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外賣員是一份“男性氣質”主導的工作。
但在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黃岩的研究中，有不少女性騎手得以成為外賣領域的“佼佼者”，“單王”比例甚至超過男性。近日，在2023年首屆全國外賣配送行業職業技能競賽中，冠軍同樣由女騎手黃曉琴奪得。
女性如何進入男性氣質主導的外賣配送行業，並成為“單王”？從2021年開始，黃岩開始關注外賣行業的女性，試圖探究她們在商家處取餐時，如何利用性別氣質示好商家；將商品交付給顧客時，如何進行情感勞動來保障好評率。
與此同時，黃岩和團隊發現，女性騎手在取餐、送餐過程同樣會遭遇性別歧視，且性別歧視多來自女性商家和女性顧客。
以下是黃岩的講述。
一、成為外賣騎手：大多數女性是被迫的
我和我的學生們持續關注勞動者權利。20年前我們就開始關注珠三角沿海普通農民工的權益，近幾年隨著平台經濟（如美團、滴滴等）的興起，我們開始關注平台經濟下的勞動者權益，我和我的學生們一直在做這方麵的調研。
我們注意到外賣騎手這個群體中有女性存在，跟學生討論可以從性別角度關注。其實做學術研究切入新的群體或領域時，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勞動權益、性別、分配機製、平台算法……之所以選擇性別角度，因為這是一個完全被男性主導的高度競爭行業。
我們的調研從2021年開始。我的學生到外賣站去蹲點，逐漸打開了我們訪談的窗口。我們發現外賣騎手中不僅有很多女性，她們的業績更是不得了，成為“單王”的比例非常高。
我們每天都能看到外賣小哥在街上車子騎得飛快。騎手要求速度快、爬樓時精力好、搶單又要耐力強，體力要求很高，女性似乎不會有那麽大的生存空間。那如何解釋女性能頻繁搶到單，甚至成為“單王”，比男性的業績要更好？其實大家平常也可以留意一下，上電梯時碰到外賣員也能與ta們聊一聊，女性外賣員肯定會說“我可不比男同誌差！”
外賣騎手黃曉琴獲全國網約配送員職業技能大賽冠軍（圖源：中國婦女）
這些女性為什麽選擇成為外賣騎手？
首先，我國的勞動力市場發生了很大變化。作為普通老百姓其實很多人都已經意識到疫情、國際貿易環境等對我國經濟產生很大影響，失業人數越來越多、經濟環境不好、就業壓力大，很多人丟掉工作才進入這一領域。
三五年前我們覺得做滴滴、外賣、快遞等工作聽起來自由又高薪，但現在隻能說這些行業進入門檻低、收入還真不一定很高。這樣的大環境下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是被迫進入這一領域的，而非它工資高。
一些女性因為多種原因進入這一行業。比如自己原來較穩定、生活力較好的工作崗位沒有了；比如家庭要求，早晚要接送小孩，需要彈性工作等，但主要原因還是前者。
此外，我必須要強調，無論做代駕還是外賣，這些領域的女性肯定比男性要更艱難，但也更堅韌、堅強。因為如果不是沒有辦法、沒有退路，一般人是不會進入這個行業的，這個行業的高強度體力勞動也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
我們可能無法體會騎電動車在路上飛奔的艱苦，更別說受到的歧視、驅趕、冷漠。我們在電梯裏看到外賣員好像很輕鬆，但不是這樣的，他們隻是在趁著這一兩分鍾舒緩自己。
看到女性做騎手很多人第一感覺是“不夠體麵”，家庭的和社會的規訓會讓人認為是“男人沒用”才讓老婆出來幹這樣的體力活，於是很多人會用異樣眼光看待她們，這種無法言說的壓力會持續積累在她們內心深處。
一名外賣騎手在送餐（圖源：視覺中國）
二、情感勞動背後：耗竭的痛苦與係統性壓力
我們一直在挖掘女性成為單王的原因，其中情感勞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從我們調查的站點提供的數據顯示，女性單王的比例遠遠高過男性，我們對此的解釋就是情感勞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為不論怎樣定義，外賣本質上是一個服務行業，平台設計對服務的規範、情感等因素占到很大的比例，特別是激勵和懲罰機製中，溝通因素很重要。
