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書桌前準備考試的黃妹芳
想象這樣一個場景，在一場馬拉鬆裏，你麵前是很多條緊繃的繩子，你往前走的每一步，都要經過這張網的過濾，有時，你還會被這張網彈回原地。
對於深圳女工黃妹芳來說，落戶就是這樣一場漫長的馬拉鬆，終點線是拿到深圳戶口。那個盤根錯雜的網，是學曆、技能水平和持續繳納的社保。
“很難？在深圳，非深戶要留下來（上學），要麽孩子成績杠杠的，要麽父母經濟杠杠的。”很多時候，她獨自一人掙紮在這張大網中，生活的關鍵詞是工廠、繳納社保、拿學曆和考證，它們合成了落戶的可能性。
現在，這場馬拉鬆跑到了第十年。她仍在緊追著這些落戶的可能性，這是她讀初中的兒子繼續留在深圳讀高中的希望。
45歲是深圳人才引進落戶的最高年齡限製。黃妹芳需要在今年完成落戶前的最後一個賽程，讓自己成為一個“人才”。
黃妹芳的書桌，為了能繼續在深圳上學，她和兒子都要成為“人才”
“人才”的籌碼
黃妹芳今年45歲。她有一頭烏黑油亮的長發，沉甸甸地墜在腦後，垂到腰間。她看書的時候會把頭發紮起來，再戴上眼鏡。
讀高中時她也戴眼鏡。草草畢業後，她從廣西老家到廣東打工，當時工廠裏戴眼鏡的人少，大家看她像看怪物一樣，她就取了下來。直到後來又開始讀自考，她又重新戴上了它。
這是一個普通的周一，早上六點半，兒子去上學了，家裏和周邊都很安靜——這時候附近的街道上幾乎看不見人，孩子們去上學，大人們去上工。
黃妹芳在出租屋的書桌前坐下。桌上有三本厚厚的中級社工教輔，書的邊角皺巴巴地黏在一起。她住的屋子是一間握手樓，白天也需要開燈。白熾燈照著四麵白牆，獨自一人在家的她邊看書邊做筆記。
但很快她就感覺到累，真的累，眼睛開始發酸，似是而非的概念和定義在腦子裏掠過，她卻記不住。“像我四十多歲，年紀大了，和年輕人不一樣，很多東西實在是記不住了。”學了一個多小時，黃妹芳快要睡著。她摘下眼鏡，揉揉眼，從書桌旁站起來，開始洗碗、掃地，把冰箱裏的肉拿出來解凍。一個小時後，她又重新坐下來看書。
她把每天的日程設定了鬧鍾，早上五點起床陪兒子跑步，六點煮早餐，十一點做午飯，下午三點外出發貨，然後收貨，五點半做晚飯……每天隻有早上孩子去上學，晚上孩子睡覺之後，她才有兩三個小時可以靜下心來好好看書。
為了照顧兒子，黃妹芳兩年前從工廠辭了職。
兒子覃武奧今年十四歲，馬上讀初三。兒子進入青春期，黃妹芳發現自己越來越不懂他。她最近大部分的焦慮都來源於兒子“砰”的關門聲和上鎖聲。有段時間她還害怕孩子得了抑鬱症。有一次英語考試，覃武奧隻考了30分，臉上帶著擺爛的神情，她意識到兒子出了問題。
她決定從工作了六年的工廠辭職。“因為孩子沒照顧好，其他都沒意義。”黃妹芳的工友們聽了她辭職的理由，對她說，“我們把孩子當人養，你是把孩子當‘人才’養。”
不僅是兒子，黃妹芳自己也要成為“人才”。黃妹芳在五月底和六月中分別有兩場考試，一個是係統集成項目管理工程師，另一個是中級社工。要想在深圳落戶，這是常見的中級資格考試。盡管這二者的通過率都不足20%，但在互聯網上搜索，你能看到這種資格的“價值”——“考過就是中級職稱人員，考證入戶的首選！”
從35歲到45歲這十年，“考試”像是黃妹芳生活中的魔咒。和考試相關的所有群她都聊天置頂，以便第一時間查看每一個關於上課、交作業、報名、考試的消息，手機相冊裏收藏著各種考試通知的截圖。
2018年，她先是通過工廠工會提供的“圓夢計劃”通過了自考大專考試，轉年，她開始自考本科。英語這一科的成績不好，她考了五次才通過入學資格，然後接著上課和考試。
