和差生的媽媽是一家,不論膚色的。

這個白人媽媽是個醫生,在當地醫院工作,看心髒的。十幾年前,有個吸毒的白人姑娘被送到醫院,還帶著一個瘦小的女嬰。那個白人姑娘吸毒加心髒病,很快就不行了,醫生就把小嬰兒收養了。醫生的老公相信這是上帝的安排,他們的兒子當時才幾歲大,也幫著照顧小女嬰。

我在教會遇到過那個長大的女嬰,長得像西人版的林黛玉,她和思思是同學,在課業上比思思還要痛苦,學校老師最後建議她進了另一個stream(分流,在我的理解是個放牛班),那組學生有專門的老師看著所有跟不上課程的學生,不布置作業,也沒有任何教學目標的。

即使是這樣的寬鬆環境,那姑娘還是不敢去上學。女醫生每天回到家,桌子擺著一堆髒盤子,床上擺著一個姑娘——在玩手機。

剛開始,女醫生會一下就提高嗓音:“咋啦,咋不去上學?然後姑娘就哇的一聲哭出來,整個人崩潰了,第二天更不會去學校了。

帶姑娘到醫院看,診斷出姑娘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病症,開藥,吃了,頭痛,又去診斷,焦慮症,再吃焦慮症的藥。兩種藥都吃著,姑娘還是看不進書,不敢去上學。後來,女醫生就跟著本地的心理醫生學會了一招,“empathy(移情)”。每到姑娘崩潰時,就放低聲音說:“哎,你一定過了糟糕的一天。這一定是對你太難了。”然後,再擁抱姑娘一下。如此,姑娘才能氣息奄奄地看養母一眼,說不定第二天就鼓起勇氣去上一天學。

女醫生握住我手說:“有時候我也會崩潰,對著她一頓爆吼,接著我就會後悔,然後告訴自己,Tomorrow is another day,原諒了我自己,第二天重新empathy。我們當媽媽的,要永遠平靜,永遠充滿力量。”

女醫生自己是麥吉爾讀出來的,老公和親兒子都是UBC的畢業生。家裏姑娘缺課記錄一團紅,不交作業一團紅,包括高中上stream,都是一家學霸無人見識過的情形。我想,在女醫生違心地說“這確實太難了”的時候,她體內的學霸靈魂一定在尖叫:“這TM的到底難在哪兒?難在哪兒?”

思思連著逃了兩周的課,我天天在家練習empathy,破罐子破摔地想:“自己生的,能怪誰?自己不也是初中六門課不及格?要不咱們就去stream嘛。”

一天下午,思思學校的輔導老師來敲門,手上還提著一個糕點盒子。思思“嗖”地竄回自己房間。我很慚愧,扯謊都不曉得該扯個啥子謊——用英語扯謊太難了——隻能兩手一攤,說:“謝謝老師來看她——她不出來。”

老師是個50多歲的白人女士,聽說也讀過心理學碩士,是見過大場麵的。她微微一笑:“我來這就是幫忙的。”然後,就走去敲思思的門。

思思房門緊閉,裝死。

老師吃了閉門羹,說:“嗨,思思,我買了一盒甜甜圈,收齊了所有的款式,我好喜歡,先給你拿來了。你把你喜歡的選出來,明天上學把剩下的帶過來,我們一起喝咖啡。”

說完,把甜甜圈放在思思門口,老師拔腿走了。

第二天思思也不要人勸,像老鼠一樣鑽出門,帶著甜甜圈去上學去了。我想,既然思思肯上學,那被寬師們繼續拖著走吧。

加拿大的每個公立學校,都有learning assistant(學習助理)——就是給差生提供一對一免費輔導的老師。差生如果有作業做不來,去找這些老師,老師總要先陪你哀歎一番,提供情緒價值:“哎呀,這玩意太難了——不過我們有辦法。”接著一頓手把手輔導,差生的一天就又敷衍下去了。思思班上有個國際生,英語差到無可再差,疫情時走進輔導室,老師隻做了個手勢說:“Please wear your mask(請戴上口罩)……”他就嚇得一下退了出去,問華人同學:“她是不是喊我‘滾出去’?”

就這樣差,也能留學,也能跟著老師學下去。對於家長來說,隻要孩子在學習,終歸是有希望的。思思沒成為失學兒童,我感恩。但我不敢看她的學校後台個人頁麵,隻能像鴕鳥一樣埋下頭,免得自己忍不住又幹預。

跟國內的親戚聯係,才知道我在國內的小侄兒也是疫情期間不肯再去私立高中上學,最後勉強去了,也是各科成績倒數。老師都有任務有績效的,於是班主任出麵勸退,喊幾個差生的媽媽來學校領孩子回去,最好直接退學。

別家孩子的媽媽慚愧得很,把娃領回家了。而我堂姐是房產公司的高管,思路清晰,她去找校長理論:“我們把孩子送到學校來,是要他們學好的,現在你說他們不學好,攆他們回家,那你學校的責任在哪裏?你知不知道家家都隻有一個娃,娃退學了對一個家庭是什麽後果?”

