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原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發表了一篇關於知識分子名利場的文章，看完後醍醐灌頂。
他在文章中指出，如果知識圈持續“下行”，那麽中國很快就會麵臨一個全麵弱智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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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教授文章精選
在中國社會中，曆來就是“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爭智於孤”。
“爭名於朝”是對於政治人物來說的，“爭利於市”是對商人來說的，而“爭智於孤”則是對知識人來說的。
今天的知識悲歌的根源就在於現代知識人已經失去了“爭智於孤”的局麵，而紛紛加入了“爭名於朝”或者“爭利於市”。
爭名於朝。從前是“學而優則仕”，做學問的目標就是做官，並且兩者沒有任何邊界。
知識表麵上是政府知識分子（也就是“士”）創造的，但政府從來不是知識的主體。
現在做學者的目標已經大大超越了做官，並且兩者之間開始有了邊界。
爭利於市。從製度層麵來說，“士、農、工、商”的社會安排把知識分子和商隔離開來。當然，在實際層麵，兩者也經常走在一起的。
不過，現在情形則不同了。知識分子以利益為本、以錢為本，公然地和企業走在一起，各個產業都“圈養”著一批為自己說話、做廣告的知識分子。
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房地產業。中國的房地產能夠走到今天那麽荒唐的地步，不僅僅關乎房地產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關乎這個產業“圈養”的一大批知識分子。
在現代社會，除了和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發生關係，知識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來爭名利。例如，爭名於“名”，即通過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
這種現象在所謂的“國學”處處可見，人們所期望的國學精華沒有出現，而那些“牛、鬼、蛇、神”則已經泛濫成災。
在世界範圍內，今天的中國擁有著最大群體的馬克思研究機構和馬克思研究者，因為馬克思幾乎已經成為官方的“國學”。
但是認真去讀一下這些機構和學者的產品，有多少人懂馬克思。馬克思隻是他們的政治，隻是他們的飯碗。
在互聯網時代，知識更是具備了“爭名利於眾”的條件。這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知識人通過互聯網走向了“市場”，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識“商品化”。
另一方麵，互聯網也促成了社會各個角落上的各種各樣的“知識”（宗教迷信、巫術等等）登上“學術舞台”，並且有變成主流的大趨勢，因為衡量知識價值的是錢、是流量。
今天的知識分子都是在爭流量，為此大家爭俗、爭媚，媚俗和流量無疑是正相關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會影響力等同起來。這就不難理解，即使官方媒體也和眾多自媒體一樣，堂而皇之地媚俗。
一旦進入了名利場，知識人便缺少了知識的想象力。一個毫無知識想象力的知識群體如何進行知識創造呢？一個沒有知識創造的國家如何崛起呢？
正是因為知識之於民族和國家崛起的重要性，國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財經資源，培養重點大學，建設新型智庫，吸引頂級人才等。但現實情況是國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場越大；名利場越大，知識人越是腐敗。
知識圈在下行，知識也在下行。如果這個方向不能逆轉，那麽中國很快就會麵臨一個知識的完全“殖民化”時代，一個全麵弱智的時代。
在很大程度上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走的就是這個方向，隻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麵數十年可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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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弱智的深層原因
鄭永年教授從知識圈沉淪的角度闡述了全民弱智時代的成因，但問題的根源並不止於此。
百家爭鳴是知識發展的必要條件，當前的輿論環境日趨收緊，非常不利於知識，特別是創新性知識的產生。
如果隻允許發出一種聲音，那隻能是違心的謊言。
比這更糟糕的就是所謂的專家，或者說是被豢養的肉喇叭。
在這三年中不斷有專家說出雷人的言論，有的為了博眼球，有的為了拍馬屁。
建議恢複農業稅的張捷、建議低收入群體出租閑置住房的許憲春，建議農民在縣城買房，然後就可以開車去種地的董藩。
最近又冒出了，建議老百姓工作到徹底癱瘓的姚餘棟，養娃困難可以求助親戚朋友的鄭秉文。
這些所謂的專家都是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領導、高級學者，他們既沒有敢說真話的勇氣，也缺乏最基本的人文情懷。
正是這些不說人話的專家，加劇了民間的弱智，甚至是反智。
其實在十幾年前，我們有真正的專家，經濟上有張維迎與林毅夫的世紀之爭，作家中也有莫言和易中天。
但這些年說真話的空間越來越小，而風險越來越大。
唱多了一輩子的劉繼鵬教授，隻因為退休之前說了幾句股市的真話，勸股民在製度不健全之前不要入市就被禁言。
當今知識界已是飛鳥盡，良弓藏，真正有本事的大家不說話了，網上隻剩下司馬夾頭、陳平、李毅、金燦榮這些跳梁小醜。
還有一點也不能忽視，就是官方媒體的反智洗腦，現在網友對新聞已經不信，都是直接看評論。
評論中最高頻出現的回複就是，新聞的三要素是什麽，甚至直接問這個劇情什麽時候上演。陰陽怪氣的背後既是不滿，也是無奈。
確實很多人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但多數人還是會被這些立場先行的信息所誤導。
知識就如同文明一樣，並非直線發展，不僅有曲折，而且有逆流。
在全民弱智的時代中，唯有堅持獨立思考才能看清這個羅刹海市，站在山外看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