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武漢會想到九省通衢，提到杭州會想到西湖美景，提到西安會想到曆史名城。
那麽提到溫州，你會想到什麽？
是的，你一定想到了商業鬼才——溫州人！
據說，平均5個溫州人中就有一個老板。早在100年前，溫州人就已經把生意做到了歐洲大陸上。
溫州人這麽熱愛“搞錢”，是有曆史原因的。溫州“七山二水一分田”，在傳統農業社會，土地資源的匱乏讓溫州人不得不外出謀生，就這樣一步一步，溫州人會經商的名聲傳遍了大江南北。
溫州瑞安是曆史文化名城，也是永嘉學派的重要發祥地，曆史文化積澱深厚，人才輩出。
當我們探討文化與經濟的聯係，永嘉學派與溫州模式的關係，溫州人與溫州經濟發展的關係等，都會碰到一個問題：它們是通過什麽“中介環節”而建立起有機聯係的？
在溫州模式、區域經濟研究專家張仁壽教授看來，區域文化對現實經濟活動的影響，是通過凝結在勞動者身上的人力資本而發揮作用的，換言之，人力資本是文化與經濟建立聯係的“中介環節”。
01
溫州發展的最大優勢是溫州人
溫州的陸域麵積隻有1.2萬平方公裏，2018年末全市常住人口為925萬人，其中戶籍人口為828.7萬人，除了泰順、文成等山區縣，溫州沿海一帶的人口密度非常高。境內方言多種多樣，有溫州話、閩南話、蠻話、蒼南金鄉話、大荊話（台州黃岩話）、客家話、泰順話等，它們相互之間是不相通的。如蒼南縣有溫州話、蠻話、金鄉話、閩南話等不同方言；平陽、洞頭縣主要有溫州話和閩南話；樂清市有溫州話、大荊話（台州黃岩話）；泰順則有泰順話；文成話與溫州話也有差別。語言相通是相互交流的前提，也是相同的區域文化形成的基礎。溫州區域文化，就其核心區範圍而言，便是以溫州市區為中心，並與周邊的瑞安、樂清、永嘉等市縣說溫州話的人口共同組成的這樣一個區域。
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溫州人均耕地就隻有0.5畝，到現在則下降到0.33畝，而聯合國糧農組織公布的人均耕地警戒線是0.81畝。這麽點人均耕地，不管農民怎樣精耕細作，連吃飽肚子都有困難，更不可能發家致富了。
溫州雁蕩山
從自然資源稟賦的硬約束條件看，溫州人之所以形成跑碼頭闖天下、四海為家的傳統習慣和生活方式，實在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如果像浙東北和蘇南等地那樣，老百姓在當地生活得好好的，溫州也就不會有那麽多人、那麽高的比例人口背井離鄉去走南闖北，甚至闖蕩世界了。我覺得，很多溫州人在國內外讀了書以後不回來，選擇留在外麵發展，與溫州的地理環境和資源條件也有密切關係。
很多人都說，溫州經濟發展是靠“改革開放”起家的。誠然，沒有改革開放這個大背景，就不可能有溫州模式的應運而生，也不可能有溫州這40年來的大發展，但改革開放的大背景大政策如同普照之光，全國都一樣，為什麽溫州能夠成為市場化、民營化改革的開路先鋒並獨辟蹊徑創造特色鮮明的溫州模式？盡管幾十年來不時聽到有人說溫州經濟不行了，但溫州人總是能夠通過自主創業創新而發展了40多年。
溫州背山麵海，偏居東南一隅，土地麵積小，腹地範圍也小；人多地少，資源匱乏，無金屬礦產資源；與台灣地區隔海相望，長期屬於國防前線，獲得的國家投資很少。就是說，溫州在區位條件、資源稟賦、國家投資、原有經濟基礎、資本積累等方麵，都沒有比較優勢可言。那麽，溫州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在哪裏？
依我看，溫州發展的最大優勢就是溫州人，其成功的主要秘訣也在於充分發揮了溫州人的優勢。有人可能會說：人是經濟活動的主體和動力，不管哪個地方的經濟發展都離不開發揮人的積極性與優勢。這話初聽起來沒問題，但如果我們比較一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同地區的發展狀況就不難發現，如何發揮當地人的優勢及人的優勢的發揮程度，是大不相同的，可以說溫州是將人的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的地方。如地處長三角核心區的浙江杭、嘉、湖地區，由於區位條件得天獨厚，容易吸引外資和集聚人才，不管誰當市委書記、市長，隻要尊重經濟發展規律，不瞎指揮不折騰，經濟發展業績一般就不會差到哪裏去；而溫州則不然，特別需要創造讓廣大老百姓可以跑碼頭闖天下、根據市場需求創新創業的製度和政策環境，特別需要充分發揮溫州人的優勢和人力資本的獨特作用。
02
溫州人力資本積累的比較優勢
瑞士著名心理學家榮格說：“一切文化都沉澱為人格。”我覺得，這句話對於我們理解溫州人、溫州區域文化是頗有啟發性的。溫州人具有強烈的地域認同感，喜歡“紮堆”集聚，喜歡“抱團”發展，還樂於互相幫助。在外地甚至在國外的溫州人，一聽到說溫州話的老鄉，即使初次見麵，也會立即拉近情感距離。溫州人所具有的特別強的鄉情鄉土觀念，喜歡“紮堆”“抱團”發展的行為方式，就是一種充滿故鄉溫情的“集體人格”。