校長被她說得啞口無言,給出一個活口:“如果孩子過段時間調整好了,你可以再送他來。”

堂姐一氣之下,自己也辭職了,回家專職哄娃,終於,一個月後,侄兒又肯上學了。

娃一進教室,老師翻了個白眼:“你還曉得來嗦,在屋頭睡起多舒服的麽。”於是,娃又回家了,每天在床上玩18小時的手機,瘦成一張紙片。

看著兒子在被子下微弱的呼吸,堂姐的頭發跟著白。她翻出來一個觀音菩薩的瓷像,每天上炷香,念叨,娃上學不上學都沒關係,活著就好。

聽說思思被一盒甜甜圈引回學校,和我通視頻電話的堂姐眼含熱淚:“如果學校的老師願意來給他送一盒甜甜圈,我每天去給學校掃街都可以的。”



等疫情稍有好轉,思思的小留學生社交圈土崩瓦解了。

起因是小富豪留學生們春假商量著要去多倫多玩,機票、酒店的花銷,都是毛毛雨。但一個孩子的寄宿家庭死活不同意,於是另一個小富豪敢做敢當地說:“你就告訴寄宿家庭,說是去我家住兩天,直奔機場就是了。”

娃們在多倫多開心過完周末,都回來上課了,寄宿家庭的家長們在教會聚會上碰頭,有一家說:“我家娃到你家過周末,麻煩你啦……”

事情就這樣穿幫了,寄宿家庭的家長們震驚了,跑到教育局去報告,就像是天被捅破了。結果,教育局以“dishonesty(不誠實)”的理由開除了三個小留學生。媽媽們來了,氣得要命,又到處給孩子找私立學校,否則學簽失效,隻有回國。我暗地裏因為這事開心了好久——被開除的娃之一,就是比鞋子的主力——好了,這下孩子們在學校總不會再比鞋子了吧。

學校裏比鞋子的氛圍弱了那麽一點,小留學生們又開始比夥食了。思思這次得到了反殺的機會,中午在飯堂坐齊,同學們打開飯盒,這家是三明治,那家是火腿片,思思打開飯盒,紅燒丸子麻婆豆腐宮保雞丁白米飯,對其他同學來說是滿滿的暴擊。

有天中午,思思打開一盒鹵鴨子,一個小留學生失聲問:“這是在哪裏買的?我要買,我打車都要去買。”

思思露出四顆牙微笑:“這是我媽媽自己做的。”

其他小朋友們頓時枯萎了。

不過,叛逆期的孩子是不會讓父母好過的,他們隻是換著方式作妖。

思思宣布:“反正我努力一輩子,也比不上別的留學生有錢,那我何必要讀很多書賺很多錢?我覺得我過平凡的生活就可以了。”按照她的看法,反正要過平凡的生活嘛,高中畢業不畢業無所謂的。她躺在床上繼續打“王者”,六門課有四門要掛掉了。

和她一起玩的孩子,從中國小留學生變成了本地的白人小姑娘。白人小姑娘衣服鞋子都樸素,一副看淡名利的樣子。但我也看到當地底層白人是怎麽生活的——姑娘小夥高中讀完,去壽司店裏端個盤子,去麵包店裏烤個麵包。都說“求其上得其中”,求一個好生活,折騰半輩子,可能就落個平凡的生活,而求一個平凡的生活,搞不好就要落到街上搭帳篷了——何況,思思所謂的平凡的生活,那可是我這當媽的奮鬥了半生才得來的最有上升空間的生活。

我企圖說服思思:“平凡的生活可不是給我們這樣的外人預備的,那是本地白人才有的。你還是要考個大學,不行考個社區大學也行啊,找個時薪高點的工作,穿好點吃好點住好點,過更有品質的生活。”

思思戴著耳機,大聲搶白,好像我不是她媽媽,而是仇人:“你總是想掌控我的人生!你自己工資有多高?讀書好,你自己怎麽不去讀?我不需要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我最討厭這樣的人:自己不飛,生個蛋,喊它使勁飛。”

和思思對吼一番,我喉嚨都被哽住了,empathy破功了。想到女兒以後可能也會像那個醫生家的白人姑娘,高中畢業證都領不到就去麵包店打工,或者,更糟糕,躺在床上打一輩子的“王者”,我覺得我不如死了的好。我恨不得鑽到思思的身體裏去,卷每一門課,卷進大學,走上人生巔峰。

