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業一年後，回想起圖書館常去的位置，鄧維剛還能清楚地記得那是 56、57
號，準備博士的畢業論文時，近一年的時間，他在這兩個位置上變換著學習，每天超過 8 小時。
那是 20
多萬字的博士畢業論文，相當於一部長篇小說的體量。除畢業論文，博士畢業的條件還包括要在核心期刊發表兩篇論文。比起在核心期刊發論文的廝殺，很多博士認為畢業論文簡單很多。
核心期刊論文的發表量，還得盡量多。因為畢業後想找到高校和研究所的工作，就必須在讀博期間多在專業內的核心期刊發表論文，"
那樣簡曆上才有東西，首先看的就是你在哪裏發過論文，有幾篇。"
寫論文是精神和身體的雙重苦修。許多博士像鄧維剛一樣過著日複一日讀書、寫論文的生活。有些人為憋論文，坐得久了得了痔瘡。
楊旭是鄧維剛的師兄，寫博士論文時甚至大病一場。楊旭錄取博士研究生時已經工作 5
年，已經成家有了孩子，這意味著讀博期間，他要背負養家和畢業的雙重壓力。
他不敢浪費時間，每天早上八點多起床，" 一睜眼就想著將來要去哪兒。"
楊旭說。一整天，他大都在寢室盯著電腦看文獻，看屏幕看得眼睛疼了，就把文獻打印出來繼續看。看夠了，就寫。一直到深夜一兩點入睡，醒來後重複前一天的日程。讀到博二，楊旭在核心期刊上發了一篇論文，過了三年，他發了四篇核心期刊，畢業了。
勤勉幫助楊旭順利畢業的同時，磨損掉了他的健康。
畢業論文寫到一半時，楊旭突發腰疼，他勉力爬到上鋪休息。情況沒有好轉，他給同學打了求救電話，" 我可能出大事了
"，同學們很快到他的寢室，把楊旭抬到了校醫院。校醫院的醫生一看，果斷地將他轉院到了北京大學附屬第三人民醫院。在醫院做核磁共振時，楊旭看到一旁的醫生表情特別嚴肅。他頓感不妙："
完了，還有機會見到孩子嗎？"
直到診斷大夫說沒事，楊旭才舒了口氣。醫生說，他是急性骨膜炎，疼起來要命，但不會真的危及生命。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操勞。從醫院出來後，楊旭回家躺了一個月。
" 很多人腰有問題，脖子有問題，真是這樣，你想留在北京，你就得這樣
"。在翟軍的理解中，博士研究生階段的學習，砸時間僅是最基本的要求。翟軍寫一篇大概 1 萬字的論文，需要有 60 到 70
條的注釋。有一篇論文，翟軍改了半個月，改了七稿。" 寫一篇論文可能一個月，但改也要一個月，寫論文是個非常枯燥的事情。"
翟軍說。
論文改完，熬人的過程也不會結束。等待發布是下一輪煎熬。翟軍投過一篇核心期刊的論文，等了整整 12 個月才發出來，"
比醫院做手術還難排，有的甚至排兩年 "。
發論文階段，核心期刊競爭強度大是博士生們共擔的壓力。
韓立新是一名主動延畢的博士生。他拿人文社科刊物舉例，核心期刊一是高校學報的社科版，一是各省社科院的刊物，還有一種是專業刊，比如《中國法學》，"
而法學領域的專業刊非常難打 "，韓立新說，學法律的人太多了，這些刊物博士和講師、副教授一起競爭，誰寫得好收誰的，"
或者說，你有點關係。"
韓立新研究的領域比較傳統，論文疊論文，已有的研究成果滿滿當當，但韓立新說自己有天突然開竅了，另路突擊，在當下時新的科研倫理方麵結合自身專業發了兩篇
C 刊，而專業領域內，韓立新亦有一篇論文得以發表。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2019 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鄧維剛入學的那年，全國招收博士生 10.52
