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電影春節檔還沒有開始，但是想看什麽、能看什麽，觀眾似乎已經沒法選擇了。
這兩天，有多方消息稱，今年春節檔的幾部頭部影片均向影院發出了強製排片要求，單家3廳以上的影院，大年初一、初二單片排片量必須達到一定比例，否則將不向影院開放密鑰。
根據目前流傳出的信息來看，《飛馳人生2》《第二十條》均要求22%的最低排片，《熱辣滾燙》疑似也要求22%的排片，《我們一起搖太陽》和《熊出沒·逆轉時空》分別要求12%與10%。如果這些數據屬實，意味著頭兩天留給《紅毯先生》等三部影片的排片空間，隻剩下12%。（以官方實際說法為準，以上數據僅供參考。）
關於這種平均主義，影院和片方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
有多位影院從業者抱怨，片方的行為太過蠻橫，這麽做剝奪了影院靈活調整排片的權利，電影上映前大家都不知道品質，一旦把場次都分配給了口碑和上座不好的電影，意味著春節檔票房最好的前兩天，影院都要蒙受巨額的損失。
同時，一些影廳數量在6家以下的中小影院，無論怎麽排都很難滿足所有片方的排片需求，隻能放棄一部分的電影。
此外，還有些影院擔心，這次如果沒能放映某部電影、得罪了片方，之後同一家公司的電影，是不是就和自己無緣了？
麵對影院的控訴，有發行方人士則認為，今年片方之所以會達成這樣的排片聯盟，是因為很多影院、影管熱門檔期長期索要排片費的行為損害了片方利益。
所謂排片費，是大檔期常見的潛規則。大檔期競爭激烈，片方又都希望自己的影片能在檔期內得到盡可能多的曝光，於是就通過給影院、影管塞好處費的方式，來換取高排片。
有片方的說法是，到這兩年，一些影院、影管的要價越來越高，據說有的影院，開出的排片報價和片方直接包場差不多了，很多片方為了熱度隻能無奈接受；還有部分非熱門影片為了搶占先機，也在主動卷高報價，主動給不合理的排片費。眼看著已經有失控的趨勢，片方隻能把停密鑰當成一種反擊的手段。
乍一聽，雙方都有委屈，但在這個排片羅生門的背後，作者想說：最該喊委屈的不應該是觀眾嗎？
早年間，影院和片方能就排片費問題達成默契，是因為反正春節看電影的人多，放什麽都有人來看——比如2017年時，豆瓣評分5分的《功夫瑜伽》，直到大年初六之後，還能占據25%的排片，收獲單日破億的成績。
那時候，春節看電影還是過年期間一個茶餘飯後的隨機消遣，大家去影院有啥看啥，大多數觀眾並不在意口碑。所以一些影院就會想到，不妨賣排片來把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但往後幾年，隨著觀眾對口碑敏感度的提升，以及互聯網加速了口碑的擴散，口碑影片在春節檔逆襲的速度也越來越快了。
2018年的口碑冠軍《紅海行動》直到大年初七才首次登頂單日票房榜，2021年口碑最好的《你好，李煥英》則是初四就完成了逆襲。如今《交換人生》這一類口碑崩盤的電影，甚至會在大年初一當天就徹底掉隊，口碑不佳的電影想在春節檔掘金，變得越來越難了。
這種情況下，排片費的意義慢慢就變了，它不再是影院多獲得一層收入的手段，而是成了一種保底方式：在保證了排片的情況下，如果影片票房不及預期，至少影院還從片方那裏拿了錢，不至於虧太慘。
這才出現了一些影院要價越來越高的情況，也算是某種意義上的風險對衝。直到近年，一些片方實在無法忍受部分影院的漫天要價，才有了越來越多的衝突：2019年，《新喜劇之王》就因排片費停了70多家影院的密鑰。
影院和片方爭來爭去，始終把排片當成了利益天平上的一個籌碼，用來相互製衡，爭取自己一方的利益最大化，卻忽視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電影作為一項to C的文化商品，在這筆交易裏，壓根沒有人去想過觀眾真正想看的是什麽，沒有人在意觀眾大過年的，攜家帶口花大幾百進電影院，是不是有足夠多的電影可以選擇，是不是看到了心儀的電影。
即使是今天這種看似公平公開的平均主義，也並沒完全考慮到需求上的差異。
以《熊出沒》為例，根據往年數據，《熊出沒》係列在上海的票房占比，是要遠低於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南北方城市間的差異也很大。非要在不同城市安排同樣的排片，結果隻能是，上海的影院裏可能空空如也，影院虧了錢；而天津影院則為了平衡排片，沒法給《熊出沒》更多場次，導致有觀眾買不到票，片方少賺。
最後，影院、片方、觀眾都沒能從這種模式當中獲益，不夠市場化的結果隻能是三輸。
可問題是，現在已經不是四五年前了，當時春節娛樂方式有限，很多人會想辦法去看到心儀的電影。而如今電影在遊戲、短視頻、劇本殺等線下娛樂麵前，本身已經不再具備當年的市場統治力了，如果還是抱著一種店大隨便欺客，繼續把看電影當成過年的“新民俗”沾沾自喜，隻會加速觀眾流失。
過去幾年因為高票價等，春節的觀影人次已經呈下滑趨勢了，電影行業就不要試圖在看什麽上麵，替觀眾做選擇了。隻有把市場的交還給市場，讓好的電影能在春節檔被看到，觀眾才會對中國電影有信心，讓投機的電影少坑一些人，才不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