或許有人知道以她為主角的紀錄片《人生第二次》，有人用一句話概括黃妹芳的故事：為兒子留深上學42歲媽媽自考本科。她對著鏡頭說，“攢積分難過攢錢。拿到大專文憑，有60分的基礎；按時繳納社保，每年3分，封頂30分，但是四十歲以後，每年扣2分。我做了兩手準備，同時衝刺本科文憑和社工資格證。”
三年過去了，她還在衝刺。去年六月，她第一次考社工考試，和她一起去考的有五個工友。丈夫用跑貨拉拉的麵包車，一車載著六個考生去考場。她在考場上看到了好幾個大著肚子的孕婦，“沒辦法，大家都要考，落戶就是要早點為孩子做打算。”三個月後，成績下來了，她沒有通過。
黃妹芳有些時候很後悔，覺得自己開始考慮在深圳落戶的時機太晚。她的妹妹黃妹新比她小五歲，在落戶前，黃妹新和姐姐有著相似的人生軌跡和目標：進工廠，結婚，生子，小孩上學，嚐試獲得一個深圳戶口。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深圳幾乎是國內最容易落戶的“超級城市”。根據2020年及之前的深圳市入戶辦法，擁有全日製專科或本科學曆的應屆畢業生，隻要對應滿足35歲和45歲以下的年齡限製，就可以按人才引進直接落戶，落戶的整個流程可以達到“秒批”。不符合直接落戶條件的，也可以通過積分入戶。
2019年，黃妹芳幫妹妹向落戶窗口遞交了材料，兩個月後，妹妹收到了落戶審核通過的短信。當時的黃妹新35歲，中專學曆加上在工廠考取的初級會計師證，湊夠了100分的落戶積分。所有人都認為妹妹很幸運，因為第二年積分落戶窗口就關閉了。
黃妹芳沒有交自己的材料。深圳市“在職人才引進”的標準裏，那時她隻有非全日製大專學曆這一個籌碼，價值60分。如果想離100分的及格線更近，她需要更多的“籌碼”來證明自己是“人才”。
黃妹芳把自己每天的日程都設置了鬧鍾
100分
時間回到十年前，黃妹芳35歲。她和丈夫覃項利帶著五歲的兒子覃武奧，從東莞來到深圳。搬來深圳是因為一年後孩子要上小學，黃妹芳發現孩子幼兒園班上的外地人屈指可數。她不願意孩子受排擠，“大家都說深圳是移民城市，教育資源也更好。”
一家三口在深圳寶安區落了腳，在兒子的幼兒園正對麵租了一個一室一廳的小房子。這是黃妹芳的“落戶馬拉鬆”故事的起點。
她對深圳的第一印象是快，“趕地鐵，所有人都在爭分奪秒地跑，好像被人推著往前走。”她也要快。工廠每天中午有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為了回家給孩子做午飯，她把這一個小時精準地分成四段，十五分鍾騎電動車回家，十五分鍾做飯，十五分鍾吃飯，十五分鍾回工廠。一秒鍾都不能浪費，她甚至摸清了家門口交通信號燈的規律，估算著碰上綠燈的時間出門，可以再節省幾十秒鍾。
第二印象是排隊，人們上公交車在排隊，孩子放學回家也在排隊，還有一件，正在上幼兒園的孩子報小學也要排隊。
根據《深圳市義務教育就近入學管理辦法》，無論是民辦還是公辦學校，家長們都需要達到對應的學位積分才有報名資格。學位積分越高，能選擇的學校越多。以寶安區為例，擁有一個深圳市寶安區戶籍，學位積分在這一項上就有95分，而非深圳戶籍的她隻有60分。
係統裏的學位積分是電腦自動判定的，黃妹芳把自己所有的“籌碼”——非深戶戶籍+租房合同+繳納一年的社保——都輸入進去，屏幕上馬上跳出一個對應的結果：71.2分。而當年小學入學的門檻是68分。學位積分低，她的兒子隻能選擇民辦小學。但她覺得兒子在深圳讀書很好，“你覺不覺得，其實小地方很多高中都是那種完全的應試教育？深圳這邊的學校，學習抓得再緊也是全麵發展的，但是回了老家，教材是陌生的，也比不上那些孩子會考試，成績肯定是沒有優勢的。孩子已經回不去了。”
