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談到文革抄家，我的在美國長大、已讀大學二年年級的外孫女問我：“為什麽同意他們抄家？為什麽不反抗？”我愣在那半天不知怎麽回答——“同意”二字叫我犯難，“反抗”二字叫我羞愧。
在個人意識頑強的美國，凡事沒求得事主的同意是不行的，她認為抄家想必是經過我們同意的，質問我們為什麽不反抗。事過四十三年，我被她這一問問懵了，同意？我們有權利不同意嗎？反抗？我們枉為知識分子，脊梁骨早就被打斷了。往事曆曆在目，浮現在眼前——-
那是1966年7月、家被抄了兩次後的一個夜晚，喧囂了一天的高音喇叭，象亢奮過度、力不可支的瘋子一樣嘎然閉嘴。樹上的蟬有一聲沒一聲，哭樣的泣鳴，牆角下的蟋蟀長一聲短一聲的回應著。
女兒受驚嚇不肯入睡，驚恐的在我懷裏呼喊媽媽，又伸出小手拉著爸爸，呼喊著爸爸不放手。她哽咽著斷斷續續地哭道：“叔叔阿姨怎麽那麽凶，從前他們都很喜歡囡囡的呀？上次他們弄壞了我的“白雪公主”，我沒有生氣呀。“
那是第一次抄家，黃昏一夥人衝進我家，女兒看見她熟悉的爸爸辦公室的阿姨和叔叔們，興高采烈的向經常來我家的一個“長腳阿姨”撲過去，親熱的喊著阿姨好，“長腳阿姨”尷尬的後退到人群裏沒聲響。她想要趕過去，丈夫把她抱到外邊。
她又一次衝進來，看見阿姨叔叔們在翻家裏的書，滿地都是。她自告奮勇地說：“叔叔，我來幫忙，我還有好多書呢。”沒人搭理她，她還是很賣力的從床下拉出她的小書箱，一雙大手和她的小手交替翻了底朝天，見無“獵物”，那人起身，一雙大腳踐踏在“白雪公主”臉上。女兒爬在他腳邊用力想推開他，他猛的一閃女兒撲倒在地上。
我們被勒令站在門口，說是怕我們趁機銷毀罪證。丈夫不顧禁令把女兒抱起來，她眼圈紅紅的淚珠欲滴。我拍拍她無奈的說：叔叔和你開玩笑。她頭靠向我的肩膀，一邊用小手摩挲著沾滿腳印汙痕的畫冊，一邊靜靜的看著她的叔叔阿姨們搬走了爸爸媽媽的“書本本”。她迷惑的望著他們的背影說：“叔叔阿姨也喜歡沒有畫的“書本本”，囡囡不喜歡，都是字”。她高喊叔叔阿姨再見，理所應當沒有回應。因為她已隨父母變成“非人”。
我們被揪出之後，怕孩子稚嫩的心靈種下扭曲的種子，曾申請把她送到全托幼兒園。領導說：他們夫妻都是“牛”字頭的，就免了吧。我們的女兒隻能在隻有兩個阿姨，號稱托兒所，實際是哺乳室裏，沒有上過一天幼兒園。聰明的女兒成了阿姨的好幫手。我眼含淚心滴血對丈夫說：她大概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小的“義工”了。
第二次抄家是在夜晚，一群左派、官場積極分子秉承“組織”的旨意，再次破門而入闖進了我的家。
“交出你的罪證！”為首的官場積極分子揮著拳頭指著我。
“你們不是全搬走了麽？如果我有罪，那是最好的證據。”我回答。
“還如果，你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沒有如果！”他邊說邊翻箱倒櫃。
丈夫用手蒙著女兒的眼睛，抱她轉身背對我，女兒掙紮著扭轉身體，驚恐的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哇”的一聲哭起來。
