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主要起源於非洲？已列入重大科學問題

近期中國科協發布了2024年重大科學問題，其中之一是“中國境內發現的古人類是否為現代中國人的祖先”。

就這一問題，觀察者網特別邀請複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人類遺傳學與人類學係的李輝教授來談一談中國當前古人類學、遺傳學和人類演化的研究現狀，以及未來針對這一重要科學問題有怎樣的研究規劃。

記者：您認為中國科協將這一問題列入“2024年重大科學問題”，主要原因是什麽？對於國內的考古學和人類學發展有什麽重要意義？

李輝教授：這個問題可能已經不隻是一個科學研究的問題，也是一個科學認識和宣傳的問題了。比如科學上我們拿出了很強的證據、很多的事實，把問題解答得很清楚，邏輯也很嚴密了，猿人不是我們的祖先，早期智人有微小貢獻，晚期智人主要是外來的。但有的時候不同領域的人思考的邏輯不一樣，不一定能夠得到同樣的認知。在論文投稿的時候，不同領域的審稿專家可能會提出異議，會認為證據上麵還不“完善”，無論提供的證據多麽硬。

問題是科學研究的結論很難做到100%的完全準確。所以基本上隻要結果擁有95%以上的置信區間，我們就認為結論是可靠的了，不能因為沒有檢測完“最後一個中國人”的基因就否認現在的結論。因為這種可能性小到幾乎為零。

記者：所以根據現在的，包括您的研究以及國內學術界的研究，關於“中國境內發現的古人類是否為現代中國人祖先”這個問題是已經有了一個答案的，包括“非洲起源說”“多地演化說”，以及“附帶雜交說”之間的爭論，其實學術上也已經有了明確的結論，對吧？

李輝教授：是的，在我看來從生物人類學，特別是分子人類學的角度，這個問題已經有了一個明確的答案，幾乎可以確定地說，這中間不存在什麽科學上還未解釋清楚的地方。現代中國人可以很明確地說就是主要起源於非洲，主要是指97%以上的成分。從自然科學的角度，這是以99.999999999%以上的置信區間確認了的成果。

從科學邏輯上講，任何的生物類群都有演化的譜係，有物種形成的規律。我們的祖先跟哪些古人類是同一個物種的？跟哪些不是同一個物種的？如果都不是同一個物種，那怎麽可能是我們的基因來源呢？我們不可能跟其他物種有基因交流、基因傳播，與貓、狗不能，與猴子、猩猩、猿人也不能。像人類這樣的高等動物，跨物種的基因交流是不可能存在的。

物種內的基因交流是合理的，物種內可能有亞種、地理種，這種基因交流是合理的。所以有基因交流的類群就屬於同一個物種。那麽根據這些概念，誰是我們演化的主線，誰不是我們主線，實際上已經很清楚了。從生物學意義上，在東亞大地上演化的人類一共是兩個物種：猿人（也叫直立人）和智人。

但是有些人不想承認，在分類上改了好多不同的名字，比如“古老型人類”之類，把學術界這個水攪渾了。實際上“古老型人類”，我們以前叫早期智人，它屬於智人這個物種。現代人也是智人物種，叫作晚期智人，那麽物種內可以交流嗎？當然可以。

2022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帕博就做了相關研究，他的結論證明非洲以外的全世界人類都跟尼安德特人發生過基因交流，現代人的基因中有2%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所以尼安德特人是我們的祖先嗎？是的，之一，但是隻有非常非常微弱的2%。

中國的早期智人，屬於丹尼索瓦人。丹人對我們的基因有貢獻嗎？很遺憾，當構成當代中國人大部分基因庫的這一波現代人到中國的時候，丹尼索瓦人已經滅絕了。但是在我們之前還存在一波現代人遷徙到東亞，跟丹尼索瓦人發生了基因交流，而我們則跟這支現代人發生了交流，相當於我們依靠一波“接力棒”融合了部分丹尼索瓦人的基因，那這個比例經檢測隻有千分之二。

從這些結論出發，我們確實能夠確認存在“附帶雜交”，但這個比例很低，所以仍然是“非洲起源，附帶雜交”。

記者：所以在您看來，關於我們中國這片土地上的現代人類起源，比較合理的結論就是非洲起源，隻是過程中可能有少量的附帶雜交。那您認為當前學術界也好，輿論界也好，出現一定爭議的原因是什麽呢？

李輝教授：是的，現在從基因組來看，結論是很清楚的，這種附帶雜交隻出現在早期智人中，跨智人種跟猿人雜交是不可能的，然後看看中國發現的古人類中哪些是智人，哪些是猿人不就清楚了嗎。

有人說我們沒有檢測過，猿人的DNA超過了50萬年根本檢測不出來的，但是現代人基因庫中根本找不到那種完全不同來源的部分，其差異大到屬於猿人來源的，也就是說我們體內沒有猿人的成分。所以就沒有必要去檢測猿人的化石，增加這種不合邏輯的檢測了。這是科學邏輯很清楚的事情，再進一步去探討它是個“未解難題”就沒這個必要了。

當然，古老化石的基因檢測也是個難題，怎麽讓大家都認知到，都理解這些科學邏輯也是個難題。現在在公眾宣傳上經常有人在這個問題上渾水摸魚，媒體宣傳也好，科學界內部也好，都有人想這麽做，在關鍵問題和科學概念上模糊化，比如有些人就將現代人和早期智人完全割裂開，當作不同的物種。

