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隻將一直撥弄中美關係的“有形之手”已然出現。
很久沒寫國際時評，聊兩句前兩天發生的一件真·國際大事。
當地時間27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415票支持0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通過了一項旨在剝奪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的立法草案。該法案要求美國外交部今後盡一切可能在有美國參與的國際組織中剝奪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並將中國的相關地位修改為“中高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或是“發達國家”。
主持這次投票的，是今年剛上任的眾議長麥卡錫——瞧他姓的這倒黴名字吧，晦氣……
前兩年，國內有些戰狼派“專家”，一直在致力於研究我們和美國可不可以掰掰腕子的問題，搞出了一些諸如“在中國掙2000塊人民幣比在美國掙3000美元幸福！”、“我們可以把美國逼回到農業國去！”之類的研究成果。
現在，這幫人的“美好祈願”終於成為了現實，美國要替我們摘“發展中國家”的帽子了。看來這幫人的嘴真的堪比球王貝利，也算“業界冥燈”吧。
但我相信，任何一個但凡清醒一點的中國人，都知道這絕不是個好消息。
因為在國際上當“發展中國家”，跟過去在國內當貧困縣一樣，雖然名號上似乎不是很好聽，可是確實享受諸多實惠的，僅以21世紀以來對我們經濟發展幫助甚大的WTO（世貿）組織而言，發展中國家相比發達國家的所能享受的優惠待遇就包括但不限於：
1、更高的貿易關稅壁壘。WTO組織在貿易思路上奉行的是美國的自由主義貿易政策，理論上是反對各國對進口的外國商品征收高關稅的，但考慮到發展中國家需要培植本國產業，WTO組織允許發展中國家保持更高的關稅，而不會觸發貿易訴訟。大體上講，目前WTO允許的發達國家的平均進口關稅約為4%，而發展中國家則約為14%，高了整整10個百分點，對很多產業來說是非常致命的。
2、更高的產業補貼。政府撥款、補貼給本國企業辦產業，這件事本來是WTO很忌諱的。但因為發展中國家被默認為各種產業正在發展麽，所以WTO允許發展中國家對一些特殊產品的補貼可以大幅度超過發達國家。這個方便法門對於我國較為特殊的國營-民營特殊產業結構來說尤為重要，前些年我國在光伏、無人機、芯片等高新產業上的發展，很大程度上要仰賴於發展中國家身份帶來的補貼優勢。
3、更不敏感的反傾銷訴訟觸發機製。傾銷也就是商家不合理的壓低自己商品的價格，以打壓自己的同行業競爭對手。WTO的反傾銷訴訟是非常厲害的，美歐日之間互打的那些反傾銷訴訟經常是一場官司就決定了一個國家某項產業的興衰。但由於發展中國家在人力、土地、能源等成本上相較於發達國家存在客觀優勢，所以一個國家在有發展中國家這層身份加持時，其出口產品依靠價格優勢占領外國市場更不容易觸發反傾銷訴訟，WTO有時甚至允許發展中國家以低於本國市場的價格在發達國家銷售產品——如果這件事反過來，則一定會被判定為傾銷。
此外還有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義務、世界銀行的低息貸款、保護知識產權和碳排放法令的延期執行等等等。
總的來說，像WTO這樣的國際組織，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是非常“雙標”的，這些國際組織為了“拉客”，吸引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加入到世界的“遊戲池子”中去，給了發展中國家很多“優惠券”，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過去的這40多年，其實是在拿著這些優惠券在這個場子裏轉。而現在美國國會新通過的這個草案的意思，就是敦促美國政府將中國手中的“優惠卡”收回去。就像提出該草案的美國共和黨議員所宣稱的：“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既然美國被視為發達國家對待，那麽中國為什麽不？”——甭管我們覺得這個道理對不對，看來美國的議員們已經鐵了心這樣想了。
