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的心理健康幹預係統建設越來越健全，本是一件好事。但在一些大學生眼裏，這個本意是“幫助”的係統，如今卻越來越像一雙無處不在的“眼睛”。
這雙“眼睛”涵蓋了“學校-院係-班級-宿舍/個人”的四層“預警係統”。從開學做的第一份心理健康篩查量表開始，它似乎就注視每一個“狀況異常”的學生，關注著他們的情緒、變故、挫折。等達到某一閾值，有的大學甚至會向學生發出警報：“你的情緒一直不太好，是否該考慮休學了？”
經過封校的餘波，心理幹預係統這雙“眼睛”的存在漸漸被學生們感知——
有人發現，開學做的心理健康篩查量表，讓自己成為輔導員眼中的“重點觀察對象”；有人暴露出心理疾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叫家長”；還有人因為一時衝動在社交媒體上流露“自殺傾向”，會被學校保衛處輪番上門詢問，“要麽休學，要麽陪讀”……
安全感的缺失在學生群體裏蔓延。甚至有學生問：在這個學校裏，是心理問題需要被解決，還是有心理問題的人要被解決？
在大多數高校中，現行的心理健康幹預係統並非憑空而建，其大多數演變自80年代的德育體係，這就導致其無法擺脫“行政化”的束縛。調查顯示，高校中有84%的心理谘詢機構掛靠在學工部（處）等部門，11%掛靠在院係，5%在思想政治教研室。
一位高校心理健康係統中的負責人員說，學校不是幫助學生解決心理問題，而是幫助學生度過校內生活。“隻要確認這個人不出事，危機就解除了。”
“眼睛”的一頭是背過身，偷偷在日記裏寫下困惑與悲傷的大學生；另一頭是伸長了手臂，企圖一點點挽回學生們信任的高校心理谘詢師。但在“眼睛“的注視下，他們似乎誰也拉不住誰，誰也找不到誰。
是篩查，還是舉報？
李舜怎麽也想不到，自己試圖幫助別人心理健康問題的行為，竟成了“舉報”。
幾天前的一個晚上，他在某社交平台上偶然看到一個女孩匿名發求助帖：“想自殺，有沒有什麽方式推薦。”
看到這句話的李舜瞬間清醒了。主修心理學的他，本能地感到一絲不妙。李舜裝作同樣想“自殺”的學生在帖子底下留言：“我也想自殺，要不聊聊？”
沒過多久，李舜的手機彈出一條消息：“好。”女孩簡短地回複道，同時私聊他了一個微信號。
女孩是一位國內名校的大學生，沒經曆過創傷性事件，但因為抑鬱症導致情緒低落，悲觀厭世，也沒有動力就醫服藥。這是歸國不久的李舜第一次麵對與他專業高度相關的求助樣本。他感到雄心勃勃，認定自己能幫到女孩，並準備將自己從國外大學裏學習到的經驗應用到女孩身上。
“一般高校都會有成熟的心理幹預流程，”李舜自信地回複女孩。“比如，帶你看病、學業減免、每周1~2次免費心理谘詢等。”
這是李舜在國外生活中了解到的經驗。他記得，自己學校在開學初就會有類似的流程教育。班上有個同學被確診了抑鬱症後，甚至不需要特別詢問和申請，學校就會有人向他對接學業減免、心理谘詢等資源和服務。“一旦確診了，這些東西都會自己送上門來。”
李舜問女孩，是否願意讓他代替她向學校的心理谘詢室匯報，幫她“對接資源”？
女孩同意了，並把自己的學生證發給了他。李舜照著學生證上的信息打電話給了學校的心理谘詢室。
“這個事情我們了解了，你還挺有愛心的。”電話那頭的老師誇他道，“我們會去核實一下。”
還沒等李舜沾沾自喜，女孩就生氣地在微信裏質問他，到底在跟誰“匯報情況”：“大半夜的，怎麽學校保衛處來了兩撥人找我？”
原來，學校的心理谘詢室將事情告訴了保衛處，保衛處立即把女孩的情況報告給了學辦主任，學辦主任又通知了輔導員。第二天早上，女孩告訴李舜，輔導員不僅跟她室友“核實情況”，同時還聯係了她的家長。輔導員把學校的條例列出來，告訴他們不建議讓女孩繼續上學，“讓我出去就醫，如果就醫後需要住院就住院，不需要住院就建議休學。”
李舜一頭霧水……學辦主任是誰？為什麽通知的不是學校的心理谘詢師？為什麽要和室友核實情況？
沒有時間給李舜懊惱。微信上，女孩反複告訴他，自己受到了各方的壓力，非常絕望：“煩死了，不知道會發生什麽。”她質問李舜，為什麽要跟學校說這個事，讓事態“完全失控”。李舜隻能不斷道歉，向她解釋，自己的出發點真的是幫助她去爭取資源。“我以為我對流程是了解的。”他說。