我想到了鄰居家養的狗——前一陣,它也當了媽媽,生了崽,剛開始愛得不行,成天都在窩裏舔小狗崽,出門遛彎的時候像箭一樣掉頭往家裏跑;可等到小狗崽大了到處跑,狗媽媽外出散心,一走半天,如果小狗踩到它了,直接呲牙;等到小狗崽大了送走,狗媽媽眼皮都不撩它們一下,管你去哪裏,反正莫要影響我的狗生。

看著後院子裏狗媽媽在遊刃有餘地帶娃,我感到自己還沒有狗有智慧。我和思思,像兩個司機坐在同一輛車上爭奪著方向盤,車子被我們娘倆爭奪得歪歪扭扭,險象環生。



在中文社區裏,一說到學習,就是“年齡大了,記性不好”,“學習還是讓下一代去吧,我們這代就打打工好了。”父母的主旋律永遠是守著孩子學習:送娃去補習了,送娃去英語了,送娃去……總之就是最好的教育資源是給娃的,父母就是24小時隨身的保姆加司機。

為什麽要守著孩子學呢?孩子自製力差啊,孩子貪玩啊,不守著,學不進去啊。那,爹媽的自製力強,不貪玩,不用守就學得進去咯——既然孩子不肯學,我幹嘛自己不學呢?

我冷靜下來,給思思下了最後通牒:“那好,以後我去讀書,卷進市中心大公司穿金戴銀。你就去社區的壽司店端盤子,我到時就穿著MaxMara(意大利奢侈服裝品牌,高端職場女性風)到你端盤子的壽司店裏來吃壽司,你不要哭。”

華人總說“人過三十不學藝”,但在西人社區,人退休了都還能去大學讀個免費的興趣班。我在教堂見人就說我的夢想,很快,教友們就派出一個UBC畢業的爺爺和一個阿爾貝塔大學的奶奶來輔導我學習了。他們每周在Zoom上見我兩次,陪我看各個學校的招生簡章。當時我的英文水平,連招生要求都看不明白,給college打了幾個電話,每次接線員一說話,我就心跳得厲害。

一次在教會,一個本地老板走過來,誠懇地對我說:“10年前我從敘利亞當難民過來,決心要讀書,就去讀了個水管工。現在我的兄弟姐妹都過來了,我有自己的企業。讀書的時候我寫下我的夢想——要把兄弟姐妹都接過來,要有自己的事業。你不要覺得自己基礎差,每次想放棄,就把夢想拿過來看。”

這個老板真是一個勵誌模範,我所在的社區,這家水管公司有好幾輛水管維修車在街上跑的。

我也要把我的夢想寫出來,隨時拿著看——我的夢想就是:讀自己的書,讓思思哭出來。

私立學校熱情似火,在穀歌上一搜,前三排都是他們的廣告。招生要求寬鬆得讓人如沐春風。招生顧問口沫橫飛:“我們的專業,畢業後工作隨便找。下個月就開課,你得抓住機會。你可以在A校區上課,也可以在B校區上課,很靈活,隨便挑!”

我問:“請問老師是誰?他的職業背景是啥?是一個老師帶一個班,教所有的課,還是幾門課各有老師呢?”

招生顧問:“你問了個好問題……等回頭老師確定了,我會發郵件告訴你的。”

再一算學費,2年,2萬多刀。

招生顧問:“你可以申請學生貸款,政府還會貼補你2千到3千刀。而且我們不用考英語哦,不用考英語哦。”

這個college就是自己出一張卷子,英語加常識,答對一半,就能入學。再去公立college一對比,同樣的專業,2年學費隻需要7千多刀。哪個老師教哪門課,清清楚楚,老師的頭銜專業背景,明明白白,至少不會下個月要開學,這個月老師還不知道是誰。

不過,公立college是要考英語的,學校接受的英語考試五花八門,包括但不限於雅思、托福,從LPI(UBC發展出來的一種英文測試)到LEAP,不同的級別能進入不同的年級,不同的專業又對閱讀和寫作有不同要求。

這真是一次實力勸退,在老爺爺老奶奶的幫助下,還有“不考英語就要花2萬刀學費”的刺激下,我繳了65刀,報了個公立學校的入學英語測試,想看下自己到底差多少。

閱讀、寫作、詞匯,加起來要考3個半小時,這時間雅思寫作考完3遍了。卷子一發下來,這個單詞字好像認識,那個單詞也好像認識——但都是“好像”啊。

文盲淚流滿麵地爬出了考場。

65刀考試的分數出來了,聽說讀寫都差一點點——難道隻能去交2萬刀的學費去上私立college了嗎?

我發揮了記者的精神,把公立college的教學主管郵箱地址翻了出來,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約到了補充麵試。教學主管是個慈眉善目的西人老太太,她問:“為啥你要求補充麵試呢?”

