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同意他們抄家?為什麽不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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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談到文革抄家,我的在美國長大、已讀大學二年年級的外孫女問我:“為什麽同意他們抄家?為什麽不反抗?”我愣在那半天不知怎麽回答——“同意”二字叫我犯難,“反抗”二字叫我羞愧。

在個人意識頑強的美國,凡事沒求得事主的同意是不行的,她認為抄家想必是經過我們同意的,質問我們為什麽不反抗。事過四十三年,我被她這一問問懵了,同意?我們有權利不同意嗎?反抗?我們枉為知識分子,脊梁骨早就被打斷了。往事曆曆在目,浮現在眼前——-

那是1966年7月、家被抄了兩次後的一個夜晚,喧囂了一天的高音喇叭,象亢奮過度、力不可支的瘋子一樣嘎然閉嘴。樹上的蟬有一聲沒一聲,哭樣的泣鳴,牆角下的蟋蟀長一聲短一聲的回應著。

女兒受驚嚇不肯入睡,驚恐的在我懷裏呼喊媽媽,又伸出小手拉著爸爸,呼喊著爸爸不放手。她哽咽著斷斷續續地哭道:“叔叔阿姨怎麽那麽凶,從前他們都很喜歡囡囡的呀?上次他們弄壞了我的“白雪公主”,我沒有生氣呀。“

那是第一次抄家,黃昏一夥人衝進我家,女兒看見她熟悉的爸爸辦公室的阿姨和叔叔們,興高采烈的向經常來我家的一個“長腳阿姨”撲過去,親熱的喊著阿姨好,“長腳阿姨”尷尬的後退到人群裏沒聲響。她想要趕過去,丈夫把她抱到外邊。

她又一次衝進來,看見阿姨叔叔們在翻家裏的書,滿地都是。她自告奮勇地說:“叔叔,我來幫忙,我還有好多書呢。”沒人搭理她,她還是很賣力的從床下拉出她的小書箱,一雙大手和她的小手交替翻了底朝天,見無“獵物”,那人起身,一雙大腳踐踏在“白雪公主”臉上。女兒爬在他腳邊用力想推開他,他猛的一閃女兒撲倒在地上。

我們被勒令站在門口,說是怕我們趁機銷毀罪證。丈夫不顧禁令把女兒抱起來,她眼圈紅紅的淚珠欲滴。我拍拍她無奈的說:叔叔和你開玩笑。她頭靠向我的肩膀,一邊用小手摩挲著沾滿腳印汙痕的畫冊,一邊靜靜的看著她的叔叔阿姨們搬走了爸爸媽媽的“書本本”。她迷惑的望著他們的背影說:“叔叔阿姨也喜歡沒有畫的“書本本”,囡囡不喜歡,都是字”。她高喊叔叔阿姨再見,理所應當沒有回應。因為她已隨父母變成“非人”。

我們被揪出之後,怕孩子稚嫩的心靈種下扭曲的種子,曾申請把她送到全托幼兒園。領導說:他們夫妻都是“牛”字頭的,就免了吧。我們的女兒隻能在隻有兩個阿姨,號稱托兒所,實際是哺乳室裏,沒有上過一天幼兒園。聰明的女兒成了阿姨的好幫手。我眼含淚心滴血對丈夫說:她大概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小的“義工”了。

第二次抄家是在夜晚,一群左派、官場積極分子秉承“組織”的旨意,再次破門而入闖進了我的家。

“交出你的罪證!”為首的官場積極分子揮著拳頭指著我。

“你們不是全搬走了麽?如果我有罪,那是最好的證據。”我回答。

“還如果,你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沒有如果!”他邊說邊翻箱倒櫃。

丈夫用手蒙著女兒的眼睛,抱她轉身背對我,女兒掙紮著扭轉身體,驚恐的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哇”的一聲哭起來。

“你這態度對自己沒有好處。”鄰居大姐輕聲對我說:“挖反動思想膿包不能藏著掖著,得交出罪證,你要為肚子裏的孩子想想。”這大概是我聽到最溫情的語言了,我很感動,至少讓我知道我是孕婦,是人。