“你這態度對自己沒有好處。”鄰居大姐輕聲對我說：“挖反動思想膿包不能藏著掖著，得交出罪證，你要為肚子裏的孩子想想。”這大概是我聽到最溫情的語言了，我很感動，至少讓我知道我是孕婦，是人。
“既然定我有罪，我相信一定有證據，何以向我索要。”我低聲回答。
又一次的翻箱倒櫃，我不知他們究竟要找什麽。每本書都一頁頁翻過，牆上鏡框的背後。涼席下、枕頭裏、抽屜底、收音機後都一一查過，親手摸過。丈夫懷疑的目光投向我：你真的有什麽瞞著我的事嗎？我一頭霧水。
麵對又一次的滿屋狼籍，我們默默相對無言，我強打精神艱難地彎腰收拾，把淩亂的書歸置好，把枕芯裝起來，把散落的原放在席子下信封裏的夫妻隱私用品重新裝入信封。看著丈夫把因懷疑藏有罪證、背後被撕毀了的相框重新掛起來。我打量了一下我們這個僅僅十四平方米的家，除了一個樟木箱一個帆布箱一隻收音機書籍生活用品屬於我們的，一床一桌兩椅一個書架都是公家借來的。我們不是出身剝削階級家庭，沒有金銀軟細，沒有資格被掃“四舊”，全部私人文字資料——日記，書信，筆記，第一次已抄走，他們究竟要找什麽呢——後來才知道，他們要找我寫給丈夫的一封信，第一次抄走的200多封信裏沒有找到。
天幕四合，夜深沉，女兒哭累了漸漸入睡，臉上還留著淚痕。我們沒有吃飯也沒有開燈。窗外路燈不知何時換成了大燈泡，刺眼的亮光劍一樣射進來，透過我們的身體直指水泥地麵。丈夫想說什麽，我示意他留心隔牆有耳，不要出聲，到外邊去。丈夫抱著女兒，我抱著草席悄悄走出家門，在大操場坐下。
“你真的沒事瞞著我吧？”丈夫擔心的問。
“你懷疑我是美蔣特務，藏著密電碼。”我傷心的回答。政治被引向家庭，曾迫使骨肉親情間互相劃清界限。麵對丈夫的問話我心蒼涼。
“這日子生不如死，真想和他們拚了。”丈夫用力搖動蒲扇拍打蚊子，說出這句嚇死人的話。我驚恐地忙捂著他的嘴，沒讓他說下去。
名牌大學研究生畢業的丈夫行事執著，認死理。參加工作後，原北京那位長征幹部院長，培養他委以重任，他獲得過國家科委二等獎，人民日報曾發表過他的文章，中央台做過廣播。
後來老院長被擠走了，“整”走老院長的“新貴”們，高舉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把“活學活用”“立竿見影”搞的有聲有色。報紙廣播鋪天蓋地也在宣傳“活學活用”“立竿見影”。一時間，“用毛澤東思想治好了多年不愈的病”，“用毛澤東思想找到了礦藏”，“用毛澤東思想攻克了攻關難題”，毛澤東思想無所不能、無所不克，上海的水文地質人員甚至用毛澤東思想控製了上海地麵下沉難題。
新領導要他在“活學活用”講用會上講用，我迂腐的丈夫非但沒順著竿往上爬，竟然實話實說：“我沒有針對我擔任的這個課題學過毛著”。更天真的是他給黨支部的思想檢查中，對某些積極分子透著假氣和矯情的“活學活用”“立竿見影”講了自己的真實看法。這些經斷章取義上綱上線後、要多嚴重有多嚴重，足可置人於死地啊！再加上危言聳聽的收聽敵台廣播問題，他有口難辯。
——你說你沒聽，誰能證明，我說你聽了我有證據，證據就是你家有台能收到敵台的收音機。
——你肯定收聽過，不可能不收聽，沒有理由不收聽，可能不收聽嗎？不收聽才怪了呢。
蒼天啊！這是什麽邏輯啊！