在20世紀30年代的民國時期，溫州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就已發展到一定規模了。進入改革開放時代，溫州為什麽會成為中國民營化、市場化改革的開路先鋒？溫州人為什麽能夠率先開辟並走上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這與溫州人在價值觀和行為方式方麵的“集體人格”也是相關的。
人力資本理論作為現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後才發展起來的。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和加裏·貝克爾，都因主要對人力資本理論的重要貢獻而先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人力資本是與“物質資本”相對應的一個概念，亦稱“非物質資本”。
人力資本的主要特點在於：它與人身聯係在一起，是凝結在勞動者身上的資本，包括勞動者的文化知識、技術水平、勞動技能和健康狀況等，且不隨產品、服務的出賣而轉移。人力資本通過人力投資形成，人力投資包括：用於教育培訓的支出；用於醫療衛生保健的支出；用於勞動力國內流動和移民入境的支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培訓支出。教育培訓和醫療保健對於形成人力資本的意義，容易理解，但人口遷徙中發生的支出，為什麽也構成人力資本的組成部分呢？這種支出，會使人力資本在流動重組中得到優化配置和增值，相當於間接提高了人力資本質量。
上述人力資本構成因素，沒有涉及人的價值觀念及其行為方式，或者說，它撇開了勞動者的價值觀念及其行為方式的差別——對於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來說，這種“撇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們結合中國經濟改革和市場經濟發展初期的特定背景，由於不同區域在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發展過程中，特定區域群體從曆史文化傳統中繼承下來的價值觀及行為方式、交往方式和勞動技能等，都是大不相同的；而它們對當地經濟發展路徑、發展方式的選擇及對發展績效的影響，客觀上也是大相徑庭的。這也是我將特定的區域文化及受其影響的群體價值觀和行為方式，視為人力資本的構成因素的主要原因。
在相當長時期內，溫州的人均受教育程度都遠低於浙江，甚至還低於全國的平均水平，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水平也不見得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因此可見，溫州在人力資本積累方麵的比較優勢，不是表現在教育培訓和醫療保健的較高程度上，而是主要表現在受區域文化傳統的影響，以及同時受發展條件製約而產生的勞動力高流動性所帶來的價值觀念及行為方式上。
溫州人力資本積累的比較優勢，概括地說表現在：
一是具有發現潛在市場機會的敏銳眼光和特殊能力。自改革以來，大批溫州人跑碼頭闖市場，捷足先登發現市場先機的例子不勝枚舉。
二是具有很強的動員、組織社會資源的能力。溫州當地可利用的發展市場經濟的社會資源較少，但通過市場方式並利用親緣、地緣、商緣的關係網絡，溫州商人、企業家能夠迅速有效地動員和組織社會資源。
三是具有敢於競爭、勇於冒險、善於創新的企業家精神。在全國不同區域群體中，溫州的商人、企業家人數占總人口比例應該是最高的，個體工商戶、小微企業主、企業家人數合計有近200萬人，平均每五個溫州人中大約就有一個當老板。
四是具有豐富的、從當地產業文化傳統中繼承下來的“心靈手巧”的勞動技能。由於溫州人多地少、發展空間狹小，廣大老百姓必須在土地之外、區域之外尋找生存發展空間，各類傳統手工業向來很發達，民間流傳著“有藝不愁窮”的說法，裁縫、木工、泥水、油漆、理發和彈棉花、補鞋等農村手藝人一直很多。他們不僅吃苦耐勞，勤儉持家，而且頭腦靈活，幹活既快又好，在改革後是最早轉入家庭工商業的一支生力軍。
試想，如果一個地方的農村勞動力長期被捆綁在土地上，像中國許多傳統農業地區的農民那樣，隻知道麵朝黃土背朝天埋頭苦幹農活，要想一下子跨越到家庭工商業領域從事經營活動，談何容易，原因就在於人力資本積累難以匹配、不相適應。
溫州城市景觀