自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始之後，類似的動議，甭管是否立法，美國人已經在執行了，前任美國總統特朗普任期內一直嚷著要跟中國“對等貿易”，說來說去其實也無非就是這個意思。
隻不過在特朗普的時代，老川要求的更多是“自掃門前雪”——我跟你做生意時不把你當發展中國家就是了。
這個做法有漏洞，它容易導致中美之間的直接貿易向通過第三國的轉口貿易變化，並撕裂美國與其傳統盟友之間的分歧。
而四年之後，美國現在的戰略更升了一格，想通過直接取消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讓全世界都不再認我們這個身份，所以如果真的拜登簽字讓其生效了，這招比特朗普當年還要更狠一些。
但，怎麽說呢？如前所述，這個戰略美國人一直在做。此次法案的通過，也無非就是“補個手續”而已，就其本身來講，新聞價值反而有限。
此事真正耐人尋味的地方，是美國國會眾議院居然全票通過了這個議案，415票支持，0票反對。
這個奇聞，值得好好說道一下。
稍微了解一點美國國會尤其是眾議院運作機製的話，你就能意識到這個投票結果是多麽驚人——在這套機製下，全票通過是非常難以發生的，一個議案往往越是大家都覺得該通過，那些持反對意見的少數派反而越有動力同投反對票以彰顯自己的“卓爾不群”，因為投票結果是要留下來存檔的，如果這個大家都認為對的議案將來闖了禍，投反對票的這少數議員就會成為“孤勇者”，獲得極大的聲望。尤其是在眾議院，由於黨團約束沒有參議院那樣嚴苛，很容易出現這種“孤獨少數派”。
所以你看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時，美國眾議院投票表決對日宣戰議案，結果是388票讚成，居然出現了一張反對票。投這張反對票的眾議員珍妮特·皮克林·蘭金。
你說日本鬼子都不講武德的偷襲你國家了，你還反對對日宣戰，你這不是妥妥的漢奸、啊不，美奸行為麽？
但珍妮特有自己的想法，她說我是美國第一位國會女議員，我的任務就是代表女性在國會表達觀點，而“作為一個女人，我不能參加戰爭，我也拒絕派其他人去。”
所以美國國會表決中，“壓倒性多數”是常見的，但全票通過是非常罕見的。這次的新聞，相比於議案本身，更“破天荒”的其實是在這一點上——一說要剝奪中國發展中國家身份，他們居然全票通過，連一個唱反調的都沒有！
劃重點，這是珍珠港事變時都沒有達成的空前一致。
與很多人想當然的不同，想產生這種空前的一致，光靠美國國內輿論對華的不友好，是不夠的。在美國國會的運作機製下，這樣的結果，一定是有一個跨黨派的俱樂部（聯盟）事先定策才能搞出來的。甚至“全票讚同”這個結果，與其說是表決，倒不如說更像某種“示威”，它就是要用這個結果彰顯這個聯盟的強大。
而這個聯盟，美國人其實是擺在明處的。那就是今年1月10日，美國眾議院剛剛成立的“中美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簡稱“中國委員會”）。
很多中國國際問題分析者在觀察美國國會時喜歡比較民主、共和兩黨在國會中的席位比例，並以這個比例預判某些議案是否會通過。但真正掌握國會立法中最關鍵一環的，可能反而是不被很多人重視的各種“委員會”。
美國國會玩了兩百年，肯定不是一個隻管開會投票的散碎組織，參眾兩院內部有各種常設或特設的委員會，主管國家的不同細分領域，比如眾議院就常設農業、軍事、商業、教育等一堆的“常設委員會”。這些委員會都是跨黨派的，議員提出的相關議案，一般要先交由這些“委員會”進行審議，兩黨在委員會內達成初步的協調之後再交給的國會正式表決。
各個委員會在這個過程中，會向議員們對議案進行解釋、說明、背書、甚至“推銷”。
形象一點說，如果美國國會是一台收音機，那麽各個委員會相當於一個議案的“三極管放大器”。隻有獲得相關委員會支持的議案，才有望在國會上獲得通過。
同理，一個委員會的影響力越強，它所支持的議案付諸國會表決時，就會形成越明顯的壓倒性優勢。
看美劇《紙牌屋》，你能感受到委員會在國會中是多麽重要的存在了。