我老實回答:“因為我想讀這個專業,但是考不過你們試。”

得益於教會老爺爺老奶奶的一對一輔導,我英語雖然差,會說的詞都是字正腔圓的。然後,我就用有限的口語發功:“剛來加拿大,我在麵試第一份工作的時候,老板就告訴我,第一代新移民,是開不了花的,就像是石頭上開不了花。要第二代,我們的孩子,他們才能開出花。”

“Bloom”這個詞兒大概是在麵試語境中太不常見了,老太太愣了神。

我接著抒情:“我相信,第一代新移民也是可以開花的。隻要有受教育的機會,石頭上也是可以開花的。”

我不知道英文中有沒有使用“bloom”這樣表達的。

但老太太似乎是聽懂了,她眼圈兒一紅,我也眼淚汪汪地看著她——不是我愛激動,實在是考不過這個英語考試,也不願意多花1.3萬刀。

老太太開始幫我找借口:“我看你口語聽力都還可以,為啥寫作閱讀就是不過呢?是不是我們的考試形式你不太適應?我打印個文章給你看,你告訴我內容可好?”

好好好!

善良老太太給我打印了一條新聞,是關於政府限製房租漲幅的。我稍微一複述,她就趕緊宣布我過了,可以報名上課,隻是升級的時候,要補考英語成績。我熱淚盈眶——終於省下了我的1.3萬刀,我終於走上了讀書這條金光閃閃的大道。

我把錄取通知書在飯廳裏一貼,讓思思看到了哭一哭。



走進college教室的時候,裏麵的白人一個比一個年齡大。教學主管老太太慈悲心腸放過了我,並不意味著我真的能過關。白人老師在講台上麵滔滔不絕,我在下麵呆若木雞。老師講到後麵去了,我都不曉得翻頁。

但我心裏是充實的:女兒的時間被浪費得七七八八,好歹我的時間都是有價值的呀!

雞蛋沒有放在一個籃子裏,我心裏舒服了。

啃書的時候,我也會一頭懵:我在哪兒?我是誰?我為啥在讀這麽難懂的東西?聽到課堂上有同學自我介紹:“我是UBC某某專業畢業……”頓時覺得天上響起音樂,地上撒了鮮花,我自己拿話筒站到舞台中央,隻能說:“感謝黨,感謝人民,感謝所有的TV,讓我榮幸地和UBC的畢業生做了同學……”

為了讓思思哭出來,我對每門課都是一個死纏爛打。老師上課的時候,我聽不懂的就反複聽,還要做題,內在的小人兒被虐得滿地打滾。好在YouTube上啥都有,任何一門課,都有相應的學院掛上來網課,開字幕,跟讀,聽寫,我的朗讀成了家裏的BGM。

思思想要開個黑(打“王者”),隊友問:“誰在讀書啊,這麽大聲?”

思思情緒立時有點低落:“哎,那是我媽在讀書。”

思思怕看教科書,其實我也怕。拿著幾百頁厚的英語教科書,看到第一行跳到第三行,看到第三行跳到五行。我決定把教材往穀歌翻譯上搬家,一段段打上去,自製中文翻譯本。UBC老爺爺和阿爾貝塔的老奶奶,每周仍會在Zoom見我,給我搖旗呐喊,陪我做作業,寫小作文,順便糾正我讀音語法的錯誤。等我翻譯到半本書,200多頁的樣子,也不用穀歌了,自己一行行就能看了。

我真想範進中舉一樣,跳出門,跑上街,大聲疾呼:“我看懂書了!我看懂書了!”

思思看著我成天得意洋洋,有點小羨慕。

學校通常是一周一小考,一學期一大考。說到考試,我一點都不怕。在考試之前,老師會發下來一份Review(複習)。這張紙,加拿大學生隻當是尋常,我卻如獲至寶,會查字典一個個背下來——這樣,75%的考題就在手中了。

一學期有4到5門課,我越來越忙。我每天早上6點半鬧鍾都不要就會醒來跑到公交站去等車,8點鍾準時坐到教室裏,等著老師們劈裏啪啦一頓輸出。加拿大的高中像中國的大學,寬鬆得很,隨便你怎麽學,過關就好,這裏的大學就像中國的高三,每天8小時課,還要留下一堆作業讓你回家去卷。我不想管思思的生活了,開始擺爛:“我看Costco的蒜蓉麵包就挺好。每周買一條,加黃油奶酪火腿3分鍾吃完,又不用洗碗又不用洗鍋。”

我的話像晴天霹靂,劈得思思一臉的生無可戀。但我確實發現,中國家長做飯實在太浪費時間了,每天花費幾小時做飯之後,難免要發“娃好好學習以後找個好工作”的夢,發夢不順利,就要開始嘮叨,就要和娃鬧矛盾。為啥要浪費時間發人家的夢?我要發夢就發自己的夢。

思思的衣服我也不洗了,家裏的清潔,我隻做我自己的臥室。上街買衣服買鞋子,我隻給自己買,因為,“平凡的生活就不需要穿新衣服的”。

老師成天說,同學們,不懂就問哦,不要等到quiz(測驗)才問哦。然而,文科專業的彎彎繞,是非母語人士連問都問不出問題的。我這樣的混進college的學生,如果問問題暴露了,被拎出去了咋辦?