那麽，溫州人力資本在價值觀與行為方式上的比較優勢是怎樣形成的呢？我想，可能主要來自以下三個方麵。
首先，重商主義的區域文化傳統。在中國長期的農耕文明時代，重義輕利、重農抑商可謂根深蒂固，但溫州八百年前形成的永嘉學派，就明確主張義利並舉、事功務實、經世致用，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葉適明確否定儒家所謂“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的思想，強調“功利與仁義並存”“農商並舉”，提倡發展工商業，並把士、農、工、商的社會分工與互利作用看成是社會興盛、經濟繁榮的前提，從而在溫州率先出現重視工商業的思想文化傳統和商業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一種社會學說的發展往往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永嘉學派也不能說是葉適等人憑空創立的，而是由於他們長期生活在溫州，不僅可以近距離觀察和切身感受工商業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福利效果，而且也容易體悟和認同當時當地老百姓的價值觀念、人生追求和民風民俗。這是主張“經世致用，義利並舉”、通商惠工、減輕捐稅的永嘉學派形成的重要經濟社會基礎。
但可以想象，宋代溫州的人絕大多數肯定是文盲，更不要說有多少人有能力和時間去閱讀永嘉學派的學術著作了，因此可以說，溫州區域文化中源遠流長的重商主義、事功傳統，應是由反映日常社會生活、非文本意義上的民間文化與由文人士大夫創立、文本意義上的永嘉學派所共同構成的，而且其主流應是民間社會代代相傳的工商業傳統及其價值觀念、民風民俗。唯其如此，這種區域文化才具有充沛的活力、生命力及對後世的影響力！
其次，勞動力的高度流動性。受當地資源環境條件的約束，一代代溫州人不得不選擇流動遷移、外出謀生，形成跑碼頭闖天下的謀生習慣。溫州人漂洋過海到歐洲謀生，至少也有一二百年的曆史了。
費孝通先生在1986年發表的《小商品、大市場》一文中有一段是這樣寫的：“那是1937年的夏天，我從倫敦到德國柏林去和我的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我們的房，打開一看是一位拎著手提箱的中國人，異國遇鄉人自然大喜過望，可我們彼此的方言不同，話語不通。隻見他極有禮貌地鞠了個躬，然後打開手提箱，一看裏麵都是一些日用小百貨，看來他是請我們買東西的。他走後，哥哥同我說，在柏林、巴黎等歐洲大陸的不少城市中，這樣的小生意人數以萬計。他們大多來自溫州、青田一帶。”至於溫州人在國內的流動遷移就人數更多、頻率更高了。即使在對勞動力流動管控極其嚴厲的“文革”時期，溫州農村勞動力外出種田、伐木、做手工業、小生意每年仍有幾萬人。
改革開放後，溫州農村勞動力逐步獲得了流動自由，據統計到1986年外出打工的就超過了29萬人。他們從事各種手工業、個體商業、服務業，風餐露宿不畏艱辛，在市場的夾縫中求生存謀發展。現正泰集團董事長、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南存輝是樂清人，他在20世紀80年代就是一位走南闖北的補鞋匠。農村勞動力在全國各地特別是在大中城市的大規模流動擇業，非常有助於他們轉變價值觀念，提高勞動技能，積累貨幣資本，了解市場需求，捕捉市場機會，提高綜合素質。
在溫州數以幾十萬計的打工者中，先是一批批分化出個體工商戶、小業主，而後在個體工商戶、小業主中又逐漸成長起一批大中商人、企業家。勞動力流動成為培育溫州民間商人、企業家隊伍的一所沒有圍牆而規模巨大的“綜合性社會大學”，對溫州人力資本的積累、提高的影響是積極全麵，也是極其巨大的。再後來，隨著溫州商人、企業家走向全國創業，不僅為其他地區帶去了資本、技術和管理經驗，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還為“將市場經濟的種子撒向了全國各地”做出了獨特貢獻。
最後，“百工之鄉”的產業文化傳統。溫州“百工之鄉”的產業文化傳統源遠流長，這與上麵說的“勞動力的高度流動性”也是相互聯係的。據地方誌記載，溫州人“人習機巧”，“民以力勝”（乾隆《溫州府誌》卷四）；“能握微資以自營殖”（萬曆《溫州府誌》卷五）。就是說，溫州人心靈手巧，善於經商做生意，能夠讓小錢不斷得到增殖。即使經曆50年代的社會主義改造，“文革”期間的割“資本主義尾巴”，也沒有將溫州的個體工商業趕盡殺絕，改革開放前的溫州依然存在著“地下包工隊”“地下運輸隊”“地下黑市交易”和“地下勞務輸出”。所謂“地下”，說的是這些經營活動在當時是非法的，但人要吃飯活命，隻能冒著風險頑強地“在夾縫中求生存”。