明了了這個背景，我們再重新審視這則新聞，415：0，這個看似完全不必要的投票結果背後，傳達的是什麽信息呢？
是這個新生的“中美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正在用這種方式展現它超強的影響力。
而這個待遇，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比美國國會認定中國為“發達國家”更“給麵子”的。因為你要知道，在美國曆史上，國會針對一個他國單獨設立一個“特設委員會”，這是絕無僅有的事情。
這個待遇甚至連冷戰時代的蘇聯都沒有享受過——
冷戰高峰時代，在蘇聯威脅最強力的時候，美國國會的確曾有過動議，想設置一個“特設委員會”來製定對蘇戰略。
但是，這個動議報到時任總統艾森豪威爾那裏被否決掉了，艾森豪威爾意識到，一旦國會中設置這個委員會，那麽美蘇之間的對抗就會固化為一種“國策”——招了這麽幫國會老爺來，你總得讓他們幹事兒吧，而這個特設委員會既然是針對蘇聯的，那當然就是批量的各種法案怎麽搞對抗。
艾森豪威爾覺得這可不行，第一，他認為美國對蘇外交還要保持一定柔性。第二，可能他內心裏覺得蘇聯的威脅還不至於把美國逼到這份兒上。
冷戰時期的美蘇矛盾是被雙方精細調控的。
於是最後他搞了個替代品——在白宮頂層的日光浴室接見國會要員和自己的政府顧問，讓立法與行政權在對蘇相關問題上協調立場。這個非正式的設計於是被戲稱為“日光浴委員會”。
此例後來延為定製，最終美國是通過這個“半吊子委員會”，把冷戰將就過去的。
而現在，美國人冷戰時對蘇聯都沒有的待遇，拿來“招待”了中國——搞了個對華特設委員會，還讓這個委員會推的第一個大議案就高票通過了……
說好聽點，這夠給咱麵子的。
說不好聽的，中美之間未來麵臨的關係固化的風險，從現在起，甚至可能強於冷戰時代的美蘇之間了。
與這種關係固化風險相比，掠奪發展中國家待遇真的不算什麽大新聞，更值得關注的是這個“下馬威”之後更多的後招。作為（自居為）羅馬帝國的繼承者，美國在外交政策的執行上是非常講求連續性的，當他們提出一個類似“迦太基必須毀滅”的方針，並為此專門設置一套體係之後，這個體係一定會由弱漸強逐次的打一套組合拳。
這個組合拳的彼端有一個目標，它是清晰、公開、且可量化的。
就像德國老兵回憶二戰中美軍的進攻習慣一樣：“當你聽到他們扔出一個手雷，一定要趕緊臥倒做準備，因為後麵肯定是機關槍、噴火器、甚至炮火覆蓋，美國人是不會輕易算完的。”
所以我們當然不該為“成為發達國家”欣喜，但簡單的止於討論“發展中國家福利券沒了以後咋辦？”也意義不大，更值得關注的，是當“對華特設委員會”這門炮已經架起來之後，它的下一發炮彈會打向哪裏，如何應對。
這兩天我在讀戰略學者徐棄鬱先生寫的《帝國定型：美國的1890-1900》一書。
在這本書當中，徐老師其實講了百年前美國的“成長的煩惱”，當時的美國其實也是“活到了坎兒上”，當時的世界霸主英國也製定了一係列的圍堵、限製政策，張開落網等待美國自己頭鐵的上去“撞緊氣”。
但當時的美國非常聰明的一點，就是它沒有去按照英國設定好的思路進行對抗。反而更加徹底貫徹了自身以開放為主軸的“海洋帝國”（或曰“門戶開放”）政策，主動降低自身的關稅，向世界開放自身的市場，並反過來以自己龐大的市場為籌碼，撬動與霸主之間關係的鬆動與軟化。最終，美國的十年帝國轉型期是起於“邊疆關閉”，終於“門戶開放”，在與英國關係鬥而不破的基礎上，兵不血刃的駛過了經濟實力從“老二”向“老大”轉型的險灘。
這個過程你仔細想想是符合經濟規律的，因為經濟的發展有自己的生命，它喜歡開放、自由的流通，而厭惡封閉。所以當你的對手與你一起開放的時候，你應該開放，當你的對手開始圍堵時，你更應該開放。唯有如此，你才能招來繁榮在你這裏棲居，最終通過繁榮挫敗窒息你的圖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麵對世界時一直有一個身份前提，那就是“發展中國家”。現在這個身份有可能得不到一些國家的認可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也在遭遇一輪“邊疆關閉”。但我們自己不應當亂了方寸，無論如何，願我們沿著開放繁榮的路走下去。
應對挑戰，唯有此路，方是通途。
全文完