作業更是讓我白頭搔更短。例如:“闡述你對加拿大憲法的看法,特別是聯邦與省份的分權條款。”——我能有什麽看法?加拿大的憲法,那咱們當然是堅決擁護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啊!

這種問題要是去問老師,她就會發現我是混進來的了,也許給我開後門的老太太還要吃瓜落。可去教會的老爺爺老奶奶,沒學過四項基本原則,問中國鄰居,他們也不曉得加拿大還有個憲法。最關鍵的,college不準上網抄答案,每3個詞雷同,就算抄襲。

每周都是這樣的一堆靈魂之問,老師一要論文就是幾大篇,作業大疊大疊地交,東拉西扯地湊。窮於應付中,我終於現了原形,被另一個教學主管揪出來了。她的眉毛上挑進了頭發:“這位同學,你為什麽寫的英語一長,就這麽不流暢?你怎麽過的入學考試?我們這行非常考文筆的,你這英語文筆,寫個submission(提案)人家能看懂?你需要全職念英語,否則我沒法給你畢業證書。”

剛考了一門的期末考,我垂頭喪氣地回了家。我是考理論一條龍,考格式一條蟲。這個考試考格式,還倒扣分,不管我寫了多少舌綻蓮花的內容,隻要有格式裝訂行距錯誤,就直接扣分。我差點被扣到“歸零”。

過去我看思思的成績單,總是浩然正氣:“這個居然是C?我看你是遊戲打多了。”現在看看自己作業上的幾把大叉,成績單上的D、E、F,對女兒都是理解和祝福。



這時候,白人女醫生又來敲我門了:“我女兒的心理醫生退休了,我給他說了你的情況,他就住在你背後這條街,走,我們一起去他家。”

還有這樣的好事?心理醫生,那不是高高在上、得等著預約的麽?不是一小時兩百刀起價的麽?我跟著女醫生跑到心理醫生家——這就是階級姐妹的愛啊——退休的心理醫生才落地,就被她運送到我麵前,我恨不得親她一口。

心理醫生是個高高瘦瘦的老爺爺,側影像格裏高利·派克。他夫人也是他的護士,倒上茶,擺出來一堆蘋果梨子餅幹點心給我。

“你說思思學習差,她到底是怎麽個差法?”老爺爺問。

我被學校折磨得夠了,寫的論文也多了,說話不再顛三倒四了:“我們家,成績都差。我媽媽成績差,沒考上高中,我小時候也是很差。老師上課,我不能聽講,思思也是。老師讓看書,我不能一行一行地看,總要跳行讀下去。每次想到要做作業,就痛苦得不行,沒法開始。所以拖欠很多作業,老師恨我得很。思思也是這樣的。我懷疑我們都有注意力的缺陷。”

心理醫生默默聽了,在自己筆記本上一頓記,又說:“我要去見思思的學校老師和其他知道她學習情況的人,收集一下意見。”我心裏“咯噔”一聲,哎呀,還不能開藥啊?好吧,為了娃,再多的錢也拚了,於是問:“您怎麽收費?”

心理醫生微微一笑:“我會記下來為你的孩子花費的時間,你以後就把同等的費用,或者同等的時間,奉獻給本地教堂就行了。”

我的眼圈立馬紅了——我一個連書都讀不明白的渣,有啥資格去和一個工齡40年的心理醫生一對一換時間?如果這個老爺爺幫了思思,那,給我發個掃把,我能把教堂的地都掃禿。

接著,心理醫生開始了調查。他先找思思的學校老師,拿出個量表讓老師做,老師認真做了。心理醫生看看,收了起來。他又請思思剛來加拿大時教過她的補習老師喝咖啡,我一個箭步去搶著給了咖啡錢。那個好久沒見的老太太,翻開帶來一個文件夾,拿出一張畫得花裏胡哨寫得亂七八糟的紙說:“這是思思12歲時上完課自己寫的,我收起來了。她是注意力上有缺陷,我需要用很多方式來吸引她的注意力,學10到20分鍾就給次休息時間。她的頭腦裏有很多念頭,所以無法集中在一個事情上。我希望你在治療她的時候,不要掐滅了這些靈感。”