6年後是初中，9年後是高中，12年後是大學，這是一場層層向上的教育台階，也是不斷收緊的過濾係統。兒子能不能留下？黃妹芳心裏很忐忑，因為在這個係統裏，“戶籍”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
深圳是中國流動兒童數量最多的城市，公開數據顯示，2022年深圳市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158.85萬人，非深戶籍的學生超過了六成，比例全國最高。到了中考的節點，非深戶之難更凸顯出來。2022年，深圳市公辦普通高中錄取率是53%，非深戶考生隻占據其中25%的名額。
從兒子小學入學時候起，黃妹芳就想在深圳落戶。當時的黃妹芳隻有高中學曆，她隻能在這場積分落戶考試中盡力考到100分。這場考試有三個“科目”，名字分別是年齡、社保和學曆。她需要像跑馬拉鬆一樣，在每一個賽程中，計算艱難而漫長的加法。
年齡不是她的優勢。根據落戶辦法，申請人35周歲內可以加5分，35-39歲不加分不減分，但40歲開始，每增長一歲就扣2分，超過45周歲則沒有了申請資格。
社保是相對來說最容易解決的事。來深圳找工作，黃妹芳對工作隻有一個要求：交社保。她看見一個電子廠門前在排長隊，問清楚了會交社保，她甚至不知道這家工廠叫什麽名字就簽了合同，她看中的是每個月可以得到0.3分，8年後，她可以拿到社保封頂的30分。
學曆則顯得棘手。她至少需要一個大專文憑，這也就意味著，她需要像兒子覃武奧一樣，回到課堂。2015年，她開始參加工會提供的成人自考項目。得到非全日製大專學曆，60分；非全日製本科學曆，75分。
但2023年2月起，深圳市開始實行新的積分入戶政策，大幅提升入戶門檻。新政中，原有的100分落戶政策失效，采取積分“由高到低”排序，排名靠前者才可以得到落戶指標。落戶這場馬拉鬆中，黃妹芳本來已經遙遙看到了終點線，但她發現比賽規則更新了。
剛拿到非全日製大專學曆，黃妹芳就聽說了這場改革的風聲，她毫不猶豫地調整了思路。她頭腦中的那一長串加法迅速轉變成了另一個等式：非全日製本科+中級專業技術職稱+45周歲以下=技術型人才核準入戶。她自考班上的一個同學，去年也沒考過中級社工，但考過了中級係統集成考試，拿了中級職稱，迅速落了深戶。她聽說這個考試容易通過，馬上報了今年的考試。
今年45歲的黃妹芳知道，這或許是自己這十年最後的考試。如果不成功，孩子明年中考，隻能是D類非深戶考生。“但沒有到最後，我為什麽不可以再試試？”
黃妹芳從去年開始就在研究中考填報事項
“考不上的”
四月底的最後一個周日，黃妹芳的丈夫覃項利回到了家。他初中畢業之後就四處打工，進過工廠，做過物業保安，當過電工，跑過貨拉拉，目前在一家物流公司做長途貨車司機。
他每個月的工資，是切切實實地用貨車的燒油量和公裏數衡量的，條線行情好的時候，每個月工資能有一萬多塊。他每到一個新的地方，會在微信上給妻子發一個定位，廈門、泉州、福州、南昌、蘇州、金華，還有更遠的西安。他在家裏的痕跡隻有掛在陽台上的一件大號黃色文化衫，以及洗漱池前的牙刷。
覃項利前一天淩晨一點才從南昌回到東莞，在車上睡了一晚，第二天中午回到深圳的家，手裏拎著幾個小菜，黃瓜、苦瓜和蘿卜。他回來就進廚房，把鈍掉的菜刀磨快了，切肉，洗菜，切菜，涮鍋，燒油，油煙氣和煎炒烹炸的聲音從小得隻能站一個人的廚房裏飄出來。他做了兒子喜歡吃的炸雞，又去洗碗，擦灶台，掃地拖地。