“你現在說這些有用嗎？”對方回複。
李舜很自責。他將事件的經過告訴了幾個朋友，結果“沒一個人說我做得對”。他清晰地記得，有位朋友甚至直接跟他說：“你這不是向學校舉報她得了抑鬱症嗎？”
後來，李舜從女孩處得知，經與學校協商，通過“家長陪讀”的方式繼續留在學校裏上學。
李舜意識到，自己成了讓事態失控的“始作俑者”。但他也很疑惑，“為什麽學校沒有遵守心理幹預最基本的隱私保護原則？為什麽要讓這麽多不該知道這件事的人，知道這件事？”
當冷靜下來，他覺得這所學校的心理健康幹預流程過於簡單粗暴：“這套流程的出發點是免除責任，並不是真正想解決問題，因此對這個絕望的學生缺乏人文主義關懷，也讓學生對心理幹預流程變得不信任了。“
上海交通大學健康長三角研究院醫療管理與評價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蔣鋒認為，現階段的高校心理健康幹預流程中，“隱私保護”未得到應有重視。
“一些人缺乏這種應對能力和辨別能力，隻知道動員力量阻止事件的發生就行了，而這本該是個專業的幹預過程。雖然跟以前那種不聞不問的狀態相比已經進步很多，但過程可能比較簡單粗暴。”
某大學心理委員劉天認為，高校心理健康幹預流程實際操作上出現的問題，可以歸結於幹預流程的目的，主要是為了不讓學生在在讀期間出事，進而影響學校。所以有些學校不太注重學生隱私，“我們專業的同學比較羞於去找老師，怕自己的事情傳出去。”
在某些學校，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也會影響到其社交生活，甚至是選舉、評優等。
劉天曾經參加過一個社團，在選舉主席時，有一位候選人由於當時的心理狀態不好，“吃了很大的虧”。老師在確定最終人選時，也因為其情緒狀態不佳而將其排除在外。
“評優評先時，在心理層麵上，輔導員如果知道學生心理狀態不佳，總歸在不自覺的情況下，覺得這個學生至少會比別人心理更脆弱一點。”蔣鋒說，“作為健康狀態來說，Ta的心理健康的素養可能要稍微欠缺一點點。”
此外，劉天還發現，在學校裏，心理狀態不好時，除了好朋友會關心一下，其他人知道了，“多少會覺得你這個人稍微有點不正常。”
與八點健聞分享個人經曆的近20位相關學生中，幾乎所有人都表示，自己的心理狀況除了身邊極個別好友知道外，“沒告訴任何人。”
粗暴的幹預和保密的形式化背後，高校裏的心理支持係統，似乎逐漸在學生眼中變成了一套“檢查”係統。這套係統，隱秘又眾所周知。
有些學生不禁問：在學校裏，究竟是心理問題需要被解決，還是有心理問題的人要被解決？
被行政化的高校“心理救援”
無論學生們如何看待，高校“心理健康幹預”仍是流程清晰，規劃明確的。
從入學的“心理健康篩查”開始，整個係統就慢慢展開，編織成一張透明的網，滲透進校園生活裏，覆蓋住每一名學生。
被“篩查”出有異常狀況的學生，會被輔導員戶或是班委“關注”。輔導員會建議學生前往學校的“心理谘詢室”或學院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來做針對性的谘詢等。在危機情況下，某些學校的心理谘詢室也有權力將事情繞過學生，直接“上報”至輔導員、年級指導甚至是家長。
“篩查-關注-檢查-上報”，這套看似完美的係統，在一些學生眼中，卻並不好用。
首先是班級的心理委員。在不同的學校和學生眼裏，他們似乎成了兩個極端——一些學生認為，心理委員像輔導員的“心腹”：“他好像老師的監控，跟老師打小報告。”
而更多的同學發現，心理委員是每個班上存在感最低，卻又非常行政化的班幹部。
小楊當過心理委員。相比起班裏的同學，她接觸更多的，是學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幫學校做一些活動和科普教育，或者在群裏轉發學校的活動通知、推文。
小楊平時工作的受關注度不高，班裏的同學碰到心理問題也不會找她谘詢，“不過倒是會有幾個男生，閑著沒事的時候來找我，嬉皮笑臉地說，‘心理委員，我有心理問題，你幫我解決一下’。”
一些學生認為，心理谘詢室的老師很多“不夠專業”。在一些學校，輔導員們甚至會被安排去心理谘詢室輪值。
