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下午，西湖大學湖心講堂。中國文化書院和西湖大學聯合舉辦的湯一介學人講座第二講，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物理係名譽教授、中國文化書院導師陳方正麵向數百位觀眾，講述他眼中的“楊振寧和他的世界”。

陳方正生於1939年，今年84歲。他從1980年和楊振寧相識、相熟，迄今已逾40年，算是“忘年之交”。“如今楊先生年邁期頤，他的人生和學問猶如泰山、峨眉，峰巒起伏，蘊藏無數深壑與幽穀的雄山峻嶺。”陳方正由此開始了他一個半小時的演講，盡其所能地介紹楊振寧的為人與為學，既有忘年之交的親近體察，也有史家知人論世的獨立評論。

科學上的偉人

“楊振寧是當之無愧的科學偉人。”陳方正從三個方麵高度評價楊振寧的學術成就。

“在基本理論方麵，他所提出的非阿貝爾規範場理論成為深切了解基本粒子之間四項相互作用的其中三項奠定基礎，從而大大增進人類對於大自然在最深層次結構和作用的認識。”

“在粒子物理學方麵，他與李政道所共同提的出弱作用是否宇稱守恒問題導致一個多年來未經實證的基本假設被推翻，由是為他們贏得諾貝爾獎的榮譽。”

“在統計力學方麵，他同樣有許多精妙的重要發現。更意想不到的是，他有兩項重要物理學發現與同時代的數學發展不謀而合，是相通的。除此之外，他在領導科學發展與國際合作，以及推動中國的科學與教育事業發展這兩方麵，也都作出了卓越貢獻。”

“他在物理學上的成就可以和狄拉克、海森堡、普朗克、愛因斯坦、麥斯威爾、牛頓等前輩大師相比。”陳方正如是總結。

楊振寧的痛苦和煎熬

未能出席這次活動現場的楊振寧特意錄製了一段視頻，給自己的百年人生“打分”：

“這個中國文化傳統幾千年了，是要講做人的原則。是什麽呢？是立德、立功、立言。”

”如果要給自己打分數，這德、功、言，我自己覺得我做得還不壞，而且是非常中國式的。”

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說最早見於《左傳》，被傳統士大夫視為最高的人生理想。由此可見楊振寧浸潤並受傳統文化影響之深，也反映出他對自己的極高期許。

然而陳方正深知，這樣的期許極具挑戰。他在演講中表示：了解楊先生並不容易，這不僅僅是由於他的學問博大精深，更因為他所處的時代和他所生活的世界充滿劇烈變動和不可消弭的衝突。要在這樣的時代和世界中充分發揮個人才華，而又不辜負父母、師友、廣大中國知識分子，乃至國際同行對於他的厚望，還有他對於自己的期許，那是極其困難，甚至不大可能的。

“因此，在巨大成功的背後，他同樣要忍受常人經常麵對的矛盾、煎熬、痛苦。”這也是陳方正曾經在《晨曦集》發布時概括說的：“物理學的巨大成就僅僅是楊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國情懷，兩者互為表裏，關係密不可分。”

楊振寧這一輩學人生於“五四”年代，長於戰亂之中，身負國仇家恨，在20世紀的巨變中常常麵臨種種重大選擇，取舍之間，人生道路大為不同。

第一個人生重大選擇發生在上世紀50年代。陳方正回顧道，“在林蔭覆蓋的普林斯頓之外，世界正在發生巨變。1949年新中國成立；1950年底美軍逼近鴨綠江，中國誌願軍入朝，中美兵戎相見。楊振寧的兩個好朋友，去了美國普度大學的鄧稼先，和去了英國布裏斯托大學的黃昆，都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後毫不猶豫回國。……此外，在1950年前後，還有很多在美國訪問或者工作的中國科學家，如吳有訓、王淦昌、華羅庚等選擇回歸；至於錢學森和張文裕，則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方才衝破重重困難回國。他們都要在報效祖國與獲得更高學術成就之間，作出關乎一生命運的重大抉擇。這些關乎時局和師友去留的消息傳來，不免在楊振寧敏感的心靈中引起矛盾，從而帶來巨大壓力和痛苦，因為同時還有另一個天地在等待他發現，一些具有無比強大吸引力的工作在召喚他。”