“既然定我有罪,我相信一定有證據,何以向我索要。”我低聲回答。

又一次的翻箱倒櫃,我不知他們究竟要找什麽。每本書都一頁頁翻過,牆上鏡框的背後。涼席下、枕頭裏、抽屜底、收音機後都一一查過,親手摸過。丈夫懷疑的目光投向我:你真的有什麽瞞著我的事嗎?我一頭霧水。

麵對又一次的滿屋狼籍,我們默默相對無言,我強打精神艱難地彎腰收拾,把淩亂的書歸置好,把枕芯裝起來,把散落的原放在席子下信封裏的夫妻隱私用品重新裝入信封。看著丈夫把因懷疑藏有罪證、背後被撕毀了的相框重新掛起來。我打量了一下我們這個僅僅十四平方米的家,除了一個樟木箱一個帆布箱一隻收音機書籍生活用品屬於我們的,一床一桌兩椅一個書架都是公家借來的。我們不是出身剝削階級家庭,沒有金銀軟細,沒有資格被掃“四舊”,全部私人文字資料——日記,書信,筆記,第一次已抄走,他們究竟要找什麽呢——後來才知道,他們要找我寫給丈夫的一封信,第一次抄走的200多封信裏沒有找到。

天幕四合,夜深沉,女兒哭累了漸漸入睡,臉上還留著淚痕。我們沒有吃飯也沒有開燈。窗外路燈不知何時換成了大燈泡,刺眼的亮光劍一樣射進來,透過我們的身體直指水泥地麵。丈夫想說什麽,我示意他留心隔牆有耳,不要出聲,到外邊去。丈夫抱著女兒,我抱著草席悄悄走出家門,在大操場坐下。

“你真的沒事瞞著我吧?”丈夫擔心的問。

“你懷疑我是美蔣特務,藏著密電碼。”我傷心的回答。政治被引向家庭,曾迫使骨肉親情間互相劃清界限。麵對丈夫的問話我心蒼涼。

“這日子生不如死,真想和他們拚了。”丈夫用力搖動蒲扇拍打蚊子,說出這句嚇死人的話。我驚恐地忙捂著他的嘴,沒讓他說下去。

名牌大學研究生畢業的丈夫行事執著,認死理。參加工作後,原北京那位長征幹部院長,培養他委以重任,他獲得過國家科委二等獎,人民日報曾發表過他的文章,中央台做過廣播。

後來老院長被擠走了,“整”走老院長的“新貴”們,高舉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把“活學活用”“立竿見影”搞的有聲有色。報紙廣播鋪天蓋地也在宣傳“活學活用”“立竿見影”。一時間,“用毛澤東思想治好了多年不愈的病”,“用毛澤東思想找到了礦藏”,“用毛澤東思想攻克了攻關難題”,毛澤東思想無所不能、無所不克,上海的水文地質人員甚至用毛澤東思想控製了上海地麵下沉難題。

新領導要他在“活學活用”講用會上講用,我迂腐的丈夫非但沒順著竿往上爬,竟然實話實說:“我沒有針對我擔任的這個課題學過毛著”。更天真的是他給黨支部的思想檢查中,對某些積極分子透著假氣和矯情的“活學活用”“立竿見影”講了自己的真實看法。這些經斷章取義上綱上線後、要多嚴重有多嚴重,足可置人於死地啊!再加上危言聳聽的收聽敵台廣播問題,他有口難辯。

——你說你沒聽,誰能證明,我說你聽了我有證據,證據就是你家有台能收到敵台的收音機。

——你肯定收聽過,不可能不收聽,沒有理由不收聽,可能不收聽嗎?不收聽才怪了呢。

蒼天啊!這是什麽邏輯啊!

