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福克斯新聞來說，多米寧-福克斯案的和解是一個清算的時刻。“Fox has both promulgated and become subsumed by an alternative political tradition” in which “the far right, over decades, has challenged mainstream conservatism on core issues,” says @MattDallek. https://t.co/5ZS9fTlAhd
— New York Times Opinion (@nytopinion) April 19, 2023
是的，魯珀特·默多克、塔克·卡爾森、勞拉·英格拉姆等人都避免了宣誓作證。但是，該案中大量令人震驚的披露表明，福克斯及其商業模式是如何與共和黨乃至幾十年來的右翼政治傳統相互作用的。
在多米寧訴訟案曝光後，可能不那麽明顯的是，福克斯的許多人經常在多股深層力量的作用下行事——此案本身很有可能正是由這些力量觸發。
福克斯是一種另類政治傳統——其最臭名昭著代表可能是20世紀60年代的約翰·伯奇協會——的宣揚者，同時又被它所淹沒，在這一傳統之下，極右翼幾十年來一直在孤立主義、種族主義、專家和專業知識的價值、暴力言辭和陰謀論等核心問題上挑戰主流保守主義。
共和黨和美國右翼對極端分子的防範能力從來都不是特別強，但即使他們設置的防護措施這些年來也都在減弱。福克斯幫助瓦解了美國右翼。
現在的問題是，福克斯支付給多米寧的錢，以及福克斯在法庭上的聲明——其中承認，法庭發現其節目中播出的“有關多米寧的某些說法”是“虛假的”——是否會對這些勢力起到約束作用。隨著這起案件的曝光，防護可能至少部分得到了修複。但仍然非常不穩固。
就在上個月，甚至在福克斯麵臨審判，而且該台黃金時段主持人們——尤其是卡爾森——虛偽而惡意揣度的言論被一再揭露之後，卡爾森依然說，2020年的選舉是“對美國民主的嚴重背叛”——然而正是他曾在一條短信中說，唐納德·特朗普等人對多米寧軟件的指控是“荒謬的”。無論什麽形式的限製，要恢複起來恐怕都需要數年。
讓這種恢複更加困難的是，福克斯觀眾的觀點並不算很特殊。這些觀點根植於這個國家的傳統和文化，尤其是極右翼的傳統和文化，由於技術、社交媒體和經濟激勵等多種因素，這些觀點已經現代化和主流化。
醞釀了數十年的美國政治結構轉變——選民的擔憂以及美國經濟、文化、保守派政治的趨勢，尤其是媒體的趨勢——為極右翼壯了聲勢，使福克斯更加偏激。
多米寧的訴訟暴露了一個令福克斯糾結多年的別扭問題：福克斯與觀眾之間，究竟誰帶領誰？
對於福克斯來說，這是一個商業問題；對像多米寧這樣，發現自己往往因為該電視台主持人傳播的不實信息而成為陰謀論攻擊目標的公司也是如此。然而，即使作為一家私營公司，福克斯的行為也對這個國家的公共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020年大選結束後，在特朗普及其律師的一係列謊言灌輸下，福克斯的觀眾形成了一個誌同道合的共同體，他們認為自由派敵人竊取了選舉，摧毀了美國。他們都秉守一套為極右陰謀論火上澆油的準則：國家的主要敵人來自內部，陰謀是由有權有勢的精英策劃的。
這種偏執在美國右翼有很深的根基。麥卡錫主義就是如此，它指責國務院的叛徒“弄丟了中國”，把它拱手讓給共產主義。這句話引起了約翰·伯奇協會許多成員的共鳴，該協會在20世紀60年代如日中天，致力於將共產主義從美國生活中清除出去。當時的伯奇協會也支持今天的福克斯觀眾認為有說服力的觀點：針對美國的陰謀是由自由派、國務院那幫人、記者和其他精英精心策劃的，目的是摧毀這個國家。
在福克斯的披露信息中，還能發現一個規律：就像卡爾森、英格拉姆和肖恩·漢尼提私下裏駁斥“彌天大謊”，卻在公開場合把自己的節目時間留給特朗普的陰謀論，一些伯奇協會的人質疑或淡化該協會創始人、退休糖果製造商羅伯特·韋爾奇的陰謀論，同時仍然忠於伯奇的使命，並且堅持不懈。