情感勞動是社會學中一個非常經典的理論，強調情感與資本積累、再生產之間的關係，其本質是一種剩餘價值剝削的過程。例如空姐在為你提供基本服務的時候，還需要保持微笑。
相比男性，女性投入的情感因素多一點。我們經過調研發現，在商家處取餐時，女性單王騎手或是采用性別氣質引發商家同情；或是依靠主動攀談、發揮交際作用來示好商家，建立與商家的情感聯係；或是主動幫助商家保障配送中商品的質量，促成商家盡快出餐，實現商家與騎手的雙贏。在將商品交付給顧客時，女性單王騎手往往會通過多種方式進行情感勞動，積極順從顧客配送之外的要求來保障準時率和好評率。
其實不隻是外賣行業，很多行業都存在情感勞動，比如傳統的保險銷售員、相對“負麵”的酒吧陪酒員等，這都是情感勞動。但是，他們的情感投入、情感行為和外賣、滴滴不同，後者存在平台的懲罰機製，二者本質一樣但考核機製不同。
持續微笑服務是否會導致騎手情感上的額外付出甚至損失？這種“情感耗竭”確實存在。我們理解的情感是一種真實表達，但一旦這種情感表達變得商業化，它仿佛就永遠不會枯竭。
這種情感的消耗不僅是麵對客戶，更多的是麵對平台的苛刻或主管、同行的壓力。明明別人排隊比你晚，但卻拿到餐先走了，這種壓力是係統性的。
當然，後麵我們還發現，女騎手得以脫穎而出的並不隻是依賴情感勞動，也因為女性更堅韌、願意投入更長的工作時間。比如三點鍾點下午茶的開始多了，男性騎手到中午兩點可能就到立交橋下抽煙休息或打遊戲，而很多女同誌不會選擇休息，還會用時間來換單。
此外，女性也善於用基於自身身份和經驗所獲得的知識也就是性別知識來解決工作問題。你們舉的例子很典型，名廚朱莉婭·柴爾德在戰略服務局工作期間，被要求解決由好奇的鯊魚引爆大量水下炸藥的問題時，柴爾德的解決方案是烹飪和試驗不同的配方作為鯊魚驅避劑，並將其撒在炸藥附近的水中以驅除鯊魚，這一方法至今仍在使用。如前所說，在商家處取餐時，女性騎手會主動幫助商家保障配送中商品的質量，促成商家盡快出餐。
但是，女性騎手在取餐、送餐過程依然會遭遇性別歧視，且性別歧視多來自女性商家和女性顧客。其實這種現象並不局限在外賣行業，台灣大學的藍佩嘉老師寫過一篇文章，用的標題是《女人何苦為難女人？》，觀察發現女主人對女家政工人要更苛刻。
四川大學社會學係何明潔老師的一部專著《勞動與姐妹分化》也在闡述這個問題，何老師發現高檔酒樓裏當服務員的年輕女性與已婚女性之間會相互看不起。年輕女性可以塗口紅化妝或用甜言蜜語吸引客人，客人多點菜點酒她們就能多一些回扣和獎金；年紀稍大的女性就在後廚切菜洗碗端盤或者做其他體力活。這兩類人群之間是相互看不起的。
生活中肯定也會有這種現象，在一百年前，美國一個管理學派就已經關注到這個領域，即情感的同性相斥。
三、工作中的女性：“熬”是策略
女性騎手勞動力市場有兩類人群，一種是年輕的未婚未育者，他們可以經受高強度體力活動，很有可能月薪過萬；一種是已婚已育者，她們有家庭勞動“拖累”：比如早上要送小孩到學校，中午接回來吃飯，下午四點半學校又下課了。她們隻能利用碎片化時間工作，而送外賣的時間彈性相對更好，壓力就沒有那麽大。這些女性投入外賣行業的收入就隻能是做個家庭補充了，畢竟家務占據了她們很多時間。
有一位來自重慶的女性受訪者，她丈夫是全職送外賣，她周末去幫著一起送，她告訴我們自己打三份工：平常在一個物業公司上班，隻需幹八小時，可以送完小孩再上班，但工資很低，每月隻有兩千多元；下班後她把孩子接回家就去超市做導購，賣賣洗衣粉和床單；周六日她又和丈夫一起去送外賣。她說自己從外地來，經濟壓力非常大，不幹三份工這個家庭就沒辦法運作了。
當然，平台是很殘酷的，如果你高峰期沒有投入那麽多時間的話，你的單就會少，單價也會下降，這些人也就沒法成為單王，單王是一定要“熬”時間的。
為湊醫療費，51歲母親每天送外賣到淩晨（圖源：視覺中國）
說到“熬”，其實我們還做了另一個研究，叫作《“熬社保”：富士康勞動體製與女性農民工的勞動策略》，關注對象是富士康女工。
富士康女工集中在內地， 女性騎手則一般在一線二線城市。縣城盡管也有外賣服務，但熟人太多，對速度要求也沒那麽高，女性一般不會選擇做這個行業。
因為“熬社保”這個詞，有人說這是對我國社保體係進行批判，其實不是的。2013年，是我國社會保障製度密集出台的年份，很多工人拿起法律武器要求企業將拖欠資金補齊，沿海地區因此有一股勞動集體罷工高峰期。