我的眼睛又濕潤了,有感動也有內疚——我看到思思的成績就煩就急,沒辦法去愛護她的靈感,總會想,什麽鬼靈感,又不能算分。

心理醫生收集意見完畢,給當地的正在執業的心理醫生寫了一封信,讓對方給思思做一個測評。我想,這就是開後門啊,思思插隊了。可我並沒有把握能讓思思能去接受心理治療。在國內的堂姐給我說,在侄兒躺平在床微弱呼吸時,她出盡了百寶,也包括帶侄兒見心理醫生。侄兒是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每次她除了需要付心理醫生的錢,還要付給兒子500塊錢,才能讓娃抬眼皮看心理醫生一眼,屈尊和心理醫生說上幾句話。

這樣的治療,除了浪費錢沒啥效果,我可沒有這麽多錢來付醫生和女兒。但沒想到,轉折點,很快來了。

有一天,思思和她的朋友出去照相,我在家和課本死磕。到了下午,思思驚慌地打來視頻:“我的手機在天車站被偷了!我要和朋友去找警察,調監控。”

我趕緊穩住她情緒:“你的手機不是能用iPad定位的?我給你把iPad送過來,我們追!”

我在天車站(溫哥華的地鐵站)跟惶恐的思思匯合,她和一個脖子上掛著個哈蘇相機的女留學生一起淚汪汪地說:“警察不給我們看監控。”

在iPad上一番操作,我們看到思思的手機在沃爾瑪裏麵轉啊轉啊,於是立刻再度報警,告訴警察賊在超市裏。警察一副淡然的聲音:“你們不要自己去追賊,我們在附近有巡邏的人,你給個電話,我們巡邏人員會和你聯係。”

等啊等啊,巡邏人員的金身並沒有出現,思思窮極無聊,在iPad上不斷設定,讓手機報警。我坐在沃爾瑪出口,豎起耳朵聽。一個行色匆匆的高大白人帶著“滴滴滴”的聲音從我麵前掠過,手機的警報聲我沒聽過,我大聲說著“Excuse me?”想要截下他問一下。

沒想到,那個白人撒腿就跑,我也立刻撒腿就追。他“嗖”地竄過了小街,根本不看紅燈,街上車被嚇得一個急刹車。我也“嗖”地竄過了小街,感覺距離那個白人就差一丟丟。我對著等綠燈的行人大叫:“Call the 911(打110)!Please!”不緊不慢搖晃著的巡警們,看到這邊一個逃的一個追,立刻大喝一聲包抄上去,他們訓練有素,半分鍾不到,就把那個白人按翻在牆角,他的背包裏,還在滴滴滴狂叫。

我大聲說:“Return it to me!(還給我)”

警察把手機還給我,我氣喘地往回跑,迎上狂奔過來的思思:“你的手機在這兒。”

警察把我們請到警車裏錄筆錄。錄完筆錄,我的氣也勻了,一個老警察看著我,靈魂質問:“女士,你幹嘛要追他?你追不上還好,萬一真追到了,你怎麽辦?這些人可能有凶器,一個手機也就是幾百刀,怎麽都不值得冒著生命危險去追!”

在我看來,追到了,那就一身正氣地喊賊把手機交出來,至於1米6的中年婦女怎麽能逼迫1米8的白人男子交出手機,確實沒想過。而且,我追的不是幾百刀,我追的是女兒的手機啊。我被老警察問懵了,回答:“這手機對我的女兒很重要。”

思思在旁邊嗚嗚哭了:“媽媽你不該去追他,你更重要。”

哈蘇相機姑娘站在旁邊,眼睛裏都是小星星,她豔羨地對思思說:“你的媽媽是你的英雄。”



有了追賊這個小插曲,等公立心理診所通知我們就診,思思二話沒說,直接跟著我去了。

這個測評的心理醫生,武器比較先進,她拿出一堆電子遊戲,讓思思在電腦桌子上一個人打。有時候是落字母的,有時候是落圖形,有時候是聲音,一閃而過,總之思思需要操縱鍵盤,把這些都打下來。幾小時後,結果出來了:心理醫生給我解釋,顯而易見的,思思隻能捕捉到10%到15%的圖像和聲音,她是真的有注意力缺陷症的。

心理醫生刷刷刷開了一個證明,告訴我:“對思思這樣的孩子,學校應當給更多的包容。如果讓她做閱讀和寫作考試,學校需要給額外的時間。如果思思需要,這個證明可以在她參加包括雅思考試在內的考試時使用,考試方需要給出更多的時間,例如,聽力放2次。”

醫生還給思思開了一小瓶藥,每天一片,說是可以幫助孩子集中注意力的。

心理醫生給我也來了個輔導:“注意力渙散的孩子,就是沒法遵守時間。她會反複催促自己,想要推動自己,但無能為力。她像是睡在一個深深的洞裏,沒法爬出來。催她,吼她,憎恨她,懲罰她,都沒法改變這個事實。隻有支持她,鼓勵她,她才能爬出來。”

走出心理醫生的辦公室,我和思思對望一眼,兩代差生,兩個仇人,手牽在一起了。

我也明白了,自己考理論一條龍、考排版類一條蟲,原來也是注意力有缺陷,天生就不是幹這個的料。對我來說,1.5的間距和1.0的間距,毫無區別——誰知道這個是病啊?