他每周隻回家一天，回來煮飯、炒菜、做家務，做完事就躺在床上刷短視頻，累了就睡覺，第二天早上五點起床，開著自己的麵包車去東莞發車。
夫妻倆有不言自明的分工。覃項利是這麽總結的，做丈夫的在外麵負責賺錢，“回到家就得做家務”；做妻子的負責落戶的大事，監督兒子學習，“還有她自己也要努力學，別的我也沒辦法。”兒子從小到大的每一份作業，每一次家長會，每一份成績單都是黃妹芳的責任，他不懂，也插不上手。
“家庭裏麵很多女性要承擔很多東西，這本來應該是雙方的，但是在現實中男性的角色會缺失很多。做爸爸的可能不會也沒有能力管孩子。”這是丁當的觀察。丁當16歲就輟學南下深圳打工，2015年，她建立了“綠色薔薇”，深圳市唯一一家為女工及流動兒童服務的草根公益機構，她因此見過許多女工和她們的孩子們。黃妹芳喜歡做公益活動，她去過“綠色薔薇”，還在那裏看過《Y是一個流動坐標》——一部由“綠色薔薇”創作的戲劇，講的是深圳流動兒童就學難的問題，黃妹芳覺得那就是自己的現實處境。
“相對於媽媽為了自己的孩子去考學曆落戶，爸爸考慮的比例會小很多。因為深圳的積分落戶細則多且複雜，要去完整地了解所有的信息，對低學曆的一方其實是有難度的。落戶，是非常奢侈也非常未知的事。”丁當說。
覃項利很怕這份未知。他怕一家子在這裏白忙活一通，如果再不回老家讀書，兒子在老家就沒有初中學籍。如果一年後兒子考不上公辦高中，妻子落戶也不成功，回不去老家也拿不出民辦的學費，那就完全沒有退路了。“說實話，我希望兒子初二結束就回老家，這樣至少退一萬步講有一個高中讀。如果留在深圳，就隻能讀職業高中，風氣很不好的。”
他之前和黃妹芳說過自己的想法，黃妹芳很生氣，覺得他太喪氣。兩人吵架和說家事的時候隻用壯語，覃武奧不在老家長大，聽不懂——在深圳，他隻需要說普通話。當時，覃項利先和兒子用普通話說，“你考這麽一點分”，再用兒子聽不懂的壯語說，“考不上（公立）高中的”。黃妹芳很生氣，和他大吵一架。她覺得這是負能量，不準他再在兒子麵前說，他隻好咽下去。
與考試帶來的未知相比，黃妹芳更相信考試帶來的希望。她還記得自己的學生時代，家裏一共有八個孩子，她排行老三，九十年代，廣西農村的風氣是女孩子讀完小學就輟學，但是她的爸爸卻叮囑，“你們要努力讀書，讀書才是你們的出路。”她讀書的時候聰明卻喜歡犯懶，背文史題不耐煩，背英語課文背得頭疼，躲圖書館看一下午的小說，但考試成績卻一直很好。整個村子隻有兩個人考上了高中，她是其中一個。
高一那年，爸爸因病去世，黃妹芳回家待了一個月，看著家中年幼的弟弟妹妹，心知肚明自己不可能再讀下去了。學校的老師同學勸她回去繼續上學，但對於這個夏天賣鬆油、冬天賣木炭來維持生計的家庭來說，供一個大學生讀書是一個不可想象的夢。她潦草地讀完高中，拿到畢業證，在老家的甘蔗廠待了兩年後離開家，順著打工的潮流，去了東莞的工廠，拿每個月三百塊的工資。那時她22歲。
30歲，她和父母安排好的相親對象見了麵。她沒想過結婚，也沒想過不結婚，但大家都說，對方是一個老實人，又是廣西老鄉，是再合適不過的結婚對象。
她承認覃項利的確是一個老實人。但結婚15年，她從來沒有感到丈夫像現在這樣“拖後腿”。兒子初二下學期期中考試成績單上寫的不是分數而是等級：5個A，2個B。覃項利隻模模糊糊地知道A代表的是好，B代表的是沒那麽好。
黃妹芳從去年開始就在研究中考填報事項，計算在一年後的中考裏兒子的“贏麵”。她的手機裏有一個長長的“2023年指標生控製線”學校排名的截圖，裏麵是深圳78所公立高中的中考錄取分數線。