陳老師在某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工作。她認為，在一些學校裏，“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谘詢師更加專業：“我們學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老師，一定是學心理學相關專業出身，除了有比較豐富的谘詢經驗，也會更加體諒孩子的處境。”
歸屬於“學生處”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雖然獨立於各個學院的管理，但仍然有其“局限性”。“學校之間的心理工作程度差異較大，”陳老師說。“一些師資力量薄弱的高校，頂多按照國家教育部的要求，1:4000配齊心理谘詢師。但學校領導如果對心理工作不重視，會讓這些老師去兼職一些行政工作。”
在一些高校裏，由於“學生處”的工作繁瑣而辛苦，學校領導會認為從事心理工作的老師“沒那麽多活兒要幹”，就要求他們承擔一部分“學生處”的行政工作，如資助、思政之類，占用他們在心理谘詢上的精力。
馬鍾範等於2007年發表的《大學生心理谘詢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調查發現，部分高校的心理谘詢機構掛靠在團委、學生處等機構。而《高校心理谘詢發展現狀調查研究》指出，被測的高校中有84%的心理谘詢機構掛靠在學工部（處）等部門，11%掛靠在院係，5%在思想政治教研室。
另一方麵，有條件的保密機製，也讓學生們對心理谘詢望而卻步。
夢琪作為學生心理谘詢師，在“朋輩小屋”中工作。她的心理老師告訴她，學生心理谘詢師處理的，應該是更輕的案例。“但實際上，我們可能遇到的是比那些走進心理谘詢室的人情況更嚴重的個案，因為他們可能不信任學校的機製，或者沒有意識到要去找正規的谘詢師谘詢。”
當她想要將處理不了的個案通過“危機轉介”機製轉移到學校的心理谘詢中心時，對方就會表現出強烈的“不信任感”。
但就算是朋輩小屋，也有“突破保密”的機製。夢琪在接待同學們時，會事先告訴對方：“我們聊的東西會保密，我們互相不知道身份，但如果你有自殺或者傷人的傾向的話，我仍然會把它上報。”
在2021年發布的高校心理谘詢中心規範化常用文件《高校心理谘詢知情同意書》中，在“心理谘詢師的責任和義務”裏，“保密例外”的情況包括——1.來訪者有傷害自身或傷害他人的嚴重危險時；2.不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等受到性侵犯或虐待時；3.法律規定需要披露時。
部分高校的心理健康幹預流程，就像一棟打錯了地基的房子，從一開始的出發點就是規避風險，而不是給予幫助與支持。它將學生們圈在高校裏，企圖將一切掌控在手中，防止意外發生，但並沒有想過要將牆上的漏洞補上。
某高校輔導員說，導員隻是發現問題上報，至於後續心理谘詢室如何幹預，“那就是他們的事情了”。“反正你隻要留過你做工作的記錄，比如談話記錄等，就不會追你的責。”
某高校心理谘詢師說，社會中的心理幹預是自願的，“不求不助”，而在高校中，心理谘詢師同樣也承擔著“老師”的角色。他們需要通過更強勁的幹預來維持學生生活的穩定、解決危機：“我們先是老師，才是心理谘詢師。”
蔣鋒認為，站在高校的角度看，不願看見這種現象出現，是毋庸置疑的。“學生在學校裏麵自殺了，學校也肯定脫不了幹係，這是毫無疑問的。誰都不想擔責任，誰都想消滅危機，但處理方式仍然是可以商榷的，它應該有更科學更人性化的處理方式。”
而在某輔導員看來，這種“不想承擔責任”的想法則更為直白：“歸根結底，學校不是幫助學生解決心理問題的地方，學生是來學校讀書的，學校幫助學生順利度過校園生活即可。”
不被看見的“隱秘角落” 被看見後的“無處可去”
從進入學校開始，無論是在教室上課，還是在寢室休息，或是在食堂吃飯，一天24小時，學生們時刻被包裹在一種社會性之中，是事實意義上的群居動物。
因此，心理問題也不簡單是一名學生自己的私事。一旦曝光，很可能成為他/她在眾人眼中的標簽——你知道嗎，XXX得了抑鬱症。