接著,那個退休的心理醫生開始發功。他並不直接喊思思在規定時間到規定地點正襟危坐地談話。他邀請我和思思到他家喝茶,我和他太太聊,他就把自己的位置安排在思思旁邊,想和思思有一句沒一句地搭話。思思不肯搭理他,躲到沙發背後去把自己挖個洞藏起來。老爺爺一打響指,召喚過來家裏的狗。他教思思:“我的狗很害羞。如果你看著她,她就會對你汪汪叫。如果你要喂她,你需要背對著她,沒有目光接觸,從背後把吃的給她。”思思就從沙發後鑽出來,真的去喂狗了。

漸漸的,他們聊起來了。老爺爺的眼睛就像煤炭一樣,又深又黑,他看著思思,好像思思說的每句話都是宇宙真理。具體談了什麽,我聽不懂,我隻看到老爺子的筆記做了大半本。

喝了幾次下午茶,思思也試著吃了幾次藥。吃這個藥,她會頭痛,但是注意力能夠集中很長一段時間。她又驚喜又低落地說:“原來他們普通人是這樣的啊,聽,就能一直聽下去,聽了就能懂,懂了就能做。看到2就是2,不會看成3。我們兩個以前好苦啊。”

老心理醫生離我家住得近,常常過來送個自家做的餅幹呀,老太太在後院子裏摘的一朵花呀。每次見到思思,老爺子就對著她擠一擠眼睛,擊掌,滿眼裏都寫著:“你可以的,我相信你。”好像是和她有一個密謀。

思思沒有拿出來她的注意力缺陷證明要求學校給予特殊照顧,她的成績也一點一點好了起來。有一天,她回家興奮地告訴我:“數學老師發了卷子讓我們做,他以為我做不來,走過來想幫助我,結果看到我都做出來了,他嚇得嘴巴都成了個O。”

學校的老師們一定很驚喜:一個資深的學渣,居然重啟了。就憑這態度,也要多給點分。

思思的英文也開始刷分:她拿出打遊戲的精神,把老師喊讀的小說每一頁標注得密密麻麻,做上標簽,羅密歐和朱麗葉想的啥,了不起的蓋茨比想的啥,她搞得比作者還要清楚。每次寫作文,思思下筆就是1000字,成績嗖嗖往“B+”走。

一點點正反饋過來後,思思能夠按時交作業了——雖然還是在最後一秒。

如此到了第二年,思思各科都脫離了C,保B爭A,得到了學校“進步最快”的獎學金。她甚至接到幾家大學的offer,每家都比我的好。後來,我們初到加拿大給思思補課的老太太,要去公立中學當督導員,把我寫成了她的推薦人。

公立中學校長做背調時,我的英語已經被college淬煉過了。我對校長說:“她開始教思思的時候,我的英語不好,不能給定什麽教學計劃,都是她自己找的教材確定的方法。在思思遇到學習障礙我請求她幫助的時候,我早就不是她的顧客,但她馬上就出現了。她保存了思思寫下的隻言片語,我從沒付錢讓她這樣做。如果你雇傭她當督導,你是有福的。隻要你曾經是她的學生,她就覺得永遠對你負有責任。她的品質 Out of the payment。”

校長沉默了一會,說:“謝謝你,另外,你的英語真的很好。”

我已經不再把我和女兒看成是一個整體,她的成就是她的,我還是隻有轉頭繼續卷,要把“讀自己的書,讓思思哭出來”的計劃貫徹到底——反正以後是要去住養老院,那就多賺點錢,住個好點的。

之前在college裏,我一直很困惑:天啊,地啊,為什麽老師非要把Word文檔搞出來這麽多花樣呢?難道我們要靠Word拯救世界不成?現在我明白了:那就是正常人的溝通方式,用文件的格式來顯得自己認真對待了工作。

最後一學期,我的文件格式差到沒法畢業,老師幾乎要給我跪了,三請四催,把我請到Learning Center(資源室,西方學校裏為特殊學生設立的補習場所)——之前我像鴕鳥一樣,打死也不去。