一到改革開放的春風吹拂，就“千樹萬樹梨花開”了，到1984年，溫州從事家庭工業加工生產的就有33萬人，從事購銷業務的民間商人隊伍則達10多萬人。這樣的經濟奇觀，顯然與溫州源遠流長的“百工之鄉”產業文化傳統及勞動力的高度流動性密不可分，是斷不可能在長期封閉的內陸地區出現的。萬事開頭難，溫州人力資本後來的進一步積累，則是在發展市場經濟中“邊幹邊學”，並適應市場競爭環境變化而“水漲船高”的結果了。
03
溫州人力資本積累之不足
曆史的發展如抽刀斷水。前述溫州區域文化，長期孕育於農耕文明和傳統工商業的社會環境，對於當代溫州人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的塑造，如春雨潤物細無聲，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比之傳統農耕文明更加根深蒂固的中國廣大內陸地區，溫州的區域文化，以及受其深刻影響的人力資本積累，顯然是更有利於市場經濟特別是“古典式市場經濟”的發展。
在經曆了40多年發展後，就溫州人力資本積累的比較優勢而言，目前仍然主要集中在重商重功、善於捕捉商機、勇於競爭、敢於冒險等價值觀上，以及吃苦耐勞、心靈手巧、擅長務工經商等群體行為方式上。如從現代市場經濟發展來審視溫州人力資本的積累現狀，且不論現代教育培訓和醫療保健方麵，即使在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方麵，我們也應看到其不足之處與局限。
一是競爭意識很強，而合作精神較弱。溫州人的一大特點是人人都想當老板，都想自己做主說了算，“寧為雞頭，不為鳳尾”，因此普遍選擇單打獨鬥的家庭經營方式。今天的市場主體，絕大部分還是實行家庭（家族）經營的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業戶，規模企業不多，上市公司更少。同時企業之間實行緊密合作方式的也不多，職業經理人市場也沒有得到相應的發展。這表明，溫州人對合作、協作是不習慣的、也是重視不夠的。但我們知道，發展市場經濟，敢於競爭、善於競爭固然重要，但合作、協作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視的。
二是重“三緣”等“特殊關係”，而輕交易的“普遍關係”。溫州人的家庭（家族）觀念、親友觀念特強，非常重視血緣、親緣、地緣等“三緣”關係，也很重視老鄉、同學、朋友、戰友等特殊性社會關係。但是，現代市場經濟具有高度開放性特點，建立符合法律契約精神和現代商業倫理的普遍規則和交易關係，首先“要認規則而不是認熟人”。因為隻有這樣，才能更好地走向全國市場，進入全球市場，把企業做強、生意做大。
三是冒險精神強，而信用意識還需提高。溫州人具有很強的自主性、冒險精神和擴張衝動。但近一二十年來，溫州也不時發生一些民營企業資金鏈、債務鏈斷裂，出現一些企業老板“跑路”並導致其他企業陷入財務危機，其中不少是由企業之間相互擔保引發的。在溫州民間，重誠信講信用的“社會資本”本來是比較豐厚的，可一旦發生企業資金鏈、債務鏈斷裂的連鎖效應，何況有些被擔保方從一開始就帶有詐騙目的，也就必然會嚴重傷害市場經濟發展的信用基礎。
四是重視實踐經驗，而學習新知識不夠。溫州的商人、企業家的學曆普遍不高，他們對實踐經驗非常重視，但對學習經濟、管理、貿易、法學和現代科學技術等新知識則比較輕視。杭州有很多來自溫州的商人、企業家，但在杭州的講座、論壇和企業沙龍上，我幾乎看不到溫州人的身影。溫州的商人、企業家在當地和國內外創辦的商會、行業協會很多，但大都具有濃厚的同鄉會、聯誼會性質，組織會員舉辦新知識學習講座、知識文化交流活動還很少。
總之，我們應該正視溫州人在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方麵存在的上述不足與局限，並努力加以創新改進。而近200年來“瑞安新學”的發展表明，它非常重視發展現代教育、培養現代人才，而且非常重視將教育發展、人才培養與實業拓展密切結合起來，像孫詒讓這樣的經學大師、文史學家，都親自辦學校、開公司；重視發展各類公益事業，有很強的公德意識；重視團結互助，抱團發展等。
“瑞安新學”的這些特點和優點，是契合新的時代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值得花力氣進一步加以挖掘、總結和發揚光大。現在，瑞安市委提出要弘揚“玉海文化”精神。我相信，通過深入發掘“玉海文化”的豐富內涵並加以倡導推廣，對於豐富提升溫州人力資本的文化含量和企業家精神，對於促進溫州人的現代化，對於進一步推進溫州經濟社會的現代轉型，都是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