楊振寧沒有選擇回國。他留在美國的最高學府，與世界頂尖的物理學家共事，在學術上取得了巔峰成就。“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楊振寧看來就像是一艘在平滑海麵上吃飽了風一往無前的帆船：結婚成家，發表重要成果，獲得諾貝爾獎，去紐約石溪開創自己的新天地……一切順利圓滿。”陳方正講述道，“其實，在他內心深處，仍然翻騰著極大的矛盾、痛苦、煎熬，理由非常簡單：骨子裏他還是一個中國人，一個帶有五四運動和西南聯大的烙印，背負著父母師長深厚期望的中國知識分子，而中國此時正在天翻地覆之中。”

1957年，李政道、楊振寧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理論，名動國際學術界。但衝突與矛盾如影隨形。陳方正談道：當年夏天，楊振寧有機會在日內瓦和離別12年的父母重聚。此後在1960年、1962年和父母還有兩次相聚。一家人久別重逢，有驚喜激動，可是一旦深談，父母對新中國的看法相左。父親再三勸說楊振寧回國，這讓三個人的情緒有時候會陷入低穀。

1964年是一個大轉折。當年楊振寧終於加入了美國籍，為此他十分內疚。將近20年後他還講：直到臨終前，對於我的放棄故國，他（父親）在心中深處的一個角落裏，始終沒有寬恕我。

為何楊振寧會在此時做這樣的決定，陳方正認為有很多理由。“一個是他在書中寫的，肯尼迪總統1961年就職典禮破天荒邀請詩人Robert Frust朗誦詩篇，打動了他；兩年後，美國總統又把費米獎授予奧本海默，後者曾經被美國國會右派羞辱過。這加深了楊振寧對這個國家的親切感。”

他繼續講道，“此外可能還有更深的原因，就是李楊之爭。李比楊小四歲，1946年到了芝加哥後，二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合作無間。從1949年到1962年，二人合作20篇論文，情同手足，然而這一切到了1962年戛然而止，二人斷絕合作，不再往來。楊為此感到非常沮喪和痛心，失去了20年來親密合作夥伴，打擊很大。這很可能是他加入美籍的真正原因。最直接的證據就是，二人1962年分手，1963年李政道加入美國籍，1964年楊振寧入美國籍。兩個人很親密，在異國很有安全感，散夥了，孤獨了，在異國沒有安全感。”

1971年是另一個攸關重大的關鍵之年。當時，中美之間冰封已久的關係剛剛露出一點緩和的跡象。楊振寧抓住了這次稍縱即逝的曆史性機遇，回到了闊別已久的中國。他見到了自己“中學、大學、在美國的知心朋友”、“超過了兄弟的關係”的鄧稼先。

臨別時，楊振寧從鄧稼先的一封信中得知，中國的原子彈基本沒有外國人的參與。根據楊振寧自述，他當時讀信時受到了極大的情感震蕩，熱淚滿眶，不得不去洗手間洗臉整容。他在百歲之際回憶道，這次訪問“對於以後50年我的人生軌跡有了非常大的影響。”

1971年鄧稼先送別楊振寧信的原文最後是這樣寫的：這次送你走後，心裏自然有些惜別之感。和你見麵幾次，心裏總覺得缺點什麽東西似的，細想起來心裏總是有“友行千裏心擔憂”的感覺。因此心裏總是盼望著“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同途”。

其中深意，楊振寧後來才有所體察。2022年，在清華大學舉辦的楊振寧百歲華誕紀念活動中，麵對滿座高朋，楊振寧的講話主題就是“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同途”，幾乎是單獨給鄧稼先一個人的傾訴與回應。他的原話這樣說道：

“這個信如果仔細看很有意思，因為它除了講他（指鄧稼先）驗證了中國的原子彈基本沒有外國人參與，當然沒有寒春。這封信後邊還有幾段顯示得很清楚，他在那幾個禮拜裏跟我見過好多次，他有想跟我說的話說不出來，所以他在信的尾巴上描述了一下他想要跟我講什麽，可是不知道怎麽講。”

“在這個信的最後他這樣給了我一個期望，是‘但願人長久’，他把‘千裏共嬋娟’改了一下，變成‘千裏共同途’，當時我看了信以後沒有看懂這句話。‘千裏共同途’是什麽意思呢？我後來想了想，知道這是一個很深的意思。最近這個信發表了以後，仔細看了以後，我覺得今天五十年以後，我可以跟鄧稼先說：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說，我這以後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矚望，我相信你也會滿意的。再見！”

陳方正也談及楊振寧百歲的這次講話，認為楊振寧非常在意鄧稼先的這封信。“他當然是深受民族主義影響的中國人，自認為一生最重要的貢獻是幫助改變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幫助中國人的自信心增加了。他的至交鄧稼先比他早半個世紀回國，以1964年的中國原子彈來證明，中國人絕非不如人。百歲之際他披露了這封信，而且給出了可以告慰鄧稼先的回應：稼先回來了，為中國造了原子彈，他也回來了，為中國做了很多事情。大家殊途而同歸。”