萬人。但不是每個人都能順利畢業，教育部的數據顯示，2018 年全國高校共招收了 9.55 萬博士生，正常的三年學製後，畢業的博士生為
7.2 萬人。
做了 7 年律師後，梁春爽決定讀博。她熱愛學術，最後又主動選擇 " 掛掉
"。梁春爽愛刑法學，但在論文選題上，她關心的選題無法被通過，而那些熱門的數據安全、元宇宙的刑法規製等題梁春爽又覺得沒意思。母親很是擔心，曾問梁春爽："
博士是你真心想去讀的，不是為了混文憑，你有沒有想過你會失去博士學位？你把律師證看得比命還重，有沒有想過一句話你就再也不可能做律師了？"
" 如果不能發聲，要這個文憑和律師證幹什麽？"
她這麽想，但擺在她眼前的現實問題是，因為她不願意寫那些沒意思的題，論文發表的數量不夠，她隻能延期畢業。
能否順利畢業，論文之外的重要因素是導師。特別是理工科專業。
梁春爽的導師比她更著急，說要帶著她寫論文。鄧維剛的導師很溫和。疫情期間進不來學校，他把自己的辦公室借給鄧維剛使用。他每個月聽取鄧維剛的進度匯報，指出問題，沒說過過分的話。
時瑩是大氣科學專業的博士。她的導師很嚴格，時瑩說，自己做什麽都很難得到導師認可。有的導師很捧學生，論文大部分是老師來做，學生署名第一作者，以方便學生申請國外普林斯頓等名校的博士。
這類導師的思路是，學生去了更好的平台，師生網絡就會越來越大。時瑩的導師隻安排學生做自己的部分，組內鮮有和師兄師姐的合作。
發泄
鄧維每天坐在圖書館，把女朋友坐走了，" 沒時間談情說愛
"。博士階段需要輸出內容，需要長時間一個人進行思考。各種不安情緒由此湧現。
《自然》雜誌 2019 年的一篇報道顯示，在對 690 名中國博士生的調查中，40% 的受訪者表示讀博期間曾經抑鬱和焦慮，而在
2022 年末，有關博士生的抑鬱的話題曾引起過網友的討論，一度登上熱搜。
抑鬱和焦慮更多來自找工作的壓力，如果選擇高校，根據教育部的數據，2021 年的高校專任教師比前一年增加了 5.22 萬，但 2020
年畢業博士生是 6.62 萬人。
博士也越來越多，一篇來自教育學術月刊 2022 年第 12 期的論文《我國專業學位博士擴招的曆程、動因及進路選擇》顯示，在 2017
年專業學位博士擴招後，其增長幅度的峰值一度達到 151.26%。
壓力如影隨形，很多人情緒變成炸藥桶，一不小心就會崩潰爆炸。
時瑩則一度想轉碩士，開組會，時瑩說她社恐了，老師和同學笑，他們說，如果時瑩社恐，那這個社會就沒有人社牛了。" 我確實社恐了，笑什麽
"，時瑩的身體出現了應激反應，後腦勺一片紅色的小點，癢得不行，醫生說是神經性皮炎。
隨之敏感的還有睡眠，室友起夜上廁所，門關得稍微用力點，" 嘭 "
的一聲，時瑩便會驚醒，連那些下床的聲音、洗漱池的水聲，以前時瑩不在意的聲響現在都在影響著她。
碩士時，翟軍每周都會去看電影、話劇，周末再攢個局。讀博後為了完成學業，他成日成日地坐在圖書館看書，" 你萬一沒寫出來怎麽辦呢？"
書也有看不進去的時候，但翟軍安慰自己，" 今天至少看了書，沒有虛度一天。"
鄧維剛曾經以為自己也會延期畢業。
學校的圖書館裏，白熾燈一直亮著，鄧維剛靠窗外那棵大樹感知外界變化。陽光打在樹枝上，雨水沿著葉子滑落，北京的大風刮起時，會擾亂樹的意識，也會動搖鄧維剛的思考。實在寫不下去，鄧維剛就走到對著停車場的那扇窗邊，站定往下看。他愛看那些人倒車，"
有的人倒車技術特別差，要回好幾把，有些人就一把就進去了。" 最久能看二十多分鍾。