Learning Center就在圖書館裏,一排顧問坐著,就等學不明白的學生來寵幸一下他們。一個顧問一看到作業,就說:“哎呀,很簡單的,你隻是沒看明白這個文件有十七八個要求,漏掉哪個都不行。”

那架勢,仿佛就算真是個智障,顧問也要一對一手把手也要給你教會了。

幾輪一對一輔導下來,我有一天突然開了竅:老師的文件格式既然是全世界最好,那就別自己新開模板去模仿了,一個詞一個詞地照著打進去原文件就好了。課本上的信件既然寫得全世界最好,那也別自己原創了,把它們一個個分類編進文檔做成可選項,需要哪段就選哪段好了——這樣就沒人說我英文表達不地道了。

老師和我執手相看淚眼——這個專業開學的時候有23個學生,臨近實習,隻剩下16個了。我就是第16名。

接著,公立College的另一個功能就開啟了:匹配新工作。

公立College不是靠收的我們那一點點學費維持的,肯定收到了政府很多補貼,在促就業這塊花樣撒錢。比如烘焙專業,學校的一樓辦了個麵包房,老師學生每天早上一起烤麵包,下午開店賣貨。麵包的價格隻有市場價的1/3,我買個全麥包,一個毛手毛腳的女孩子一拿,3、4個全麥包掉地上了,老師一個箭步撿起來,把它們都扔進了垃圾箱,看得我好心痛。College一樓還有牙醫診所、美容美發和餐廳,學校自建一堆企業,給每個學生一份最初的“工作經驗”,然後再把學生們運送到就業市場去。

College的行政也不是搞行政的,那是六國販駱駝到處拉關係的。他們每天給過去的畢業生打電話,問他們在哪裏工作,然後去拜訪他們的工作單位。一聽說哪個企業有要放出來的工作崗位,行政就要把新一批畢業生發過去實習,實習完了,一大半的學生也就順勢留下了。

在實習之前,老師們如臨大敵,要給學生們搞個模擬實習,把所有實習中可能遇到的問題給你模擬一遍。老師會和每個學生促膝談心,成績好的學生,送到市中心最好的公司,這樣的公司自帶食堂,外麵賣5刀的炸雞,人家都隻賣1刀。像我這樣的資深差生,那就去一個小公司,老師會告訴我這家公司想招什麽人,大概會在啥時候發廣告,我進到這公司,公司裏到底是誰做主,有啥禁忌,我已經都知道得差不多了。

期間,老師還摸到我實習的辦公室。她先找我的上級,關門一頓彩虹吹,我在外麵都聽到她清脆的哈哈哈。再找我的同級,也是好一頓感謝。最後,她給我遞了個“勢在必得,你可以的”的小眼神,瀟灑地走了。

我實習時所有的文件,都是讀書時做過的,連格式都一樣。收到的所有工作任務,都是老師教過的,連措辭都差不多。像我這樣全靠Learning Center畢業的吊車尾,都能被精確地分到一個蘿卜坑裏。我拿到offer,對這個設計精密的、從學習到就業的公立教育係統心悅誠服。看來,就算我和思思真是塊二煤炭,也被這些寬師七手八腳一路運送到了爐子裏發光發熱。

最後,我終於卷進了……市中心的公司——不管大小吧,我感覺到祖墳上冒起了青煙,就等思思呼天搶地地來哭了。

尾聲:最近回國一趟,知道另一個親戚的娃也躺平了。孩子每天看手機,打手遊,半年不去上學,瘦得像根藤藤。如果父母威脅要斷網,那他就反著威脅要從20樓跳下去。親戚們聚餐,娃當然是不來的。親戚們一頓熱烈的討論,給娃的爹媽出謀劃策。

建議包括但不限於:斷網收手機是必須的,有必要斷水斷電斷夥食;把娃押送去看心理醫生;把娃帶出去旅遊,走到山村去沒有信號的地方;把娃強製鍛煉身體,最好送進廠去打工。

親戚們甚至呼籲,國家出台個法律,把遊戲廠商劈了最好。我頓時懂了楊永信的群眾基礎——網癮學校,是用更大的恐懼戰勝了恐懼。

我想,教育本該是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一棵樹影響另一個樹。

我在飯桌上講了思思和甜甜圈的故事,親戚們越來越安靜:“孩子就像小貓小狗,大腦沒發育完全。走上岔路的時候,喊打喊殺都隻能讓他們更害怕。老師在正路上給一個甜甜圈,說不定孩子就走到正路上來了。如果外麵沒有一個甜甜圈,你又把娃推出去,娃就再一次地被打碎了。”

躺平的娃不是一開始就躺平的,那是多次努力又落空後的自我保護。我原諒了在異國他鄉所有的不便,隻因為我的女兒被它溫柔相待。

文轉載自「人間theLiv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