韋爾奇指控艾森豪威爾總統是共產黨特工的消息傳出後，伯奇協會的廣大成員團結起來，對他們共同的敵人——美國當權派——表示厭惡。聖地亞哥分會的15名成員向總部承諾：“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堅定地支持你們。”至少有一些伯奇協會的成員可能對韋爾奇這個說法的真實性存有懷疑，但他們仍然與韋爾奇結盟，為他辯護，與福克斯的許多節目主持人對待特朗普的方式如出一轍。
極右翼陰謀論暴露了離奇的極端主義思想，但他們的傳播者往往至少有一隻腳是用美國主流文化支撐的。由擁有主流資曆的人推動的邊緣想法似乎就不那麽離譜，而是顯得更可信。許多人忘記了，或者根本不知道，卡爾森幾十年來一直是主流媒體的一員，包括在CNN和MSNBC任職的工作經曆。在成為福克斯的全職員工之前，他曾在2009年告訴CPAC的聽眾，右翼需要一個真正的新聞機構——他以《紐約時報》為例——來對抗左翼，一個不隻是“評論新聞，而是挖掘並且製作新聞”的實體。
這個悖論在伯奇陰謀論者中浮現出來。許多早期的伯奇協會成員來自全國製造業協會；其中一位創始人曾被《密爾沃基哨兵報》(Milwaukee Sentinel)評為年度風雲人物，是基督教青年會的領導者。伯奇陰謀論者們在美國軍隊服役，在國會任職，在重要學院和大學任教，領導美國一些最成功的行業，從事醫生、小說家、演員、牧師和出版商之類的工作。
這些理論也說明了與美國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種非正式契約，在這種契約中，牽強附會的想法有了信譽，因為它們得到了包裝、易於推銷且顯得親切。曆史學家羅伯特·戈德堡在2010年對陰謀論者的評價可以適用於福克斯的明星和高管——他說，陰謀論者是“在尋找客戶的企業家，商品的銷量決定了他們的死活。”
上一代的平價陰謀論書籍——比如《沒人敢說出這是叛國》(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和《沒人敢說出這是陰謀》(None Dare Call It Conspiracy)——成了暢銷書，伯奇協會的成員們知道如何向大眾推銷它們。
正如戈德堡所言，“陰謀企業家”擁有“高超的商業技巧，他們的演講都是精心編寫的”。從多米寧案的披露可以看到福克斯的高層有時如何來扮演這個角色。
伯奇協會成員的經曆與當今的福克斯及其觀眾之間有一個的關鍵區別——共和黨有時願意並且能夠把伯奇協會成員及其想法邊緣化，讓那些想法多年來一直保持著邊緣地位。如今，共和黨似乎既不願意、也沒有能力去監督那些極端觀點：它無法控製一個傳播伯奇式觀點的全國性擴音器，同樣重要的是，它也無法控製像福克斯這樣的公司將這些觀點變現。
像許多精明的企業家一樣，福克斯的明星們是在銷售產品，以便滿足一種需求——而且他們做得很熟練，有時顯然會帶來嚴重的後果，正如我們在2021年1月6日看到的那樣，極右翼陰謀論的支持者襲擊了美國國會大廈。令人不安的是，它的生存與觀眾的願望和信仰密切相關。
特朗普最近在漢尼提和卡爾森節目上的露麵也說明了這一點。有一段時間，福克斯希望摒棄特朗普，或者至少把他邊緣化。但自上個月特朗普在曼哈頓被起訴後，卡爾森歡迎這位前總統回來接受友好的采訪——而卡爾森曾在短信中寫道，他“強烈地”厭惡特朗普。
盡管如此，福克斯在法庭上承認了某些不實說法，並同意接受金錢懲罰，這或許會損害其經濟營收，讓高管們在公開播出謊言時有所顧忌。在多米寧和法庭的追責之下，福克斯可能會受到遏製。魯珀特·默多克和新聞集團的其他領導人可能會在新聞和意見人物之間豎起一道更堅固的牆。
約翰·伯奇協最終變得如此極端，並麵臨著足夠的限製，以至於作為一個組織，它逐漸消失了。這是一個熟悉的模式。極右翼經常走向極端，以至於其吸引力下降，並將自己逼到角落。
福克斯的和解可能隻是曇花一現的問責時刻。但總算聊勝於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