丈夫喜歡音樂,1961年我們結婚時,婆婆給我們買了一台時價198元的收音機,那時我們還分居兩地,丈夫出差總是把家交給同一設計室的單身朋友,朋友又引來他的朋友(台胞,四人幫倒台後任某市台盟負責人),他們是思鄉還是好奇,是碰巧還是有意、收聽還是沒有收聽過敵台,我們不在場不清楚。單位裏傳出了我家收音機能收敵台的流言。領導和“左派”們肯定,既然能收到敵台,肯定我們也收聽過。蒼天在上,我們就是有那個心也沒有那個膽呀。這盆汙水還是潑到丈夫頭上,逼他承認收聽過敵台。

官場積極分子們幾次半夜三更闖入我家,猶如無人之境,敲門聲震天響,高喊開門開門,不容我們穿衣必須馬上開門,想抓個現行。每次進門便直奔收音機,查看指針的位置,調來調去收到的盡是吱吱卡卡的噪音。我怕我的認死理的老實人吃虧走極端,便勸他說:“他們再逼你,就認了吧,免得吃大苦頭。”

“認了?要你交待時間地點聽了些什麽,我從來沒有聽過,我怎麽編?”丈夫滿眼含淚,臉痛苦的扭曲變了形。

我們出家門進學校門,出學校門進單位門,是典型的“三門”幹部。我們信仰共產主義,憧憬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平等自由幸福的共產主義美景,願為之奉獻一切,都寫過入黨申請書,怎麽就成了牛鬼蛇神?連我們這樣忠心耿耿的人都要打到敵人那邊,這個當是不是瘋了。

文革在基層實際上是一場爭奪話語製高點的鬥爭,而政工人士得天獨厚,從始到終控製著話語權,隻要你是想幹點事、不熱心政治,都可能成為鬥爭對象。楸鬥你的人,絕不是三教九流,而是一級組織和他們的左派官場積極分子。那恐怖的氛圍、牆倒眾人推殺氣騰騰的鬥爭會,那斷章取義、似排山倒海的大字報,連自己也越看越像反革命了。

夜更深了,乘涼人早已離去。我往遠處看,除了黑沉沉還是黑沉沉。想到天亮後我們還將麵臨各自的批鬥會,人人可以羞辱之,象喚牲口般呼喚之,我們不能爭辯,連解釋的權利也沒有,人不人鬼不鬼。我多麽希望鍾停漏止長夜不盡,永遠和丈夫女兒相依相偎,隻有此時此刻我才感到自己又回到人間。

我怕牆倒眾人推的肅殺之氣;我怕朝夕相處的同事們掃向我的陌生冷漠的目光;我怕垂首恭立身置人群中央、卻如同荒漠上淒雨中的小草般孤苦無助;怕沒完沒了的要我交待罪行我交待不出。腦子一熱想趁黑夜拖著丈夫女兒跳入長江一死了之。

丈夫說:“孩子有什麽罪?”他聲音沙啞遲疑悲愴。

“要死全家一起死,扔下女兒孤零零一人,小小年紀怎麽活。”我瘋了似的隻想著解脫一了百了,恨不的馬上去死。丈夫冷靜下來,輕輕拂去我滿臉淚水,堅定的說:

“大不了象1957年反右派給我們戴帽子,開除公職。為了孩子我們得活下去。”

我頭依在丈夫肩上,任苦澀的淚滴滴滴入心底,酸痛極了的心沉沉的,沉沉的。是的,我未出世的孩子有什麽罪,他已在我的腹中躁動,期盼來到人間,我可愛的女兒有什麽罪,她乖巧聰明美麗還是個小小的花骨朵。我不忍心剝奪他們的生命,又不能一“走”了之把女兒孤獨的留在人間。

一顆明亮的流星拖著長長的尾巴劃過夜空,我驀然一驚,仿佛上蒼點撥了我的慧根:為什麽要死,就是在人間做鬼也要直起腰。

我們思前想後,做好了戴帽子開除公職的準備。不再去追求那人生美好的信仰;不再象聖徒翹盼上帝般期望能給我們公平;不再奢望有更好的結局,不再對苦難折磨扼腕唏噓。我們還年輕、有體力可賣,我們一定要活下去,撫育兒女成人。沉到底了,心反而定了。我們終於邁過了從人到非人這道坎,沒有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