進一步講，如果全世界的人類都是各自分開演化的，那何來人類命運共同體？又何來中華民族共同體？我之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學報》上發過文章，專門講過這個問題，沒有基因圖譜這一實證構建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很虛的，而從基因譜係裏看，中華民族共同體那是緊密得不得了，是很清晰的一個構架。

記者：那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下，最近關於古人類學和人類演化國內有哪些比較重要的成果和進展？或者您認為當前我們國家的古人類學和人類演化的研究，接下來要做的工作有哪些？

李輝教授：實際上最近有很多成果，但是如果說重大的創新性成果，說實在的很少，現在大部分的學者都在證明已知的東西，做一篇大文章發nature或者science，數據做得很全很完美，工作做得很漂亮，但結論都是已知的，不做也知道是什麽結果。

當然，探索未知的、創新的東西很難發表了，因為創新的東西大家理解能力有限，可能理論的完善程度也不夠，創新性的理論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善了，審稿人就會提出很多意見，就會不容易發表，這是現在科學界的同行評審中的一個通病，一個難以解決的缺陷。

現在分子人類學領域做了好多工作，就比如說測了很多人類的基因，證明了整個全基因組層麵，古代的人類包括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在中國、東亞是怎麽演變的。不同地區的古代人群對中國現代人有貢獻，各占百分之幾，分別從南方、北方怎麽演化過來的，目前這個數據做得很漂亮。

但是還有個大的問題，就是能夠依據的早期樣本是非常少的，很多來自較寒冷的地區。根據早期樣本能夠得出一個結果，但如果以這個結果為結論的話，中國人絕大多數來自西伯利亞，就很荒謬了。

比如南方人群的某些基因演化，東南亞樣本沒有，對應的隻有一個西伯利亞樣本，因為西伯利亞氣候冷樣本保存好啊，然後數據分析的時候說有百分之多少成分，跟西伯利亞樣本是一致的。這沒錯，但是你不能判斷演化的源頭來自這個樣本，隻不過與這個樣本是同類。現在很多論文都有這個問題，就是把結果當結論，這是很有誤導性的。

第二就是對古人類的研究，從直接或者間接證據的可靠性上也存在漏洞，特別是測年的數據。我們前年發了一篇文章，講福岩洞內部地層顛倒的問題。因為不同地層堅硬程度不一樣，比如說冰川期地層比較板結，熱的時期地層比較鬆，有時候洞穴裏麵水流的衝擊會把鬆的一層衝掉，然後上麵的岩層坍塌沉積，結果上下地層就會顛倒混亂，找到的“十幾萬年前”的地層裏麵的化石，有可能隻是一萬年前的。

當時，考古勘測從“十幾萬年前”的福岩洞裏，找到一枚有“現代人”特征的牙齒，從地層的分析來說，好像都很對。結果我們重新去測年，發現同一個地層裏有十幾萬年前的樣本，有幾萬年前的樣本，有幾千年前的樣本混在一起，而同一地層的人牙齒化石直接去測年，連一萬年都不到。

我們以往的研究中也會存在著這樣一些，可能因為技術原因，也可能因為人為原因導致的謬誤，我們的學術界還是應該重新回到追求真理的科研初心上，重新糾正之前研究中的問題和錯誤，才能走得更遠。

記者：您剛才提到了牙齒，很容易讓人想到東亞人群常見的“鏟形門齒”，北京猿人也有這樣的特征。但是，分子生物學的證據已經揭示，猿人和現代人並無基因交流，那麽如何科學地解釋“鏟形門齒”看上去似乎“流傳有序”的現象？

李輝教授：基因之外的特征叫做表型，表型是非常複雜的，在同一部位的相似表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基因類型所產生的。鏟形門齒就是這樣一種複雜表型。

東亞猿人門齒的淺淺的鏟槽，與現代中國人普遍的深深的鏟槽，是完全不同的基因突變造成的。現代的深槽基因，根據金力教授發表於Cell的一篇封麵論文揭示，其出現曆史僅僅不到4萬年，與猿人毫無關係。而淺槽這種表型，則是全世界都存在的一種普遍特征，非洲人中都超過10%。所以東亞的鏟形門齒“流傳有序”恐怕是一種誤讀。

記者：您認為如果重點推進對現代人類起源問題的研究，將可能為我國的遺傳學、考古學、人類學，以及更大範圍的生物進化領域帶來哪些新的進展？未來會出現什麽新的研究角度？

李輝教授：如果能夠對“我們從哪裏來”這樣一個問題給出一個定論，那麽我們將會發現“人類命運共同體”不隻是一個政治概念，而是真正成為一個科學認識，全世界的人類都有一個共同的源頭，因而全世界人類的命運也自然緊密聯係在一起。

當我們解決了“我們從哪裏來”這樣一個問題後，隨之而來的就是“我們為什麽成為我們”。這個問題其實是考古學的核心問題。當我們發掘出新的古代文明遺跡的時候，我們都是以發現地來命名的，比如“紅山文化”“馬家窯文化”等等，不知道是人群記憶中的哪一段曆史。考古學誕生之初，發現一個考古文化，有限的材料無法確定它是哪一段傳說中的曆史，隻好用發現地來“臨時命名”，但是重構曆史始終是考古研究的初心。這個是考古學終極目標，相關研究應該朝這個方向去。

這些存在於口口相傳中的曆史記憶，與我們發現的古文化遺址之間能否實現對應，這既要依靠考古學的發現，也要依靠分子人類學提供的科學論證，才能最終解決“我們為什麽成為我們”的問題，也能夠真正從科學視角論證“中華民族共同體”。這才是考古學研究的初心，才有助於“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