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張豐

5月2日晚，一女子發布視頻講述自己從眉山乘坐高鐵到成都的遭遇。她的後排坐著一對父母和三個小孩，小孩子好動，用腳撞了很多次椅背。女孩提出抗議，並要求父母予以糾正，雙方發生衝突。

乘務人員過來處理的時候，小孩的母親掌摑了女孩一巴掌，女孩也予以還擊。後來，雙方都被請到警局處理。此事被定性為“互毆”，女孩堅決要求不和解，她被處以200元罰款，而對方則被罰款500元。

此事已經過去一周，在網上仍有熱烈的討論。一項23.4萬人參與的調查，有21.4萬人認為此事不能算“互毆”。看起來，至少在社交媒體上，網民認為這個處理“不公平”。

不管是從當事人受到的傷害程度、還是從警方處罰結果看，這起衝突都不算什麽“大事”。但是，這件小事卻引發了全民性的討論。很明顯，真正激發人們熱情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一種觀念的衝突。

在此之前，幾乎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反對高鐵、飛機上孩子吵鬧的新聞，甚至有一種聲音要求設立“親子車廂”，帶小孩的乘客集中坐在一起，這樣就可以避免吵鬧影響更多人。

不管種種訴求如何解決，把事由歸結於年輕人不喜歡小孩，甚至和社會的低生育率傾向聯係起來，很可能走偏了。而有些討論則走向另一個方向，此前還有一個熱搜話題，是討論乘坐高鐵時應不應該和鄰座交流——人們似乎在追求一個“絕對安靜”的環境，而傳統的火車旅行，人與人的交流則是常態。

也不止是在高鐵中，在城市生活中，還有類似版本的常見衝突：乘坐地鐵的時候，大聲說話、開手機外放也會受到提醒或抵製。這些衝突背後，是一種新“文化”：在城市化不斷深入的過程中，我們需要一個邊界感更明確，不打擾他人，陌生人之間互相尊重隱私和空間的生活方式。

人們會用不同的概念形容這種“新文化”：中產化、精致化、“士紳化”等等，其實它們的內核是一致的：更多尊重個體的選擇，尊重他人的感受，在這個基礎上約束自己的行為。

在中國，最能體現這種“文明升級”場景的就是高鐵。高鐵的普及對中國的影響是方方麵麵的，除了交通更快捷、舒適外，它也在塑造一種新的文明形態。



大城市的“高鐵站”和傳統的火車站有著根本區別，它們普遍根除了車站外亂糟糟的環境，乘坐高鐵與傳統火車也是完全不同的體驗，它根本上解決了抽煙、隨地吐痰的問題，也要求人們以一種新的禮儀來乘坐這種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高鐵比傳統火車票價貴得多，人們也會籲求配得上這種身份感的體驗，比如，不要大聲喧嘩，不要和鄰座聊天。

這種“新文化”的形成，自然會伴隨著與老習慣的衝突甚至紛爭。正是在不斷的爭論中，人們才達成最大程度的共識。而並不意外的，小孩的吵鬧是所有爭執場景中最典型的。

一方麵，小孩子有愛鬧的天性，也被教育係統鼓勵大聲說話，幼兒園的活動經常見到老師要孩子們“大聲說”；而另一方麵，小孩又被認為是“絕對無辜”的，這次事件那對夫妻第一時間的反應也是這樣，“他們隻是孩子……”

持“新文化”立場的人看來，他們不是孩子，而是“鏡子”，可以完整反映出“家長的教養”。不管是在高鐵還是飛機上，“熊孩子”在輿論中都是“舊秩序”的象征，人們並不是討厭孩子本身，而是厭惡孩子背後的家長態度。

但是和家長相比，孩子又是最理想的“管教對象”。他們是弱小的，容易成為大人情緒的替罪羊，他們又確實有可塑性，就像我們這個社會一樣。對孩子發火的人，內心中可能有強烈的對社會的期待以及失望。

這次女孩被掌摑事件，最讓人震動的一點，其實是她“堅決不同意和解”的態度。有些人認為，她不和解，是想給對方留下案底，甚至讓對方小孩將來不能考公務員。這明顯是一種過度解讀。

我認為這個女孩的情緒是一種憤懣，她真正想看到的是“正義得到聲張”，“文明得到尊重”。



當然，輿論的一邊倒，並不意味著女孩的遭遇是普遍的，不意味著這種“新文化”遇到普遍挑戰，而是相反，至少在高鐵上，女孩代表的“新文化”早已取得壓倒性優勢。以我自己的乘坐體驗看，高鐵上更常見的場景是每個人拿一部手機，對周圍的一切都漠不關心，陌生乘客之間也幾乎沒有閑聊。

或許，正是因為人們已經足夠“進步”，才讓偶爾發生的孩子吵鬧和撞座椅後背，顯得更刺耳、更難以容忍。

這個女孩的不妥協，也可以看作是“新文化”的堅持，她作為一個更現代、更文明的新生代，挨了一巴掌，這一巴掌得有個公允的說法，這可能才是公眾對此耿耿於懷的原因。

不管這個處罰最終是怎樣的，她都能接受，她要的是一種“真相的呈現”，讓世人看到是誰對誰錯，而每一個關注此事的人想想：如果是我，我應該怎麽做。

一方罰款200元，一方罰款500元，這樣的處罰認定是“雙方都有責任”，這也是中國人的傳統生活哲學，但在新舊文化衝突中，這種“勸和式處罰”卻很難息事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