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加強遊說與美方談判的國家，宣稱美國行為霸道，並不可信：而特朗普則利用對中國以外國家的90日關稅寬限期，爭取簽訂雙邊貿易協議。
“中國不退⋯⋯世界的公理就有人守護。”為應對美國關稅戰，中國外交部加大宣傳力度，周二（29日）發布題為“不跪！”（Never Kneel Down）的中英雙語宣傳片，強調不會向霸權低頭。同日稍晚，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則指關稅戰是否降溫由中方決定，但其侵略性的經濟模式將難以持久。
根據美國投資銀行高盛的報告估算，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起的關稅戰，將使中國2025年的GDP增長降到約4%，2026年的GDP 預估增長降到約3.5%；美國對中國形同施加貿易禁運的做法，預計危及中國境內將近1620萬個工作。
不過，中國外交部29日加大宣傳中方強硬立場，發布題為“不跪“的中英語宣傳片。在美國施加145%關稅的壓力下，北京的政策選擇已經越發鮮明。
對於中國選擇采取強硬的做法，前拜登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現任布魯金斯學會桑頓中國研究中心外交政策研究員秦江南（Jonathan Czin）對自由亞洲電台分析指出，相較於衡量中國經濟可能承受的壓力，北京更在乎的是反擊美國總統這種對中國家關稅的做法，“我認為在這幾周裏非常明顯，他們並不急於這麽做（談判），實際上我認為北京方麵想做的是，對美國進行報複，並采取一係列行動，他們希望讓美國消費者、美國經濟和一些關鍵的美國行業，像我們的科技行業，感受到痛苦，然後再采取任何形式的談判。”
他進一步指出，“我認為北京不僅僅是在回應特朗普政府在解放日的舉措。我認為他們還想向未來的美國總統政府傳遞一個信號，那就是，如果再次加征關稅，中國將以讓美國感到痛苦的方式反擊。”
北京不急於談判
自美國總統特朗普在4月2日宣布對美國貿易夥伴施加“對等關稅”以來，美國貿易專家一度對中美貿易談判感到樂觀，認為一旦雙方都承受不住壓力，談判就會水到渠成。
特朗普自4月10日也開始對中國鬆口，稱自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有著”良好關係”，並對雙方最終達成協議抱持樂觀態度；17日，他又表示，“我認為我們會與中國達成一個非常好的協議”。在22日的白宮新聞發布會上，特朗普甚至進一步對稅率做出表態，“145%是非常高的”，並指出該稅率可以通過中美談判降低。
但是中國商務部發言人在24日例行記者會上，否認中美雙方已展開任何談判，且強調“如果美方真想解決問題，就應該...徹底取消所有對華單邊關稅措施，通過平等對話找到解決分歧的辦法。”
美國華盛頓智庫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ASPI）副主席、美國前貿易副代表科特勒（Wendy Cutler） 對本台指出，要求完全撤除關稅對美國是“不切實際的（要求），而且中國對此也非常清楚。在準備長期（抗爭）的同時，北京很顯然相信時間是在他們那一方，” 中美談判的前景已經更為複雜了。
美國《華爾街日報》23日引用一位白宮高級官員和知情人士指出，白宮正考慮削減對華關稅至大約50%到65%之間。同時，政府也在考慮一種分級製度，類似於眾議院中國問題委員會去年底提出的方案：對被美國視為不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的商品征收35%的關稅，對被認為具有戰略意義、關係到美國利益的商品征收至少100%的關稅，整個製度在五年內逐步實施落實。
秦江南指出，隨著特朗普政府不斷做出表態，北京也在評估特朗普政府在談判過程中，在多大程度上會自我妥協，“願意在對方提出任何明確提案之前，不斷讓步來換取談判的機會。”
他強調，“我認為習近平判斷，中國在這場貿易戰中能承受的痛苦指數比美國高”， “尤其是現在習近平已經進入第三個任期，他比上一次貿易戰時更有權力。我認為他在國內政治上有更多的空間來度過這一局麵。”
借貿易戰加強控製和影響力
在貿易戰展開後，習近平在4月14日展開為期一周東南亞之行，依次訪問越南、馬來西亞和柬埔寨；他一路反複強調“團結一致、共同應對外部威脅”。
秦江南指出，從訪問結果看來，北京並未對這些國家提供很多誘因，但事實上北京在第一回合也不需要這麽做，因為北京的目標是避免美國建構一個孤立中國的聯盟，當美國的關稅政策已經疏遠了傳統盟友和夥伴的同時，中國隻要在充分了解美國政策對這些國家的傷害後，再提供一些誘因或好處就夠了。
而且從另一角度來說，中國對美國的報複性反應，也是為了阻止第三國站隊美國， 或在這些貿易問題上與美國站在一起，秦江南強調，“我認為他們已經傳遞了一個強烈的信號，就是中國是少數幾個第一時間願意采取報複行動的國家之一。” 如果中國真的能夠對美國經濟造成痛苦，這將向像越南和其他國家，“特別是那些與中國有重要貿易關係的國家傳送強烈訊息，提醒他們在與北京打交道時要小心謹慎。”
華盛頓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經濟和貿易專家史劍道（Derek Scissors）， 也對本台指出，北京的首要目標並非中國經濟的繁榮，而是“在降低別國對自身經濟影響力的同時，增加自身經濟對他國的影響力。” 他強調，如果在關稅戰後，中國出口和就業降低了對美國的依賴，“習近平會歡迎這個結果”。
對於未來中美談判的前景和管道建立，科特勒指出，從美國財政部、商務部到貿易代表辦公室，太多的官員可以參與談判，“真正緊迫的障礙是啟動初步對話，推動重返談判桌。但是如果白宮堅持在幾乎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進行領導人之間的通話，那麽在近期內與中國重新接觸可能仍將難以實現。”
秦江南也強調，特朗普被認為想要自己和習近平進行一對一的談判，但是習近平的做法會恰恰相反。“對於習近平來說，尤其是在澤倫斯基事件之後，這種直接對話的風險太大了，可能會出現什麽意外情況。我認為他的偏好是讓下級人員，也就是那些“手下”，先進行這些困難的對話，先談判這些複雜而棘手的問題，然後習近平實際上是談判的收尾者...我認為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僵局”。
不過，史劍道認為美國根本不用把和中國談判當成重點，“美國應當實施一係列，不是為了讓中國坐上談判桌的關稅措施，而是逐步將服務於美國市場的中國企業排除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