“深中當然是最好的，但是全深圳十幾萬的考生都盯著，我們沒什麽希望。覃武奧的成績……”從排名靠前的深圳中學、寶安中學、深大附中等著名的高中往後，她用手指把截圖滑到底，指著列表的末尾，“這個最接近他的分數線。”
她和兒子同學的媽媽聊前景，對方說填中考誌願的時候還是會把職業高中考慮進去，選那種未來好找工作的，“這樣保險”。黃妹芳搖搖頭，她從來沒考慮過職高，“我寧願拚個老命，讓他讀民辦也可以。”
她對職高沒有好感。她見過職高學生走後門來廠裏麵試機械工程師，結果那些孩子什麽技能都不會，在學校隻學會了抽煙和打架。她沒辦法想象自己的兒子去那些學校，和那樣的孩子混在一起。“真讀職高，變成這樣就廢掉了。”
黃妹芳家門上掛的帆布袋
“非人才”
孩子在哪兒讀書，全家就搬到哪兒，從幼兒園、小學再到初中，黃妹芳搬了三次家。
從高空俯瞰黃妹芳現在住的社區，周邊林立的高樓包裹著城中村和工廠，東莞在一條窄窄的小河對岸。工廠密密麻麻地分布在河的這岸，很多在深圳沙井工廠上班的年輕人為了節省房租，選擇在河對岸的東莞租房。白天，做工的人在這頭上班，晚上，他們騎著電動車穿過長橋回到蝸居的房子。
黃妹芳和鄰居聊天，“我們是誰？我們就是非深戶，非人才。”這固然是自我調侃，但從數據上來看，寶安區的確是非深戶戶籍人口比例最大的區,
非深戶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88%。像黃妹芳這樣家裏有孩子上學的，為了方便照顧，很多都租住在學校周邊。
穿過一條沒有路燈的小巷，兩邊是灰撲撲的員工宿舍樓，所有樓的外觀都一模一樣。從其中一棟樓往上，黃妹芳租住的這一層有六戶人家，六扇相同的刷綠漆的門，隻有黃妹芳在自家的門上粘了一排紅色的中國結。這是黃妹芳一家三口在深圳的家。搬到這裏已經快兩年了，多次搬家的經曆，讓他們舍棄了許多家具，隻有兩個堆滿了書的書桌一直跟著他們走，一個書桌給黃妹芳自己，另一個給兒子。
在她追逐落戶的這十年裏，丈夫無能為力，兒子還小，她也沒和在老家的親人說。在工廠上班時，她是線長，負責樣品抽檢。每個樣品都不能出錯，隨時要和工程師溝通，她整天精神都繃得緊緊的。晚上回到家往往已經十點，到淩晨才有時間坐下來看書和準備考試。白天做工，困得站著也要打瞌睡，她就晃晃腦袋，在工廠走來走去。實在困得受不了，她才偷偷地坐下眯一會兒。
去年六月是她壓力最大的時候，就像在一場馬拉鬆裏，跑到撞牆期，感覺自己無法再前進。她從工廠辭職後，開始打三份零工，賣羊奶、做工廠派發的零件手工活、電商賣橘子。她在深圳漫長的夏天裏跑生計，在給客戶送羊奶上門的間隙裏，翻看著中級社工考試的小冊子。她要同時準備三門社工考試，還要準備本科的畢業論文。畢業論文必須要寫至少五千字，她看了十幾篇參考文獻，“頭都大了。”
黃妹芳拿本科畢業證的過程也艱難。好不容易寫完了畢業論文，合格分是70分，黃妹芳得了75分。老師點評說她的案例寫得不夠全麵，她心裏想的是，“運氣太好了，總歸是過了。”班上200多個同學，有40多個同學的論文成績都沒過關，還需要重寫。六月考中級考試，她沒通過；十一月考本科結業的最後一門計算機考試，碰上疫情改成線上，結果出租屋的網絡不穩定，需要臨時請房東來修寬帶，她急得滿頭大汗，考試時間也耗盡了。然而，她還要小心翼翼地在兒子麵前隱藏這份焦慮，她從來沒有把自己落戶的事情告訴兒子，不想讓兒子背上壓力。