但是另一方麵，陳方正也指出，楊振寧的思想觀念、習慣同樣深受美國文化、特別是個人主義的影響。例如，他發表個人意見都很自信，特立獨行，不受輿論左右。他和翁帆結婚、大力推崇易經都是如此。“他強調他身上流的血是中國人的血，然而，美國和美國文化在他心靈也是深刻而不可磨滅的。”

然而，所有的衝突在楊振寧的身上最終走向了融合。他曾經說“我的一生可以算作一個圓”，一再強調，他的一生非常幸運。陳方正表示，所謂幸運不止於上天所賦予他的卓越才能，他所碰到的難得機會，以及由此而帶來的成功與聲譽，還在於他在後半生所選擇的安身立命之道。

“事實證明，這選擇不但明智、符合初衷，也為他帶來幸福和安泰。”陳方正表示，在人生的道路上，楊振寧相比狄拉克、海森堡、普朗克、愛因斯坦、麥斯威爾都幸運得多，唯有牛頓與其大致相當。

我和楊振寧的觀點也有不同

陳方正並不諱言自己與楊振寧有一些觀點並不相同。在報告中，他談及楊振寧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發展道路，科學整體還有人類前途的看法就很複雜。

“有一次，我心血來潮問楊先生，一生之中對你影響最大的會不會就是孔子呢？他毫不猶豫說，那當然。他早已對這個問題想得很清楚。”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大家經常討論是什麽原因。楊先生回答很幹脆，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加強勢領導。可是，改革開放顯然和經濟起飛是一脈相傳的，而改革開放好像和那兩個原因，好像還不完全一樣吧？還有些衝突。為這個我們辯論了很久，當然也不會有結論。”

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科學的關係，陳方正在《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一書中有深刻的追問和研究。他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從源頭上就缺少科學的基因，缺少刨根究底的理論性思辨，沒有孕育出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曆史上許多技術發明主要起於實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缺少了西方科學史上那種特殊精神，即長期而係統地通過數學化來探求宇宙的奧秘。

“楊先生是偉大的科學家，但是他對現代科學的前景看得比較暗淡，半個世紀之前就說高能物理盛宴已經結束。在他看來，人的力量比起宇宙的奧秘來微不足道，永遠不可能完全破解和掌握。他像牛頓一樣，感到自己是海邊拾貝的小孩子，還有浩瀚無邊的海洋等待他去發現。就像莊子所說，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他恐怕也有這個感覺。”

而對於科學在中國的未來前景，陳方正則持樂觀的態度。一方麵他認為，科學在中國發展的曆史比較短，僅有百餘年，雖然根基尚淺，但已經紮根下來了，中國人也知道科學的重要性；另一方麵即使有一些不利影響，科學應該會得到繼續發展。隻要中國能夠保有一些不受外界影響的小環境，如楊振寧所辦的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或西湖大學這樣的象牙塔，讓一些對基礎科學有興趣的人能在那裏持續發展。不需要很多的錢，也不需要很多人，中國那麽大，或許20個就夠了。

對於當下中美博弈對於科學的影響，陳方正認為，這對中國實用科學的發展會有一些不利的影響，對基礎科學的發展照理說不應該有太大的影響。

可是中美之間的交流慢慢少了以後，可能也有間接的影響。“我想美國要抵製中國，可能一時間是抵製得了的，再長了也抵製不了。最多就是讓中國發展慢一點，可是長期來講，對中國是有利的。因為中國人有自己的頭腦，有自己的勤勞，有自己的製度，那麽即使發展慢一點也並不那麽可怕，因為它終究還是要繼續發展的。”

“以五十年、一百年為尺度，科技的進步一定會給人類帶來很大的幸福，隻要人類能夠認識世界的大形勢，能夠好好地運用這種了解自然界的巨大力量。”陳方正曾在一次訪談活動中闡釋其觀點，“但從更長遠來講，科技帶來的是不是一定就是好事情？這個我有點疑惑。”

他進一步的解釋透露出一種哲學意味的思考：“因為再過一兩百年，當人能充分利用無數科學發明的時候，人的生存就再也沒有任何威脅，他不用做任何事情就能活得很好，但那時候以前覺得極其享受，極其好玩、好看的東西就可能都變得反而沒有意思了，那時候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麽呢？在我看來，這個似乎很幼稚的問題，可能是人類將來最需要思考，也最難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