晚上回到寢室，大多數博士研究生不會想在夜晚交談。看文獻、寫論文已經令人疲倦，再去了解別人的論文、工作進度隻是徒增焦慮。白天偶遇同學一起吃飯，大家也會默契地避而不談，隻是吃飯。
線上的 " 交談 " 反而是種釋放。在一個近 500 人的博士延畢群裏，一會不注意未讀消息就會衝破 99
條。去年冬天，群裏有博士在寢室樓大廳裝了厚門簾，有博士認為門簾難以清洗，容易沾染病毒成為傳播源，該博士在群裏分點論述為何要取消門簾，另外的人在群裏反駁不能取下，理由是住在一樓的同學會冷，值班的宿管直對著門，更冷。
這事兒鬧了兩輪，群裏還經常有人出來指正錯別字，在群裏的時瑩記得，北京在去年冬天感染人數陡增後，門簾被取下過，但後來實在太冷，有人發起投票，又給裝回來了。群裏還會為了食堂的菜難吃、超市物價高、不讓外賣快遞等事情
" 鬧 "。
時瑩一開始納悶，為什麽這些延畢的博士生，還有心思為這些瑣事爭辯，她聽說帶頭主張門簾髒容易感染的那名博士生，在電梯間都不戴口罩。為此思來想去，最後時瑩猜："
可能也不是為了防感染什麽的，就是個發泄？"
和心理谘詢師傾訴，是鄧維剛讀博期間少有的享受時刻。有段時間，他陷在分手、論文撰寫和尋工壓力揉成的漩渦裏。為此他預約了學校的心理谘詢，12
次，開始每周都去，後來兩周去一次。
在心理谘詢室，鄧維剛會覺得 " 今天終於又到了可以找個人說話的時候了
"。谘詢師告訴他：你的情緒是正常的，每個人都會有，接受自己的情緒。不要老是批判自己，認為自己很脆弱，想哭的時候，你就哭。鄧維剛哭出來了，以前他相信男兒有淚不輕彈，總是克製自己。
12 次心理谘詢結束時，鄧維剛慢慢接受了自己，" 找不到工作就算了，大不了再停一年。" 他知道有其他學校的博士，畢業沒找到工作，gap
了一年再以應屆生的身份參與考公。
2022
年年初，鄧維剛參加預答辯，他的觀點得不到認可，說服不了老師，但答辯老師也說服不了他。有的老師認為鄧維剛是對的，但答辯組老師的意見和他相左，鄧維剛不敢改，"
如果我照著答辯組老師意見修改，萬一我外審碰到的老師又不是這種觀點，那不就相當於白扯了？"
高學曆就業陷阱
在博士翟軍的理解中，讀博是一項職業選擇。選擇讀博，就得花 3 到 5
年像上班那樣對待，才有可能出一些成果。並且出路很窄，多是高校和事業單位的研究崗。
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期刊 2022 年 7 月份的一篇論文，《博士就業去向與擇業心態——基於兩次全國調查的對比分析》（以下簡稱 "
博士就業 "），選取了 2021 年 261 所博士培養單位，共計 14869
人的有效問卷，調查顯示，人文學科的博士去了高校就業的占比 87.1%，科研機構的為 1.7%。
鄧維剛論文答辯校內通過後，還是每天坐在圖書館座位上，除了改論文通過外審，他正式開始操心找工作的事。每天，他打開各類網站，把北京地區針對博士的招聘崗位都報上名。隨後，他每天被線上的筆試、麵試推著走，最多時一天兩場。
經曆得多了，他發現，那些有自主權的事業單位好像不太在意筆試成績，" 如果你有關係，那其他人基本就在陪考了。"
鄧維剛最後拿到了兩個工作機會。北京某研究所邀請他做研究員。某地方高院也要了他。他很是糾結。他怕過早接下工作機會，會錯過高校的橄欖枝，此前，他朋友給某事業單位交了檔案，後來收到更好的高校
offer，該單位不願意退檔，朋友隻能硬著頭皮去事業單位上班。
而且，選擇了北京戶口，就意味著要家裏出資在北京買房，"