典型問題就是員工入廠打工三十年，但企業隻為其買了十年社保，之前或之後很長時間都是空白，這就是未足月繳納；或者未按照實際月薪而是最低工資標準買社保，導致未足額繳納。因此前幾年就有“追社保”的現象，這首先就是因為我國社保體係完善了。
接下來我再說說“熬社保”。
從我國工業布局來看，勞動用工密集型企業主要分布在沿海發達城市，來自農村內地的農民工被迫到外麵去打工，像候鳥一樣不斷遷徙，導致他們的社會保險碎片化。今年在深圳打工，明年去上海打工，小孩要上學了又得再回老家去，零散社保可能就不夠15年。
而女性作為非常弱勢的群體，會因為照顧家庭被迫退出勞動領域，成為“留守女性”，“蹲”在家裏負責接送小孩讀書，連種田都不太需要那麽多勞動力了，所以女性地位也很低。
近幾年逐漸有了產業向內地轉移的趨勢，這給女性帶來了積極變化。富士康向鄭州的典型產業轉移，讓女性可以重新回到職業軌道上來。盡管這些勞動產業要求苛刻、收入低、勞動條件惡劣，但至少也算是給了她們機會。產業轉移背景下也有一些老年女性能參與其中，老年婦女可以接零散訂單做手工活，這是很難得的一個變化。部分女工也因此選擇在老家也能購買社保的富士康工作，即便再辛苦也願意“熬”夠15年。
這聽起來也是可以彌補一些社保劣勢的，當然這仍是無奈之舉。因為如果在打工地就能解決社保問題，小孩跟著家長在打工地讀書再解決廉租房問題，那他們也不必回老家“熬”這份社保了。
富士康深圳龍華廠的女工（圖源：網絡）
四、工作的“體麵”：大學教授比工人有尊嚴嗎？
現在，很多外賣員的學曆很高，這其實沒有讓我們太驚訝。之前就有過報道說外賣騎手中研究生、專科學曆占比不低。其實，對於大學生送外賣這件事，說一句冠冕堂皇的話，我會說年輕人就業多元選擇是好事。但這恐怕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在我的理解中，大學畢業生實在是沒有辦法找到一份更“體麵”的工作，才會選擇去跑外賣，很多跑外賣的年輕人隻是把它當成一個過渡職業。
這裏提到了“體麵”，並不是別的職業有多“體麵”，而是送外賣實在是太辛苦了，要保證體力、忍受客戶冷眼，是很不容易的。
前陣子針對“海底撈員工為顧客跳科目三”的新聞也引發了比較多的爭議，很多人認為這是海底撈服務員為了生存放下尊嚴。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我覺得這隻是一份工作，在海底撈表演和在舞台上、電影裏表演都是一樣的，為什麽我們這麽關注海底撈表演？
我個人不同意“有損尊嚴”的說法。旅遊時導遊活躍氣氛講笑話這有損尊嚴嗎？我覺得是一樣的，隻是因為服務內容增加了，我們覺得不適應。傳統服務再加一個表演，為什麽不行呢？
海底撈員工跳科目三片段（圖源：網絡）
也有人認為白領比藍領工作有尊嚴。但對我來說，我作為教授也需要去討好我的領導、我的顧客、我的學生，我還沒有反叛能力。
不同人對尊嚴的定義不同，酒店門口迎賓被客人吆五喝六的沒有尊嚴；但上課必須迎合學生、挑他們願意聽的講，這同樣是另一種“沒有尊嚴”。其實，這都隻是我們的工作而已。
坦率地講，在我自己做研究的二十年間，在勞動尊嚴這種問題上也有過一些教訓，比如說大學教授和學生有時會用一種高高在上的眼光去看待別人，在訪問工人時犯一些錯誤，甚至問一些很幼稚或殘酷的問題。
印象最深是有一次，我們有一個學生社團邀請街上擺燒烤攤的一個小夥子來分享燒烤經驗，有個學生問，“大哥你打算一輩子做燒烤嗎？你不覺得這個工作不體麵嗎？你自己有人生和職業規劃嗎？”我當時作為老師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這個問題太幼稚了，對燒烤大哥也是一種傷害。
但反而燒烤大哥落落大方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是一名退伍軍人，爸媽都身體不好，他退伍後輾轉在大城市打工，也做過所謂“白領”。但後來因為經常要回老家照顧父母，工作收入又低，就轉做燒烤，把爸媽接到身邊來照顧，他們白天串肉串，晚上他和妹妹去出攤。他說：“我幹過那麽多職業，沒有任何一個能比我現在這份職業更能安頓我的家庭、照顧我的父母，現在沒有多少家庭能實現一家人坐在一起的幸福的。”
這就體現了不同人對勞動尊嚴不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