覃武奧有時候覺得自己和老媽都很累。他累，總感覺自己學得還不夠，成績還不夠，配不上一個好的高中。他也覺得黃妹芳累，和他一樣讀這麽多年書，“我知道她是為了搞一個深圳戶口，她從來沒跟我說過，我猜到了，但是我覺得太累了。”
黃妹芳說，你知道覃武奧有些時候叫我什麽嗎？叫“老幹媽”，是“又老又幹巴的老媽”的簡稱。黃妹芳本來有一頭厚密的黑發，這幾年頭發掉了很多。“以前二十多歲出來打工，別人羨慕我的年輕，當時我還不懂得，現在時間一晃眼，在深圳待了十年，我當然也老了。”
對於十年前年輕的黃妹芳來說，“來了就是深圳人”是一句極具誘惑力的口號，但這句口號的背後是一個殘酷的事實：沒有戶口，沒有房子，就很難真正留下來。黃妹芳的妹妹黃妹新在2019年就已經有了一個深圳戶口，但說起這句話，她苦笑，“在這裏沒房，即使有一個戶口，始終也算不上深圳人。”
黃妹芳從來都沒想過買房子的事。在深圳，買一套房子光是首付就是好幾百萬。丈夫的侄女是深圳一家公立醫院的護士，嫁了一個開公司的博士，夫妻倆是深圳市引進的高層次人才，落戶、創業和買房都有對應的政府補貼。在黃妹芳看來，這樣的“人才”才有能力在深圳買房子。人才也被細分，深圳市的人才引進補貼政策中，後備級人才、領軍人才和傑出人才，對應的補貼從160萬到300萬不等。黃妹芳不知道侄女一家屬於哪一類人才，隻清楚一件事，“人家是高技能人才，我們這種人想都不要想。”
她從工廠辭職後，現在的收入來源是工廠外派的手工零活。平常下午她會騎著三輪車出去收貨，再發給周邊的鄰居。做活的通常是三四十歲的女人，潮汕人、客家人和江西人，開小店麵的，在家帶孩子的，她們把細小的零件組裝起來，一個零件算幾分錢，一個月可以賺一千來塊補貼家用。由這群外地女人組裝的這些零件，最後會從深圳流向世界各地。
有時候女人們也會聚在一起聊天。大家坐下來，立馬開始聊孩子。孩子現在忽上忽下的成績，青春期有心事憋在心裏不說，孩子爸爸除了給錢其他什麽都不管，沒有深圳戶口讀普通高中太難。覃武奧有一個同班同學，那個男孩的媽媽早早為兒子落了深戶，但兒子的成績卻“吊車尾”，大概率隻能讀民辦高中。她和黃妹芳抱怨，“我累死累活的有個屁用。三年學費就大幾十萬，我真是造孽。”黃妹芳點點頭，說到底，大家都是拚了老命給孩子創造更好的條件。
兒子的中考就在明年，黃妹芳給兒子設想過一個完美的未來：順利考上公立高中，住校，考上大學後參軍，以後當上公務員，有一個穩定的未來。她也想過自己的未來，自己落戶成功，兒子住校，她就可以搬去東莞，住在更便宜也更敞亮的屋子裏。她也終於可以學有所用，學曆和能力不再是阻擋她的門檻，靠自己考來的本科學曆和證書，成為一個社工。
黃妹芳期望著這樣明亮的未來。但對於剛剛過去的那兩場中級資格考試，她卻很難抱有同樣明亮的希望。五月底的那場考試出乎意料地難，出了考場，她聽見了現場哀嚎一片，有人說自己考了三次試，這一次的題最偏最難。六月的考試，她大部分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語言來答實務題，“不知道會不會給分。”
這兩個中級資格考試是45歲的黃妹芳能夠到深戶的最後機會。她有時會安慰自己，如果不行還可以考高級證書，這樣可以延後到50歲，但她也知道，“高級”自己幾乎不可能考過。
最近有采訪過她的媒體重新來訪。她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其實我身邊大多數人都跟我一個樣，大家都為了孩子往前拚命，隻是我被拍出來，被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