工資一萬多，不分房，我甚至在想，工資以後可能都不夠給我孩子報班，還有房貸。哪怕雙方的父母支持，仍然壓力很大，好像不能給下一代提供很好的條件。"
2022 年 11 月本是翟軍博士後出站的時間，但他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申請了延期。
翟軍有同學去了山東一所高校任教，一萬至一萬五的工資，不給房。翟軍本來有機會去到南方某省的社科院，對方承諾 15
萬元左右人才引進費，還是學科帶頭人，但他思來想去拒絕了："
其實帶的是我自己的頭，一個快退休了，一個不做研究了。而且人才引進費用不一定拿得到，隻是先給一部分，再看論文發表成果。"
翟軍另一個同學想得很是清楚，不做學術，找了個高校做行政，拿了北京戶口，主管學生工作，每周組織年輕人玩劇本殺、打桌遊，"
很舒服快樂，看著比我有活力，錢也不少，一萬多。"
很多博士研究生畢業後想去高校任教，以高校任教為目標讀博的也大有人在。實際上，現在高校人文社科類的崗位似乎越來越少，翟軍 2022
年找工作時，發現北師大、人大、北大等高校，已是蘿卜崗位，退一個人或者有教授去世，才會新招聘教師。"
除非地方新建校區，擴張時缺人，會有大量帶編製的崗位放出來。"
鄧維剛也聽說，前幾年，整個北京高校刑事訴訟法的教職隻有一個。上述《博士就業》的論文稱，截至 2020 年，全國在校博士生數超過 46
萬人，與 2017 年相比增幅超過 10 萬人。
延畢群還有博士說，再不畢業，過了 35 歲就考不了公務員。那就啥也沒有了。
不少想留在北京的博士們不得不再去讀博士後，按照規定，博士後不占用簽約單位的戶口名額，由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全國博士後辦公室統一解決北京戶口。《博士就業》論文中被訪者有
22.4% 的人進入了博士後崗位。
2022 年 6
月，鄧維剛法學博士畢業，選調考試考取了北方某省的高級人民法院，按照國家規定，他需要下基層鍛煉兩年。到社區街道辦事處後要經常下鄉。基層的工作他的專業知識用不上，他害怕時間久，專業知識生疏，於是總得忙裏偷閑地看專業書。
在社區街道辦公室，鄧維剛經常發呆。那些撰寫的年度報告，日常匯報好像找不到任何意義。再往前，他拿著個大喇叭在鄉鎮的主街道上呼喚鄉民出門做核酸，負責幫鄉民掃碼、維持秩序。還負責接送醫護人員到鄉鎮的核酸點，幫他們貼試管上的條碼。
時間久了，鄧維剛有點惱火。" 這些是個人就能幹的事情。" 他覺得高學曆在這裏全然無用。
鄧維剛的室友與湖南某個 985
高校法學院談好去做講師，買好了機票，但該高校又說，講師崗位隻招聘博士後，契約作廢。室友又去談了武漢一所高校，一個月工資隻有七八千，三年需要發兩篇核心期刊，再做一個課題，非升即走。
室友左右為難，最後選擇了西北某高校。
不執著於高校任教，時瑩想在國內找份工作則簡單得多，行業內公司的技術崗年薪普遍在四十萬左右，麵試氛圍輕鬆愉悅，巴不得博士們明天就入職。上述《博士就業》論文的調查數據顯示，工學、理學去往企業就業的比例達到了
24% 左右，而人文學科的博士在企業工作的隻有 2.2%。
最終，時瑩決定出國讀博士後，體驗國外的培養體係，再回國找份高校教職。
還在等待工作的翟軍甚至不求一間辦公室了，隻要有個工位，有個北京的編製他就滿足了，" 看看書，寫寫論文 "。
這是他讀了 18 年書最後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