這種標簽對一個人的印象概括程度，甚至足以超越其身上的任何其他屬性。為了避免接受“被標簽化”，以及隨之而來的非議和無濟於事的擔心，一些大學生開始有意避免自己的心理問題“被看見”。
主動向學生伸出援手的高校心理谘詢服務，也會因為這種“病恥感”而不被選擇。
大學生圓圓由於身體原因，經曆了一次大手術，住院期間的恐懼、疼痛和對病情的擔憂使她逐漸開始不受控製地胡思亂想，時常在深夜用力憋住抽泣的想法。由於曾經看過一些新聞，圓圓對自己的情況有了初步的判斷，認為有必要接受一些心理幹預。
即使學校公布了心理谘詢師的排班安排和預約方式，經過反複考慮，圓圓依然沒有選擇前往學校進行谘詢，而是掛了學校附近一家醫院的精神科的號。
“因為我還是害怕，如果學校的心理老師把我的情況告訴了老師和家長，他們會不會擔心？不希望在他們眼中，我還是一個脆弱的、有心理問題的學生。”
而對於那些選擇相信學校心理谘詢服務的學生們來說，如何不被身邊的室友和同學看見，也是必須解決的一個棘手問題。
楊桃所在的學校開通了便捷的心理谘詢預約方式，直接在公眾號上簡單操作就能預約。有一段時間，線下的心理谘詢室沒有開門，她便預約了線上的心理谘詢服務。
然而，在哪裏進行這場谘詢，成了一個新的難題。
大學生活的場所，處處都有“他者”在，想要完全不被看見，屬實難上加難。平時和家人打電話，直接在宿舍打就可以了。但涉及隱私內容的心理谘詢，在宿舍進行，難免會被室友發現，然後迎來她其實並不需要的“關心”和“問候”。
南方的4月，春意漸濃。腦海中浮現過許多地點之後，楊桃最終找到了一個沒有什麽人經過的小花園。這是一個足夠隱秘的地點。
一陣微風吹過，幾篇黃色的樹葉搖搖晃晃地飄落。楊桃發了一條微博：“他們在過春天，而我好像在過秋天。”沒曾想到，這句話被室友看見以後，得到的評論是“你又擱這傷心是吧”。
好在學校的心理谘詢老師足夠細心。他讓楊桃把攝像頭打開，以便觀察她的情緒反應。老師看見她不在宿舍裏，很奇怪，問“你為什麽在外麵”，她隻好回答說“實在找不到地方了”。
和楊桃不同，灰灰在一股勇氣的推動下，選擇了主動讓自己“被看見”。
她大大方方地前往心理谘詢室預約谘詢服務，並且和身邊的導師、同學交流自己的心理情況。但這種強烈的主動性和“被看見”的結果，並沒有預期地導向被期待的輕鬆治療過程。
學校的心理谘詢師建議她一邊服用心理幹預藥物，一邊維持每周一次的谘詢。為了開藥，灰灰在網上仔細搜索過之後，確定了一名感興趣的心理醫生，並前往醫生所在的醫院就診。
但這個時候，新的問題出現了。
有一段療程裏，灰灰每個月的藥物費用需要1000多元，此外還有每次就診的掛號費和診療費。她本科時問過輔導員，校外就醫能不能醫保報銷，得到的答複是“無法報銷，最多一年補貼幾百塊”。而到了研究生階段，連這“幾百塊”都沒有了——學校醫保辦告訴灰灰，她的抑鬱症“是入學前就有的病，學校無法承擔診療費用”。灰灰隻能依靠父母支付這些看病的費用。
不同於大部分軀體疾病診療的醫保報銷機製，醫院的心理谘詢門診常常是自費。對於原本沒有收入來源的學生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圓圓在決定自行就醫後，也遇到了這樣的問題。心理醫生在谘詢之後，針對性地開了一些檢查和治療，費用近千元。但在學校醫保報銷時，圓圓得到的答複是“你掛的是自費門診，所以開出的所有診療，費用都是不報銷的”。
由於不願意讓父母知道這件事，圓圓最終默默從每個月的生活費裏拿出了這筆醫藥費，並放棄了後續的維持治療，“感覺花這麽多錢看病會讓我心情更加不好”。
對於高校學生的心理問題，學校想“看見”的初衷是為學生好的。正如某高校心理谘詢師陳老師所說的，在一所正常的學校，校方和家長的期望都是一致的——讓學生能夠在校園裏安全、健康地成長，學到想要的東西，順利畢業，然後進入社會。
絕大多數的心理谘詢師和輔導員們，也希望學生都能好起來，主動求助，畢竟免費的校內心理服務是更多的學生能夠負擔得起的。
但似乎，從不願“被看見”，到決定“被看見”，仍不是一名大學生心理求助的終點。
被看見了，然後呢，路往哪兒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