丈夫喜歡音樂，1961年我們結婚時，婆婆給我們買了一台時價198元的收音機，那時我們還分居兩地，丈夫出差總是把家交給同一設計室的單身朋友，朋友又引來他的朋友（台胞，四人幫倒台後任某市台盟負責人），他們是思鄉還是好奇，是碰巧還是有意、收聽還是沒有收聽過敵台，我們不在場不清楚。單位裏傳出了我家收音機能收敵台的流言。領導和“左派”們肯定，既然能收到敵台，肯定我們也收聽過。蒼天在上，我們就是有那個心也沒有那個膽呀。這盆汙水還是潑到丈夫頭上，逼他承認收聽過敵台。
官場積極分子們幾次半夜三更闖入我家，猶如無人之境，敲門聲震天響，高喊開門開門，不容我們穿衣必須馬上開門，想抓個現行。每次進門便直奔收音機，查看指針的位置，調來調去收到的盡是吱吱卡卡的噪音。我怕我的認死理的老實人吃虧走極端，便勸他說：“他們再逼你，就認了吧，免得吃大苦頭。”
“認了？要你交待時間地點聽了些什麽，我從來沒有聽過，我怎麽編？”丈夫滿眼含淚，臉痛苦的扭曲變了形。
我們出家門進學校門，出學校門進單位門，是典型的“三門”幹部。我們信仰共產主義，憧憬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平等自由幸福的共產主義美景，願為之奉獻一切，都寫過入黨申請書，怎麽就成了牛鬼蛇神？連我們這樣忠心耿耿的人都要打到敵人那邊，這個當是不是瘋了。
文革在基層實際上是一場爭奪話語製高點的鬥爭，而政工人士得天獨厚，從始到終控製著話語權，隻要你是想幹點事、不熱心政治，都可能成為鬥爭對象。楸鬥你的人，絕不是三教九流，而是一級組織和他們的左派官場積極分子。那恐怖的氛圍、牆倒眾人推殺氣騰騰的鬥爭會，那斷章取義、似排山倒海的大字報，連自己也越看越像反革命了。
夜更深了，乘涼人早已離去。我往遠處看，除了黑沉沉還是黑沉沉。想到天亮後我們還將麵臨各自的批鬥會，人人可以羞辱之，象喚牲口般呼喚之，我們不能爭辯，連解釋的權利也沒有，人不人鬼不鬼。我多麽希望鍾停漏止長夜不盡，永遠和丈夫女兒相依相偎，隻有此時此刻我才感到自己又回到人間。
我怕牆倒眾人推的肅殺之氣；我怕朝夕相處的同事們掃向我的陌生冷漠的目光；我怕垂首恭立身置人群中央、卻如同荒漠上淒雨中的小草般孤苦無助；怕沒完沒了的要我交待罪行我交待不出。腦子一熱想趁黑夜拖著丈夫女兒跳入長江一死了之。
丈夫說：“孩子有什麽罪？”他聲音沙啞遲疑悲愴。
“要死全家一起死，扔下女兒孤零零一人，小小年紀怎麽活。”我瘋了似的隻想著解脫一了百了，恨不的馬上去死。丈夫冷靜下來，輕輕拂去我滿臉淚水，堅定的說：
“大不了象1957年反右派給我們戴帽子，開除公職。為了孩子我們得活下去。”
我頭依在丈夫肩上，任苦澀的淚滴滴滴入心底，酸痛極了的心沉沉的，沉沉的。是的，我未出世的孩子有什麽罪，他已在我的腹中躁動，期盼來到人間，我可愛的女兒有什麽罪，她乖巧聰明美麗還是個小小的花骨朵。我不忍心剝奪他們的生命，又不能一“走”了之把女兒孤獨的留在人間。
一顆明亮的流星拖著長長的尾巴劃過夜空，我驀然一驚，仿佛上蒼點撥了我的慧根：為什麽要死，就是在人間做鬼也要直起腰。
我們思前想後，做好了戴帽子開除公職的準備。不再去追求那人生美好的信仰；不再象聖徒翹盼上帝般期望能給我們公平；不再奢望有更好的結局，不再對苦難折磨扼腕唏噓。我們還年輕、有體力可賣，我們一定要活下去，撫育兒女成人。沉到底了，心反而定了。我們終於邁過了從人到非人這道坎，沒有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